刘沂伦：师大女附中文革初期二三事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是师大女附中高三1班的学生。我曾经写过一个关于文革初期两年的回忆，其中包括“校长之死”，是2000年我退休后开始写的，后来又不断回忆修改，纠正记忆上的误差。现在我把当年的亲眼所见重新整理写下这篇证言，个别细节可能还是会有误差，但是我所说的主要内容都是真实的。我不是基督徒，否则可以在上帝面前发誓，现在我只能以我的人格保证我说的是真话。

（一）关于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组织

1966年7月下旬我和大多数同学被安排到邢台某部队参加军训，7月31日部队开了一个庆祝“八.一”建军节的大会，大会最后宣布接上级指示军训提前结束。本来是8月1日开庆祝会，因为接到北京方面的指示，就提前一天召开了。部队首长在会上做了一个报告，我记得其中提到：我们要在党的领导下有领导有组织地进行文化大革命。这句话和之前我在学校里听到的工作组领导在各种场合说的话精神一致，按说不应该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但是，第二天我们就回北京了，从永定门车站走回学校，进了校门就发现学校里的气氛大不一样。听说工作组撤走了，也没有人向我们宣布休息几天然后如何如何，或者某天到校开个什么会之类的话，大家就地解散就没人管了，总之是既没有领导也没有组织。所以，关于“在党的领导下有领导有组织地进行文化大革命”这话让我记住了。

学校宿舍楼前墙壁上挂着很大的一副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旁边还有一张大字报，题目用红墨水写着：“自来红们站起来！”文章好像是从别的学校抄过来的，大意是，我们是革命后代，从一出生就是红色的，是天然的革命者，云云。

学校里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发起人是梁二同她们反工作组的一些同学，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我们当时管她们叫“主义兵”。不过反工作组的同学并不等于就是“主义兵”，我的好朋友王丽莎在7月份是反工作组的，但是她好像就没有参加“主义兵”，起码不常和她们一起活动，倒是经常和我在一起到处看大字报，聊天传递各种消息。我那时对“主义兵”心存羡慕，觉得她们站对了路线，是革命左派。我没有反工作组，自然就不能参加主义兵，能参加的同学很少。

除此之外，8月初的几天学校里有没有其他的学生组织，我没有印象，如果有，可能也是很小范围，比如某班级的同学组织一个什么“战斗队”，至于全校性的红卫兵组织，我没有印象。我自认为是红卫兵，好像还是在“8.18”天安门广场大会前后，以后我才开始热衷于做袖章，到处乱跑，以红卫兵自居去参加关于“对联”的辩论，看其他学校的大字报，看大学里的批斗会。师大女附中除“主义兵”之外的大多数红卫兵应该和我差不多，自认为是红卫兵，但是也没有什么组织程序，也没有谁是领袖，只要自己出身是所谓“红五类”就可以自认为红卫兵。如果有一天被人揭发说你父亲有问题，被打倒了，那你就不能自称“红卫兵”了。

一般情况下，如果正式成立一个红卫兵组织，都会贴出一张大字报，给自己的组织起个名称，就像“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红旗战斗队”，还有后来大学里的什么“井冈山”，“公社”之类的，不会没有任何名称的。但是师大女附中在那个夏秋季除了“主义兵”，我不记得还有全校性的组织。“8.18”之后“红卫兵”们热衷于辩论对联，抄家斗黑五类，也有人在学校里批斗老师和出身不好的同学，但是做这些事不需要“有领导有组织”，那时候的时髦话语是“自己闹革命”，几个出身好的同学就可以结伴去“闹革命”，根本不需要谁来批准。8月底9月初因为外地学生强烈要求来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毛就说让他们来，也可以让北京的孩子出去，这样就开始大串联，能出去的都跑出去了，学校里经常是冷冷清清没什么事情。

梁二同她们基本不在学校活动，我记得有一次在宿舍看见她们，也是准备开什么会，有什么事要内部商量，我呆了一会儿就离开了。所以，“8.5”事件和这个“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也没什么干系，说“8月5日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打死了自己的校长”，这话至少不够严谨。

（二）关于卞校长之死

1966年8月5日发生打死校长的事，那天下午我在学校，是个在场者。当时发生的事情有几个场景我记得很清楚。

那天中午我到学校，和同班同学王丽莎，高三2班的朱忠丹，李××（名字实在想不起来），我记得还有一个同学也是高三2班的，我们几个人在学校大操场南面宿舍楼的北门廊檐下聊天，那地方阴凉还有点风。那天天气很好，也很热，阳光灿烂。

我先解释一下为什么高三1班的我会和高三2班的几个同学（当然都是干部子弟）经常在一起。我是上高二时转到师大女附中的，高一在杭州一中读书，到了上高三时，我在杭州读高一时的同班同学林平芬（林乎加的女儿）也随父亲调动转到北京，就在高三2班，这样我经常在下课时到隔壁2班去找她聊天，说几句杭州话，就认识了她们班的几个同学。另外，工作组撤后，实际上同学之间的年级班级界线无形中也消失了，几乎是看见谁就在一起说说话或者凑一块去哪里看看热闹，我和宋彬彬也是这样经常碰到一起说话聊天的。

正聊着天，我们就听见东边礼堂里有嚷嚷的声音传来，嚷嚷什么虽然听不清，但是那个时代不用听清也知道是在开批斗会，肯定是批斗校长老师了。因为无领导无组织，我们事先也不知道今天有这个批斗会，就互相问：谁组织的？有同学说好像都是高一的小孩，不认识。知道某位同学是高一的但是不认识，这在学校里很正常。

过了一会儿，就看见一队人从礼堂里出来，都是校长老师，旁边是继续吆喝的同学。我们就知道这是要“游街”了。

走在最前面的是卞仲耘，然后是胡志涛，这两位（副）校长全校同学都认识，后面的顺序我记忆不准，但是我记住的老师是基本准确的，有汪玉冰，因为头一年秋天我们下乡劳动她和我们班同住一室，她很有趣；梅树民，他主管高中学生，特别是毕业班的事；还有教过我们的语文老师（姓李）和物理老师张继恒（大家习惯称她张先生），还有副校长刘致平，因为常年戴着帽子我记住了他。

在旁边驱赶吆喝的学生我一个都不认识，显然都不是高三或者中五（试验）年级的，有些孩子很小，看上去就是初一初二的孩子。

游街的校长老师手里拿着脸盆，搪瓷盆之类的，都是从食堂搞来的，还拿着木棍或汤勺，有的老师拿着簸箕笤帚，学生们命令他们一边敲着脸盆簸箕一边喊着“我是黑帮，我有罪，我该死”，旁边的女孩子们则嚷嚷着：“大声喊！”“快走！”

队伍从礼堂西门出来，顺着操场跑道向西走，走到靠近校门该拐弯时，有点走不动了，天气晴朗，在阳光下站着都感觉热。卞校长在最前面，我当时不知道她和胡校长头天已经被批斗并且挨打了，但是我早就听说卞校长身体不好，有高血压糖尿病之类的病，总之她首先就走不动了，步履迟缓，再说所有的老师在这种情况下心情肯定都是备受压抑，也不可能走很快，而且也不肯大声喊自己是黑帮等侮辱性的口号，这样，那些女孩子就不耐烦，开始动手打人了。

第一个动手的是谁我肯定说不出，因为第一不认识那些女生，第二我们只看到队伍的一边，但是我还有印象，一个比较小的女孩子夺过一个老师手里的棍子照着老师头上打去，很快，很多女孩子都开始夺过棍子笤帚打校长老师或者拳打脚踢，队伍开始乱起来。这时我们中有人说：“哎哟，打人了。”“坏了，打人了。”我们就跑过去。

跑在最前面的是朱忠丹和王丽莎，朱忠丹上前劝阻，但是无效；我站在王丽莎旁边，王丽莎拉住一个女孩子的手说：“别，别打人。”那个女孩子回头瞪了我们俩一眼，说：“你们站在什么立场上，什么出身？”她的意思，如果你们是“红五类”就不应该同情“黑帮”，她这么一说，我们也没再说话，我们出身好，应该站稳阶级立场，同情“黑帮”，那岂不是不革命的表现？

我在学校里是个很不出色的学生，任何事都不会走在前面，所以我必须承认的是，当时我虽然没有伸一拳加一脚，甚至都没有说什么话，但是，我也没有任何劝阻的行为，我做了一个旁观者。

当时我看见宋彬彬在我们旁边，也拉住一个女孩子的胳膊说不要打人。我那个时候对宋彬彬印象很深，因为文革前她是学生会干部，工作组时期她也是学生干部，另外，宋彬彬是个很好接触的同学，你和她在一起没有高下之分的感觉，所以大家都喜欢和她说话聊天，我们虽然不在一个班，但是也很容易就认识了。

我想把当时的情况再描述细致一些，以证明我为什么对宋彬彬印象很深，甚至记忆里觉得她一直和我们在一起。

那些女孩子开始打人时，游街队伍刚走到操场的西端快拐弯的地方，基本上还是由东向西的队形，我们是在南面宿舍楼看见的，所以跑过去时站在队伍的南边，北边也有打人的也有劝说的，我看见宋彬彬时，她在我和王丽莎、朱忠丹、李××我们旁边，具体说位置就是靠东边一点，当时虽然开始乱了，但是基本状态，我们几个人的所处的基本位置就是这样。

后来那些女孩子怎么把老师分散拉开到各处的，我已经记不清了，我记住了几个场景。我是一个农民出身的革命军人的后代，我父亲虽然批评那条对联是“瞎说八道”，但是十几年我所受的教育基本上就是仇恨和阶级斗争，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并不是一个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青年。既便如此，有几个场景还是跌出了我本不算高的底线，所以我记得很清楚。

刘致平（男，副校长）

印象里刘致平不常和学生打交道，他因为谢顶，常年带着一顶帽子。当队伍还没有完全散开时，有女孩子用棍子把他的帽子（解放帽）挑开，露出没头发的脑袋，女孩子们哈哈大笑骂道：“秃驴，秃驴！”有人就用棍子打他的头。

胡志涛（女，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

学校操场的北面是一排平房，我记得有几间屋子放着体育器材，篮球排球等，平房的东面是自行车存车棚，再往东就是一个厕所，紧挨着学校的北墙。胡校长就被一群女孩子拉到那个厕所去，那时的厕所很简陋，一排蹲坑，每个坑上面有一个带着长棍把手的木盖，防蝇隔味。当时学校里还没有大乱，很多老师校工还是按照习惯每天上班，所以厕所还是打扫得比较干净的。胡校长就被命令擦洗蹲坑的木盖子。她被许多女孩子推来搡去，她上身是一件浅色的短袖衬衫，配一条很漂亮的黑色长裙，颜色很正，但是我看见时那黑色的长裙已被撕裂到腰部，露出了里面浅粉色的内裤。现场既没有抹布也没有水，不知道女孩子们要她如何“清洗打扫”，胡校长只好咬紧牙关用手指甲去抠那盖上黑色的污垢。就这样，女孩子们还是不依不饶围着她不停地连打带骂，几乎要把她推进茅坑了。

汪玉冰（女，教导处主任）

学校的南教学楼很宽敞，水门汀地面，我到那里时看见汪校长被逼迫搬着一个大花盆从二楼下来，那花盆直径40厘米左右，种着木本花，相当的重，本来是摆放在后花园里的，我估计是那些女孩子命令汪校长搬到南楼楼上，又命令她再搬下楼。汪校长比较胖，我想也是很疲劳体力不支了，下楼时步履蹒跚一步一挪，后面女孩子们也是连打带骂催促着“快点”！结果她还差几个台阶时一个趔趄就摔倒在地，她整个人摔倒在地上，那不幸的花盆也“砰”地一声摔裂开来，女孩子们带着狂风暴雨般的叫骂声扑向汪主任，拳打脚踢。

卞仲耘（女，副校长兼党总支书记）

太阳快落山时，有人告诉我们卞仲耘晕倒在后操场那儿。

我们到后操场去，在后门（朝北的一个门）附近看见卞仲耘瘫在一个平板车上，其状况只可用四个字形容：惨不忍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