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伦佐：“文革”中造反派与右派的真实关系

两个尖锐的年头接踵而至：2006年--"文革"爆发四十周年，2007年--"反右"发生五十周年。两个运动相隔九年时间，都是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发动和领导，暴露出的反人性、反现代性的险恶性质，如出一辙。然而，对于"文革"四十周年，人们只能用沉默来祭奠；对于"反右"五十周年，人们却以抗议无端迫害和要求彻底平反的方式进行了有声的纪念。其中差异，似乎来自"文革"的复杂性。例如人们常说：1966年10月－1968年8月的民众造反运动，不只冲击了中共的各级当权者，而且也迫害了包括"右派"在内的广大知识分子。

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文革"中，造反派与"右派"的真实关系究竟怎样？

当我们要求中共为"右派"彻底平反之时，似有必要澄清这个历史遗留问题。

说实话，想到这个问题就令人心寒。不是没有真相可言，而是因为几十年来，人们基于附势心理的误记、误言和误断对事实真相的太多歪曲。

事实明摆着：1966年10月以前，造反派的前身--下层黑色和麻色青年人群，就因为与当年"右派"们同样的出身和言论而被打"小右派"，同"老右派"一起遭受各级当权派、工作组和官办红卫兵的迫害。这之后，他们起来造反的主要对象，又正是当年将55万知识分子直接打成"右派"并对其使尽专政手段的各级当权派。三年造反期间，由于大方向是斗"走资派"，加上同病相怜，他们对"右派"实为避而远之，从未像官办红卫兵那样残酷地进行迫害。

凡是自我稍为真实和良知尚未丧失的人，都应该从历史真实和心理真实的双重角度，承认或至少默认这一事实。

然而，在"右派"们的回忆文字中，至今为止，我只看见被视为政治异化的丁玲、刘绍棠和被誉为刚直不阿的刘宾雁、邵燕祥，摸着良心说了真话。此外，无论普通人还是文化名流，大多是所谓"遭受造反派迫害"的昧心之言。

我记得丁玲和刘绍棠二人从未自撰受造反派迫害的光荣事迹，反而在有关文字中坦言造反青年曾经关照过自己或保护过自己的文稿。

刘宾雁没有说自己与造反派的关系，而是谈自己对造反派的认知，在上个世纪80年代那篇引起巨大争议的报告文学作品《未完成的埋葬》里。他写的是上海海运学院的事。通过调查分析，他发现至少在该学院："文革"中的造反派大多是"文革"初期及此前政治运动的挨整者，1966年秋至1968年夏造反并得势，1968年"工宣队"进校后重新失势并再度成为挨整对象，"文革"结束后继续挨整。与此相反，"文革"中的保守派，大多是"文革"初期及此前政治运动的整人者，1966年秋至1968年夏失势并受压，1968年"工宣队"进校后重新得势并再度整造反派，"文革"结束后继续整人。〔1〕

这篇报告文学后来受到批判和追究，因为它触及到了历史的真实。

邵燕祥1959年9月由中央广播事业局摘掉"右派"帽子。"文革"初期的1966年6－12月，被中央广播电视剧团官方"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重新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并开除公职监督劳动。1967年2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中央广播事业局造反派"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的下属组织--"广播电视剧团战斗队"，宣布官方"文革小组"对他的"戴帽"处理无效。剧团群众组织分为两派，保守派反对为他"平反"，造反派坚持为他"平反"。邵燕祥坦言"我在感情上是倾向后者的"。1967年2月起，为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利和政治权利，他也起来造反了--写大字报批判迫害自己的剧团当权派。〔2〕

凭我所了解"右派"们的敏感、善良和正直，我不相信他们宁肯与历来整人的当权者尽弃前嫌，也不愿对后来挨整的造反者表示同情。须知，这些当权者也曾整过他们，这些造反者也曾同他们一起挨整。"文革"前期的造反者曾因政治机遇而风光一时，但他们造反的对象主要是过去同样整过"右派"的人。我不相信"右派"们不曾暗自高兴，我不相信"右派"们不曾产生内心的共鸣，我不相信"右派"们不曾为他们的最终结局隐隐担心。因为这有违心理的真实，我不相信。除非这些知识分子作为人应有的七情六欲已经被政治说教式的虚假观念彻底代替。

我相信狱中的胡风拒绝过对周扬这位曾经置自己于死地的文化官僚落井下石。但是，除了有污人品的卑劣之举，我不相信他从未有过一丝暗自的快慰，除非他已处于精神分裂的边缘。

我更相信胡风的弟子--在"整风"、"反胡风"和"反右"三个运动中连续挨整的军旅诗人胡征，在"文革"中对整人者采取造反之举的合情合理。因为这更符合人性的真实和心理的逻辑。

遗憾的是，偏偏有人为了成全自己观念的崇高，不惜牺牲别人心理的真实。

新进学人李辉在其《风雨中的雕像》一书中，有一段描写萧乾1966年6月间有关心态的文字：

6月，他和首都许多文化界人士一起，都集中到社会主义学院，几百名昔日名人，在高高的院墙里，度着还算正常平静的日日夜夜。那时的萧乾，心里获得了1957年以来的第一次满足。这个"右派"分子，看到当年把自己打成右派的人，和自己关在一个院子里，过着和自己一样的生活，看到昔日对自己发号施令，耻于与自己为伍的人，现在和自己处于同样的地位，他高兴了，甚至还颇为欣慰地对妻子说：都一样了，都一样了。

尽管萧乾为之欣慰的，仅仅是被毛泽东支持上层红色子弟揪出来的文化官僚们，但也同样在情理之中，完全属于一个正常人的真实心理反应。可是，李辉硬要将其定论为："这是一种扭曲的心态。政治风云的磨难，无形之中已经淡化了他心底善良的愿望。这善良，人类宝贵的同情心，悄然间被他潜藏着的报复心理所淹没。"〔3〕

李辉在同一本书中对其他主人公相关心态的评论，也持同样的见解。

这是对真实人性的观念式扭曲。其实，人的如此心态，勿须"政治风云"打磨，就是日常纠葛也会导致。作者如果没有兴趣了解心理学常识，尽可设身处地内省一下自己的心理世界：如果自己是萧乾，当时的正常反应会不会那么崇高？作家虽有解释他人内心世界的思想权力，然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应该成为其中的准则，否则必将失真--从作者的观念到人物对象的内心。

我愿以几件生活中的真人真事，来具体说明当年"右派"与造反派的真实关系。

我所在城市近郊有一个地区农科所，集中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数百名"右派分子"。1966年11月造反派兴起之后，他们中的"摘帽"者纷纷起来造反并成立了跨单位跨行业的造反组织--"一二七沧桑战斗团"，未摘帽者虽然无权参加组织，但大多倾向于他们的观点，并暗地出谋画策。造反之初，他们思想和行为的激进在这座城市非常著名，以至1967年"二月镇反"时被定为本地第二号"反革命组织"，遭到最残酷的镇压。尽管后来为了政治合法性，他们吸收了不少原保守派中的工农分子加入组织，并主动退居次要位置，但他们激进的造反倾向，一直保持到1969年单位革委会成立。

大学同学邹某，其父系某省戏剧学院流放到本城农科所劳动改造的"右派"。1983年，邹某向我讲起"文革"中造反派对其家庭的歧视和迫害。我就自己所知的事实告诉他：其母参加了单位造反派，其父实为农科所造反组织的幕后参谋，他们从未遭受过造反派的歧视或迫害。相反，有两位喜欢文学的造反青年一度成为他家的常客，一直以"老师"和"师母"尊称其父母。要说受迫害，那是因为这两个造反青年1971年在"一批双清"运动中被审查而使其父母受到牵连。但整其父母的不是造反派而是掌权军人。邹某少年时的记忆苏醒，连称属实。

街道造反青年Y，1969年偶获1957年出版的《星星》诗刊一本，读后深为被打成"大右派"的流沙河抱不平。随之竟以一套《鲁迅全集》从朋友手中换得停刊前的《星星》诗刊全套--不惜以"合法"换"非法"，而且一直珍藏。1981年，已是诗人的他借调到《星星》编辑部工作，有幸与流沙河面识，渐成知交。谈起这段换书往事，以及为躲避全城大搜查而多次转移藏书地点的经历，流沙河深为感动，并为有人敢于在"文革"中珍藏下《星星》全套而大为称奇。他随后将这套《星星》送给了流沙河。

工厂造反青年Z，1973年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在地区医院内科主任职位被打成"大右派"的医生张敦仁，二人遂成忘年交。政治和经济，历史和现实，国家和个人，无所不谈，情谊之深，几达数日不见即感寂寞之状。敦老之兄张默生，系原西南文联副主席及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1957年因替流沙河《草木篇》鸣冤，被毛泽东点名批判打成"大右派"。默老1974年来乃弟家中作客，敦老即将忘年交引介给兄长。Z假托《悼鲁迅》之名作抒怀言志七言排律一首请教，诗中隐含了不满黑暗现实、坚持思想探索、追求人生价值的意旨。默老读后连声称赞，并手书一份带回。诗如下：

风满三更横缁衣，

月照九州展素尺。

寂寞暗地埋旧事，

彷徨深处发新枝。

霜凝纸上云雨醒，

雷鸣笔下春秋驰。

一枕何付潇湘梦，

千古不朽国魂诗。

同年，Z的胞弟与另一朋友前往省城拜望默老。临别，默老笔书对句转赠于Z："到人之所未到，言人之所未言。"殷切之望跃然纸上。"文革"结束后，默、敦二老相继平反。Z不愿以现在身份牵连于人，遂于1977年与他们中断交往。默老后来逝世。敦老仍健在并任地区政协常委，多次捎口信让Z去看他，但Z心有苦衷一直回避。

1971年"一批双清"运动中，我在监狱里认识了两位"右派"难友。他俩一名钟子鲂，一名肖庆伟，在此前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捕，罪名皆为"用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腐蚀青年"。他们早我半年入狱，现与我同室而囚。二人得知我的名字，皆言一直很关注我的动向，曾托人介绍相识，但始终未成，不想今日相会狱中。我同样久闻其名，有心请教，想不到心愿竟在此时此地达成。钟原系某军区《战友》报主编，大尉军衔，1950年代受到毛泽东称赞的"逢山开路，遇水造桥"口号就是由他提出。肖原系省城某高校哲学系讲师。他们皆因1957年打成"右派"而流放本市农科所劳动改造。二人对社会与人生颇有见解，特别是肖与下层黑色子女多有交往并颇多指点与启迪。正处青春迷茫期的我，久旱逢雨一般从他们身上汲取真知的点点滴滴。追溯足迹，我思想的旅程就是从那里迈出最初的一步。

说到下层民众造反之事，二人从不隐瞒支持心态，但更充满担忧。一日相互和诗，肖和我七律一首：

方刚血气南冠诗，

遗恨白帝滩上石。

英雄亦作黄梁梦，

美女不少薄命事。

战罢夷狄藏书剑，

了却君王敛行志。

大马金刀名将在，

况尔龙泉只三尺。

1、2句，先赞我反对官方"批清"运动的大字报，后惜我入狱之事。3、4句，感叹共同的造反空想。5、6句，自喻"大鸣大放"后即与毛体制决裂而甘为隐士。7、8句，再叹官僚势力太强大，造反派难以成事。

半年后，二人分别被判刑离我而去，终未再见。

据传，1970年代末二人的"反革命"罪名和"右派"身份皆获平反。钟大喜过望，狂饮之时突然辞世；肖欣喜若狂，投河自沉而亡。倘若传闻属实，就将这段文字作为我对他们的小小怀念。我希望传闻是假，他们平反后依然健康、愉快、热情地生活着。在这座城市黑雾弥漫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