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剑锋：蒯大富：落幕以后

庚寅年初春，余之深圳，过访蒯大富氏，盘桓数日，作促膝谈，乃有此文之出。所须托言者，褒贬臧否，非余区区一介写字人之职志，不付诸史家之笔乘，即付之于东流。余之片言点墨，非为其他，聊作记闻，仅止有限之观睹耳。是为记。

一

站在阳台上俯瞰，大半个现代都市尽在眼底。极目远方，蔚蓝色的海岸线隐约在望，水、天、楼群，交相辉映，别有一番韵味。这是蒯大富家的阳台。楼是1995年落成的，属于深圳市当时的高端住宅区，整套房屋，厅堂轩敞，怎么也不下200平米。2001年，蒯大富斥资买入，这可谓成功的手笔。

“那时候是最便宜的，8000块每平米，现在是20000块。这个位置非常好，前面是香港的大海，后面是世界广场。”罗晓波和我们在阳台上即景闲聊，谈笑风生，“那时候没有投资意识，我们就是要房住，就买了一套。要知道房地产发展成现在这样，那时候按揭买它三套，呵呵。”

罗晓波是蒯大富的太太，小她丈夫17岁，一个个头瘦小、皮肤黝黑的女人，性情爽快，精明能干，交际能力极强。那时正是元旦季，深圳温度适中，她穿着一件洗旧了的桃红色卫衣，捋着两只袖子，下身是一条深色运动裤，腹间别着一只黑色的腰包，像个混在菜市场上的小商贩那样。额门高高的，微笑时会浮现皱纹。她将头发往后梳紧，然后随便扎成一个喜鹊尾巴状。浑身上下简便得没有一点多余的装扮，素颜示人，未施脂粉，似乎不屑于保养，皮肤松驰，脸部骨骼明显，不同于一般养尊处优的太太们。

罗晓波毕业于北京大学。1988年，在机电部南京55所工作的她经人介绍，与当年正流放在宁夏的蒯大富结识，并于是年只身赴宁与之结婚定居。整个过程，只用了100天时间，一场名符其实的“闪婚”。

曾是红小兵的罗，这样解释她何以不顾一切要嫁给一个前景黑暗的“罪犯”的动因，“别人介绍给我的时候，我就是好奇。”

在深圳这样一个商业观念高度发达的都市，对于金钱的追捧氛围压倒一切。他们夫妻也是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多年的人，说起生意来就像说书那样随意自在。

“我们是做产品开发和网络的，现在做移动办公系统，都是暴利行业。赚钱要看运气，做互联网行业我没有忽悠到，要拿到一笔风投就好了，肯定高薪咯。没拿到，没有像人家那样暴发。”罗晓波语速极快，很有谈吐欲，说话几乎不停顿，似乎在谈论一桩成年人的消谴玩乐，“做移动内容供应商的时候，我是做得比较好的，后来把股权卖了，那个还挺好玩儿的。”

人不可貌相，别看她一身平常的旧衣裳，可是这对政治上失意的夫妻，身价却值得估量。在深圳，他们不讳言一共打拼出来三套房子，加起来怎么也不会低于七百万。蒯大富公司的员工私下也说，“蒯总家自己就有两三部车子，配了专职司机。”若就财富积累而言，他们无疑称得上成功人士 。

可是像他们这样的富有之人，走到人堆中，绝不显山露水，叫人看不出一丁点儿迹象。这样用心遮掩和营造出来的低调，或许是独特的生活态度。罗晓波说，“他做音响，我做IT，收入都不错。我们又不是要求很高的，就是有个温饱嘛。你看我从头到脚，都不买衣服的。十年不买，都是捡邻居的旧衣服穿，没觉得会怎么样。蒯大富当年不也说嘛，有内涵 不需要外包装。”

富人不露富，仅止于此么？当然不是。蒯大富背负着一重历史身份，这是一个有“污点”的人。那段历史虽然早就烟消云散了，可是到今天他们依然不得不富有心思地考虑保持一种合适的处世办法，只因早年他们曾为在这方面的不够聪明吃足了苦头，“太显眼的话，可能会更麻烦。”

进门后，罗晓波领着我们在家里转了一圈。屋子大，却未经布置，装修并不华丽，每个房间都凌乱地散放着各种什物。蒯大富的床也是一片狼藉的，被子也不折叠，好像是刚睡完午觉，还来不及打理。我们到达时，他正在客厅里忙于接待几位公安局的客人。

手里积攒的钱，一个重要的用途是补偿亲情的。蒯大富家里五个弟弟一个妹妹，当年在他出事后，都受到了牵连，原来在部队的，统统打发回家，到底层谋生活。蒯大富坐牢十七年，不能侍奉双亲，经济转好之后，他将十七年的开销全部补偿给弟弟们。弟妹们的子女就学，费用也一概由他承担。用罗晓波的话说，基本上就是一个希望工程。这样做是想求得心理上的安慰，觉得当年累及大家，跟着一道受罪，挺有亏欠感。蒯大富至今不忘，判了刑，成为另类，家人是怎样支持他的，“你干政治上的事坐牢，我们不怨你，当时环境就那样。你要是刑事犯，盗窃贪污，我们不饶你。”

二

改革开放前沿地带的深圳，对于每一个前往找出路的人，所给予的机会都是均等的。蒯大富是1994年来的深圳，彼时在内地他实在是走投无路，呆不下去了。不料到了深圳，如鱼得水，发现这个地方的环境让人耳目一新。政治上、人际关系上都很宽松，形象地讲，有四不问，“小姐不问芳龄、男士不问收入、老板不问出身、吃饭不问价钱”，这种环境允许有本事的人闷声发大财，也扶持了很多人才，昨天才从监狱里出来的，隔天就变成给工人开工资的老板的，不乏其人。

看在眼里，蒯大富心里也在盘算。做官、做学问或重拾清华的老专业去搞核化工程，那都是体制内的工作，没有可能。要养家糊口，重新融入社会，求得安身立命，只有投身商场之一途。明确了方向，他跃跃欲试，“满街高楼，没有我一间，满街车子，没有我一个轱辘，这种情况是不能容忍的。多少人比我们差得多，他都能赚钱，我们怎么就这么笨呢？我也不是很懂经商，但也不是什么高深得不得了的事，毕竟我是清华毕业的，我学嘛。”

最开始，蒯大富在一个同学的公司跑单，这是一家经营音响设备的公司，也是当时深圳唯一一家挂着美国牌子的企业。凭借着历史上造就的名气和积攒下来的人脉，蒯大富很快就施展开手脚了。第一单生意来自深圳一家建筑设计院，院长是他当年在清华当红卫兵司令时的老部下，给了他一层楼的音响设备装修工程。完工后，院长帮他向单位里报黑价，一千块钱报一万四，五十几万的工程投入不到三十万成本就告竣了。公司老板高兴得不行，当即给他提成一万五千块。当时中国的万元户还不多，毕生不曾见过那么一笔巨款，拿在手里未免感到恐怖。确定的是，从此以后，他们家再不用为钱发愁。连罗晓波也诧异这境况扭转得突然，“你这么挣钱太容易了，吃着喝着玩着就把钱赚到了。”

当时在深圳，老清华毕业生就四五千人，且他们中很多人都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子，蒯大富很能结交，可谓资源联系广泛，连市里领导对他都予以关照，政府部门、机关、企事业单位，凡有业务，只要蒯大富出马，单子十拿九稳没有不到手的。如是这般，在同学公司干了四年半，生意额做到九千万，按照口头约定，蒯大富每单须提成百分之一，总共90万，但那同学一发财人就变了，往外掏钱艰难得如同割肉，只给了他二十二万外加一套房子，折算下来一总只拿到60万。蒯大富忍无可忍，只好与之分道扬镳，单干去了。同学的公司随之也就垮了台。

“人要发财，要有四个条件，缺一不可。第一勤奋，你要成天跑，有单就去跑，有机会就抓住；第二要聪明，要知道怎么谈生意，怎么抓机会；第三是运气，你很勤奋吃苦，也很聪明，运气不好，你也发不了财；第四就是德行要好，待人要宽厚。这四条差一条，肯定发不了财。”

如果要把蒯大富的人生截作两段，这中间应以深圳为分界线，线的两边，分别呈现两种不同的情形，可以一副对联综揽之。2005年，蒯大富60岁生日，在深圳的酒店中高调庆祝，大宴宾朋。当日的餐厅张贴眉批为“六十大富”的对子，上书“三十年河东，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革命尚未成功”；下书“三十年河西，成家立业，身体力行搞经营，经营初见成效”。那日张灯结彩，宾客喧阗，一派欢喜，好不热闹，寿星蒯大富坐在主席正中位置上，春风盈面，很在状态。失意政治，得意商业，这一副对子，将他一生沉浮写尽。

夜色降临，罗晓波在厨房里忙活起来，准备晚饭。蒯大富坐在客厅的长条沙发里，聊着天。那年他64岁，身材虽仍壮实，但连续三次被中风击倒。奇怪的是，每次又都能爬将起来。这靠的一半是毅力，一半是调养。以前他的信条，是生命在于静止，他执拗地坚信，这世上只有千年的乌龟，万年的王八，对崇尚运动的罗晓波很是不以为然。出于康复需要，保命要紧，终于他也慢慢地配合起太太，在她的引领下练瑜珈、游泳、散步，发现生命终归还是在于运动的好，为此他放弃了坐专职司机开的车子，上下班去挤地铁，徒步行动，不需要人跟随。

“这个很有用，以前走路不稳的，容易跌跟头，说话嘴巴容易漏风，现在恢复得差不多了。”蒯大富穿着一件衬衣，外面罩着一件竖条纹的毛线背心，说话时仍有轻度的口龄不灵，面部肌肉间或微微抖动或抽搐，但这并不过于严重地妨碍到他的语言表达和思维能力。

身体不行了，公司也关了张。第三次恢复之后，他没闲着，又被聘到一家旧同事开的音响公司当首席顾问。这样的人，名人效应是开发不完，使用不尽的。公司里对他也是推崇备至，人人景仰，老板甚至将他当作一种信念的存在与象征。不用他过问具体事务，只需要他帮着把控一下大局。从前的“蒯司令”，在公司年轻人的嘴里都叫成了“蒯总”。自从商海闯荡，这是深圳这座城市赋予他的新生角色。在公司，他也没有任何架子，从前是多么了不得的任何一点痕迹在身上都找不到。有事没事去办公室呆着，上网下下象棋，和年轻人去户外走走，爬爬山，KK歌，说说笑笑，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

罗晓波说，“现在这家公司的老总也说，等效益好起来，给蒯 总每个月发点营养费。我说不用， 你给他个办公室，我就挺感激了。因为他喜欢出去嘛，就有个办公室的感觉。”

三

深圳不只是吸引了蒯大富，很多早年在政治上失势的人，尤其是文革人物一时都往这里栖息驻扎。这些人的涌入，据说曾引起当时深圳地方首脑的注意，纳闷于“怎么这些人都跑到深圳来了？”一度有风传地方上计划把蒯 大富这样的人轰走。如此一来，蒯大富要想站稳脚跟，就不得不夹着尾巴，小心收敛一点。

94年甫一踏上深圳地头，港澳记者得知此讯，围追堵截，蒯大富否认了自己的身份，改名为“戴明”，以便避风头。可是出去跑业务，客户认的还是蒯大富的招牌，“戴明”其人名不见经传，无人熟识，他又不得不两个名字并用，往往“戴明”的名片发出去一盒，蒯大富的名片已经用了五盒。

名头太大，才到深圳就受到地方公安关注。第一次，电话打到公司邀他赏脸喝个茶，算是结识一下，交上了朋友。之后联系就频繁起来，隔三差五地吃饭喝茶K歌，就是不切入主题。嘴上不说，彼此也都心照不宣，保持友好。“他没有理由赶我走，我在进行商业活动，对深圳也是有用的，”蒯大富显然也懂得规矩，尽量安分守己，“你借人家这方土壤谋生，不要给人家添麻烦，合法经营，不干政治，而且我特别害怕公安、工商查，账特别清楚，税是一点也不敢不交，十五年我交了七百多万税啊。”

作为一个历史问题人物，2008年蒯大富要到北京谈一笔生意，正好北京开两会，深圳方面就派了一名警员随行，也不干预，也不盯梢，就让他去谈业务，完了跟着一道回去。甚至蒯大富身体欠安，他们还特别登门探望。一来二去，双方之间就产生了某类特别的“友谊”，蒯氏夫妇总说他们工作非常“人性化，水平很高”。在这种交往中蒯大富也看得明白，“深圳干部的观念也变了，你做生意赚钱，我不管，你有事做，能养家糊口，也就不捣乱了，正好符合我的要求。”

公安局的朋友对他明确坦承，从完全法律意义上讲，他是行动自由的人，而公安部门对待他的方针，就是“给你创造一个挣钱的好环境，但是必须切断你和国外、港澳不必要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