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力民：林彪最后一年――基于公开资料的解读

1970年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发生了陈伯达倒台事件，风波的起因后来被归咎于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林彪也由此步入人生与政治生命的最后一年。

庐山会议被描述为发生了反革命政变，“设国家主席”和“天才论”是这个反革命政变的政治纲领和理论纲领，一般读者对此大惑不解。庐山会议之谜似乎在于它开启了通往九一三之路，始于反张春桥而终于反林彪，为较量各方所始料未及。

研究者已能了解从庐山会议到九一三事件的多种材料，但若没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的一手材料，谜底不能完全揭开。如今以上诸人已不可能提供任何资讯，研究者只能借助已有的尽可能真实材料作尽可能合理的推断。

毛泽东中断会议正常议程批判陈伯达，恰似1959年庐山会议因彭德怀致信毛泽东批评极左错误，毛泽东大为震怒、中断正常议程批判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但彭德怀信件尚有勇气指出党内弊病根源是“缺乏民主、个人崇拜”，陈伯达却绝未反对毛泽东的任何路线与政策。彭德怀信件并非反毛泽东只提出纠偏，而1970年的高层内不仅不可能有人反毛，连纠偏的可能也没有了。

陈伯达走下坡路已有一年多时间。陈伯达曾受命起草九大政治报告，后因基本观点不合毛泽东意改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在一次审定会上，因陈伯达再提经济建设而遭毛泽东痛斥，称陈伯达有二心。为此中央碰头会上专门批判陈伯达，陈被迫多次请辞。九大后陈伯达虽为5名常委之一，却逐渐疏离权力中心。1970年3月成立筹备四届人大的三个小组均没有陈伯达参加，陈没有出席7月17-22日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7月下旬陈伯达从华北调查现场返京才奉毛泽东之命参加8月13日最后一次宪法修改小组会。文革期间常以清除高层官员来推卸错误责任，例如由刘少奇、邓小平承担工作组的错误（派工作组实经毛泽东批准），由陶铸承担“怀疑一切”的错误，由王力关锋戚本禹承担“揪军内一小撮”的错误，由杨成武承担“大树特树”的错误，由最早夺权省份一把手--山东王效禹、山西刘格平、贵州李再含、黑龙江潘复生承担各地的极左错误。从这个角度看，庐山会议陈伯达的倒台也不过是文革的一种常态。

九大之后权力格局有所改变，日常议事平台从以中央文革为主体的中央碰头会改为政治局会议，其成员以军委办事组较多，在最高权力层形成事实上的军队派、文革派对立与合作局面。由于同中央文革成员的疏远陈伯达转而靠近军委办事组，吴法宪称此时的汪东兴也与军委办事组成员关系很好，这埋下了庐山会议的祸根。

庐山会议前夕8月13日宪法修改小组讨论会上，吴法宪与张春桥就宪法条文是否写入“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针”发生激烈争吵，正在卫生间的陈伯达形容为“声震屋瓦”（《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405页）。张春桥说“到处堆积毛泽东思想，并不是马列主义，连赫鲁晓夫都是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呢。这简直是一种讽刺”，矛头直指林彪，吴法宪当即予以回击，陈伯达支持了吴法宪。

毛泽东改变庐山会议议程、陈伯达遭清除

文革期间有流行话语“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但纵观文革十年，大多时间并无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作为文革标志的大事件如批判资反路线、一月夺权、反击二月逆流、清查五一六、批陈整风、九一三事件、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都非有事先的谋划。庐山会议也因为在预定议程之外发生突变而成为文革重要事件。

8月23日下午毛泽东主持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周恩来宣布三项议程（修改宪法、国民经济计划和备战），然后林彪讲话、康生发言。“林彪那天的讲话时间比较长，大约有一个半小时左右。他讲完之后，大家热烈鼓掌，场面非常热烈。林彪讲完话，毛泽东就宣布散会”（《吴法宪回忆录》792页）。当晚周恩来主持会议，安排人员编组及大会日程，吴法宪建议先讨论林彪讲话，汪东兴建议再听林彪讲话录音，均获会议通过，经周恩来报告毛泽东同意。

24日上午与会人员听林彪讲话录音两遍，期间陈伯达将他整理的天才语录交给汪东兴打印。

24日下午分组讨论。华北组汪东兴发言坚持设国家主席，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提出有人反对称毛泽东为天才、要将反毛的人揪出来。陈伯达引用吴法宪所说“要警惕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泽东思想”，认为反天才是别有用心。陈毅发言完全拥护林彪讲话，称世上有天才，毛主席就是天才，谁反对天才就反对谁。华北组讨论气氛热烈，事后所称“起哄揪人”即指此时。吴法宪在西南组发言指责有人反对毛主席是天才，有多人响应。

有关资料中对汪东兴、陈伯达发言情况的描述出入很大：究竟谁先谁后？陈伯达是插话还是独立发言？发言时间的长短与言辞的激烈程度究竟如何？华北组第2号简报记载：“为了反击这种反革命阴谋活动，钱学森同志首先建议在宪法上，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接着汪东兴同志进一步建议宪法要恢复国家主席一章，大家热烈鼓掌，衷心赞成这个建议。”记录华北组讨论情况的6号简报被毛泽东下令收回后世人不再识其真实面目，但汪东兴9月15日检讨称陈伯达对简报原稿有修改，致使自己的发言显得多些（《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420页），至少表明华北组讨论中汪东兴发言份量大于陈伯达，即在煽动华北组情绪上汪东兴的作用更大。以后毛泽东并未深究汪东兴，可见汪东兴那里一定隐藏有玄机。

吴法宪称当日“晚饭前……林彪告诉我‘毛主席讲了，什么人也不要点名，尤其不要点康生’”（《吴法宪回忆录》797页）。华北组散会时，萧劲光、郑维山跟在汪东兴后面打听：“今天的事，毛主席知道不知道？”汪称“知道，只是不让点名。”

25日晨6号简报发至与会人员，但毛泽东应当早就了解24日下午的讨论，特别是汪东兴就在华北组、当晚还有政治局扩大会议汇总各组情况。上午各组继续讨论，期间张春桥、姚文元向毛泽东哭诉各组在揪人。下午3时分组会进行中毛泽东开始异常反应，召集常委和大组组长下令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讲话，收回6号简报，不要揪人，称陈伯达等（被点名的还有汪东兴、陈毅、邝任农）的发言违反了九大方针。从此开启了文革新一轮政治运动。

陈伯达的倒霉在于他与汪东兴同在华北组，煽动揪人的主要动力究竟来自于谁的发言难以扯得清。而汪东兴为什么要讲那样一通话、与毛泽东有何关系已是永远的秘密。陈伯达又搞了一个天才语录的文字材料，成为送上门的靶子，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写给毛泽东的信被毛批示发给与会人员，彭立刻成为众矢之的。陈伯达对于自己的背运早有心理准备，在求见毛泽东时痛快作了检讨（《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407-408页）。

26日始周恩来、康生奉命主持会议追查24日讨论情况，事涉军委办事组成员特别是吴法宪，要求吴法宪就此检讨。

31日毛泽东写出对陈伯达天才语录批语即《我的一点意见》（这是毛一生最后的文章），首句称“这个材料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但通篇未提设国家主席问题。当晚政治局会议、次两日分组会议正式公开批判陈伯达，西南组也有了对吴法宪的批评。

9月3日转入三项议程，6日下午闭幕式毛泽东讲话重复了《我的一点意见》的意思，驳斥有人认为代表人民就是要当国家主席。

庐山会议以上情节的起头是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这是林彪一生最后一次正式讲话），之后的听录音与分组讨论属于会议的具体安排，与会议预定议程序并无冲突。一年后毛泽东南巡时说“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是不实之词，陈伯达描述“林彪讲话似乎有一个拟稿，但语言无序。林彪讲完后，康生便要我先讲。我没有讲。康生就夹七夹八地讲了，还引用了林彪当时的一些话”（《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406页），全会的正式公报亦称“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在会上讲了话”。

不得不说的天才论：林彪反的不是“反天才论”

1968年3月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后的军委办事组有组长黄永胜，副组长吴法宪，成员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叶群参加办事组是奉毛泽东之命作为林彪的联络员（其作用主要在九大前），其他四人是清一色的红一方面军、四野战军出身。11月增补办事组成员谢富治、温玉成，次年1月增补李天佑，九大会后加入李德生、刘贤权，其中李天佑、温玉成、刘贤权仍是红一、四野的，只有谢富治、李德生是红四、二野的。军队派力量虽然强大，但红一、四野色彩过浓是容易遭忌恨的大问题。

军队派与文革派的对立由来已久。军委办事组黄、吴、李、邱特别是黄永胜对江青的不敬、甚至是顶撞，不仅双方互相知底，“李必达事件”的发生表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也都非常清楚。《五七一工程纪要》称“一定要把张（春桥）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叛徒罪”，邱会作认为是第二军医大学造反派在1967年就获得了张春桥的材料，当然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也不可能不知道张春桥的历史问题。江青自恃甚高，对林彪、周恩来的批评、揶揄张口就来（江青对九大部分代表讲话称林彪接班人是她与毛泽东两人所定），对军委办事组黄、吴、李、邱更是颐指气使。1968年3月以来，最高领袖时刻面临两种选择：是保持黄、吴、李、邱派与江、张、姚派既斗争又合作的动态平衡还是支持一派压倒另一派？在事情尚未发展到激烈而不可收拾地步时，通常还是分别安抚各方。高饶事件中，高岗在毛泽东的暗示或授意下挑起对刘少奇系的批评（毛泽东甚至要高岗查阅东北档案中刘少奇被捕情况），但毛泽东的原意究竟是平衡两派还是取而代之？已无人知晓。最终结果竟是发难者高岗落马。

庐山会议前夕8月13日吴法宪、张春桥争吵情况经吴法宪、林彪反映到毛泽东（《吴法宪回忆录》783页），当然也会从张春桥这条线反映到毛泽东。庐山会议开幕前林彪提出在开幕式讲话，毛泽东很清楚其用意，即点出张春桥的问题以压一压对手的气焰。毛泽东同意“这个要讲一讲，要批评，但是不要点名。”（《吴法宪回忆录》793页）对于毛泽东来说，哪一派都不能太强，此起彼伏才是正常状态。叶群上庐山前查阅书籍资料准备了一些关于天才的语录（《吴法宪回忆录》795页），陈伯达的天才语录则是临时搜集的。林彪讲话有所指，黄、吴、叶、李、邱有预谋反张春桥多半就是事实，但目的仅是压一压张春桥的气势，而且也是毛泽东知道或同意的。问题是九大后军队派力量强于文革派，毛泽东为何同意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压一压张春桥呢？8月25日下午，毛泽东在下令中断分组讨论、展开对陈伯达批判之前单独会晤林彪，还说对张春桥、姚文元可以烧一烧，但不要烧焦，现在要降温了，压缩一下空气。

林彪讲话强调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也是国家元首，其理由是毛泽东代表正确路线，而一贯正确正表明毛泽东是天才，这同时也是毛泽东是最高领袖的合法性所在，具体说就是毛泽东“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所当然地要批判“反天才论”，顺带反对的目标是张春桥。吴法宪回忆林彪讲话的反响：“此时不光是我们几个人很兴奋，陈毅、叶剑英、陈锡联、许世友等许多人也高兴地上去和林彪握手，称赞他讲得好……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他们走了以后，我们都还留在礼堂内议论。大家兴致都很高，只有张春桥等几个人的情绪不太正常”（《吴法宪回忆录》792-793页），表明林彪讲话针对性极强，不用等到次日分组讨论就已群情激昂，虽然是毛泽东所忌恨的、但也是毛能够预测到的。

1968年3月清除杨成武时毛泽东曾批判“大树特树”问题，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只是偶而表露对个人崇拜的厌恶，仍然认可关于天才的种种说法。文革环境中的官员与民众至多只能不胡乱吹捧天才，反对天才却是绝对不可。

天才问题本身似乎并不重要，毛泽东删去了九大党章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无产阶级司令部很多人竟然不知道（会议期间林立果手持党章告知吴法宪此事，吴问周恩来，周恩来即令办公厅工作人员查阅档案方知实情，一年多时间这些大员竟无人读一下新党章！）但张春桥肯定知道。8月13日修宪会上张春桥为何要提出三个副词与指针问题，而设国家主席并未坚持？关于天才论张春桥与毛泽东有过什么交谈永远无法求证，但推测张春桥绝不会无缘无故地自讨苦吃去反对天才论！张春桥若直接点明毛泽东早已亲自删去三个副词，吴法宪绝不会与其当面争吵，至少也得先回去弄清情况。张春桥老谋深算、意志坚强，后来在审判庭上能做到一言不发，有文革研究专家称毛泽东最没看错的人当属张春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