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明：文革：一场游戏一场梦（下）

游戏者被游戏，其中的一个含义是，游戏者自身会在游戏中被改变。因此，文革运动的发动者和积极参与者，也会表现出反文革的一面，或者干脆变成反文革运动的先锋和骨干。下面逐一讨论反文革运动的三个组成部分：毛泽东的平衡运动，"走资派"的抵抗运动，群众中的反抗运动。

笔者曾说：正像马克思本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毛本人也不是毛主义者。（在70年代，毛主义的官方阐释者是张春桥和姚文元，教义继承人是王洪文；但纯正的毛主义者是在民间而不在庙堂之上。许多最真诚、最富创造性的毛主义者，在"文革"高潮中便被镇压甚至被枪毙。）他是毛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居间牵线人。毛泽东在逝世前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就其实质而言，第一件事是"以俄为师"、"全盘苏化"，在中国大陆上建立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制度；第二件事是试图"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解构斯大林模式的基础上建立毛泽东模式的社会制度。第一件事他成功了，第二件事他失败了。在他生前，四五运动的斗争锋芒就指向他晚年生命赖以寄托的"文革"；他的尸骨未寒，他"放心"的接班人便和"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携手埋葬了毛主义。王力雄在《毛泽东主义与人间天堂》一文中很好地描述了毛泽东作为毛主义者的一面，却令人遗憾地忽略了他作为斯大林主义者的另一面。事实上，毛泽东很难对他一生的两大业绩以及两大主义做出决断，毕竟手心手背都是自己的肉。即使"文革"期间，毛泽东自始至终都在"旧政府"与"新文革"之间搞折衷、搞平衡：当后者要把前者彻底打倒，使得斯大林模式完全无法运转时，便在1967年2月、8月以及1972年和1975年支持"旧政府"一把；当前者的气焰压过后者，有可能否定毛主义的乌托邦设想时，便屡屡发动"反二月逆流"、"反右倾回潮"、"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给"新文革"打气、鼓劲，扶植他们"继续革命"。[1]

"红司令"不同于他手下的"红卫兵"、"红小兵"，他一身二任，既是文革游戏的大玩主，又是专制政权的统治者。他不能像年青人那样不顾一切地疯玩，他随时还要惦记着不能乱了自己的方寸，不能动摇政权的柱石。

毛泽东的平衡运动，首先是在毛文革与毛党魁之间搞平衡。这意味着他常常要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文革初期，毛泽东曾鼓吹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呼唤"二十世纪北京公社"；但是仅仅半年之后，"上海人民公社"真要成立了，他又极力贬低巴黎公社："巴黎公社是一八七一年成立的，到现在九十六年了，如果巴黎公社不是失败了，而是胜利了，那么，据我看呢，现在也已经变成资产阶级的公社了……"他还否定了普选原则："有人说选举很好，很民主，我看选举是个文明的字句，我就不承认有真正的选举"。最终，他亲手将"上海人民公社"扼杀在胚胎中："如果都改公社，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呢？公社里的委员有党员和非党员，党委放在哪里呢？""全国都改，就得发生改变政体，改变国号，有人不承认，很多麻烦事，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2]左派理论家杰姆逊说："我们现在知道，毛泽东究竟还是在他自己发动的运动所产生的最终结果面前退缩了：在文化革命的决定性时刻，在上海公社诞生之际，他阻止了党的机构的瓦解，有效地扭转了整个集体实验的方向（这一逆转所产生的后果在今天看来是再明显不过了）。"[3]

其次，是毛泽东在"新文革"与"旧政府"之间搞平衡。事实上，以江青为主要代表的"文革派"始终只是一批高级白相人。"尽管张春桥、姚文元长期把持舆论阵地，尽管一些造反派担任过革委会委员、常委甚至副主任的职务，但他们始终没有掌握过真正的权力，革委会的实权一直在参加'三结合'领导班子的军队干部和老干部手里。因此，毛主义在'文革'时期便很难有机会进行真正的制度创新。"[4]芦笛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只是基于对旧式革命的幻灭，以及朦胧如梦幻的对人间天国的憧憬，便毅然发动了砸烂旧党国的人民革命，却因彻底缺乏政治设计能力，毫无取代旧制度的新政体蓝图，更因本人深刻的内心矛盾，使得他连具体的革命纲领都提不出来，连革命对象都无法确定，便只能试图以调和折衷的方式收场，却又限于极度狭窄的视野，不能用西式妥协建立新式政体，最后不但未能建起他的梦中模糊天堂来，就连旧式革命改朝换代的成就都没有取得，使得文革从奋起推翻党官僚的人民革命初期，进入人民为党内两派打代理战争的中期，最后蜕变为人民因厌倦退出代理战争、只剩下党内两派角斗的末期。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文革都是毛一生的最大失败，充分体现了他作为建设性政治家的惊天动地的无能。"[5]

毛泽东内心偏爱"文革派"，但是又不能完全倚重"文革派"。只要"文革派"的权力一膨胀，国民经济形势就迅速恶化。1967年"二月逆流"后，毛泽东用中央碰头会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职能，而中央文革是碰头会的主体，其成员占碰头会12名成员中的8名。然而，由于出现了7、8、9月的"全面内战"，当年经济出现10%的负增长，毛泽东"挥泪斩马谡"，端出了王力、关峰、戚本禹三名文人作为替罪羊，新加入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温玉成四名军人，碰头会的组织结构发生改变，但实际主持人仍是江青。中共"九大"以后，政治局工作会议取代中央碰头会，军委办事组成为政治局工作会议的主体，其成员占了政治局工作班子13名成员中的7名，真正的主持人也由江青变为周恩来。军方代表实际上也是"旧政府"的组成部分，林彪、周恩来、陈伯达的组合完全压倒了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毛泽东只好把自己这一超级砝码放在天平的左侧，先后拿掉陈伯达和林彪集团，让"文革派"扬眉吐气，重握权柄。但随即出现国民经济在文革期间的第二次谷底，于是毛泽东再次倚重周恩来和启用邓小平。王力评论说：毛泽东"原想是作为一次反修防修的大演习，要让所有的人都表演一番。但魔鬼放出来以后，收不回去了。依靠小将，不行；依靠老将，不放心。依靠军队，又不行；依靠工人，让'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还不行。走马灯，恶性循环，他自己也收不了场。"[6]

第三，是毛泽东在群众领袖（发动群众）与群众屠夫（镇压群众）之间搞平衡。如果说1966年6、7月间的第一次镇压群众高潮毛泽东以不在北京的方式避开了直接责任，那么从1967年1月28日毛泽东签发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其第一条规定，"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7]）起，毛泽东的手上就沾满了造反派和其他群众的鲜血。毛泽东每发动一轮群众，随后必然会有一轮镇压。根据郑义、宋永毅的调查，1968年，在毛泽东签发关于广西问题的"七・三布告"后，以韦国清为首的广西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广西军区调动军队，共杀了造反派和其他群众近20万人！仅仅宾阳县，在1968年7、8月的"红色风暴"期间，共有3,681人被枪杀、戳死、勒死、叉死、溺死、砸死，甚至活埋。[8]中共"九大"以后，镇压造反派群众，在群众中挖所谓"五一六分子"和其他"阶级敌人"，就成了运动的主要任务。

毛泽东的文革把"走资派"作为运动的主要对象，后者不甘于束手就擒，自然要进行抵抗。"走资派"的抵抗运动是反文革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官方的文革叙述全面肯定"走资派"的抵抗，这是错误的。"走资派"抵抗活动有好有坏，对于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时段来说，应当作出具体的评价。早期的抵抗活动实际上是一种以牺牲他人为代价的"比赛革命"式的自保。在文革初期，大大小小的当权派都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制造了一批"三家村"、"四家店"，以反右式的"引蛇出洞"然后自上而下地发动群众打击"阶级敌人"的传统"革命"方式来抵制（或者说干扰）毛泽东的新式"文化革命"。在这一阶段，刘少奇所说的"老革命"和"毛文革"是半斤八两，在揪人、整人游戏上只有层次的差异，没有性质的不同。进入文革高潮后，围绕着维持社会和生产秩序问题，抵抗运动的意义开始凸显出来。尽管许多"走资派"是从关切自身既得利益出发来竭力保持现有秩序，但他们这样做，也有利于大多数群众的利益与意愿。王希哲在文革中后期"越来越感觉到"一个事实："人们对'激进的革命者'林彪、中央文革的憎恨是远远高于对'走资派'的憎恨的。"[9]在没有认清毛泽东的真实意图和真实面目之前，"走资派"所进行的抵抗是自发的抵抗，在被打倒后经过逆境中的反思，便萌生出自觉的抵抗。像胡耀邦这样的思想敏锐的"走资派"，到林彪事件发生后，不仅全面否定了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而且已经认识到文革得以产生的体制根源和文化基因。[10]

把群众中的反抗运动放在最后来说，并不意味它最不重要，这一运动无疑是反文革运动的主干。保守派、逍遥派、造反派，先后都成为反文革运动的参与者。但是，如果认为"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认为只要是以下犯上就具有政治正确性，就仍然没有走出文革式思维的陷阱。笔者把群众在文革中的种种表演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乘火打劫、落井下石。文革中发生了大量主要针对"21种人"、"走资派"、资本家、小业主和中高级知识分子的"打砸抢抄占"。这种行为并不一定是当权派转移运动方向的诡计，或者造反派有组织的罪恶行径，多数是群众中自发的出气和报复（有些是明显的个人报复，有些是所谓的"阶级报复"），是"勇敢分子"无耻的流氓行径和大胆的攫取行为。这种"阿Q革命"式的暴行，是国人缺乏法治观念（尤其是私法、民法观念）的劣根性表现，是不应当加以欣赏和肯定的。否则，就会倒退到黄巢、张献忠、义和团的水准，就会成为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拥趸。

第二类是奉旨造反。这里所谓的奉旨，不仅包括"今上"的"最新最高指示"，也包括各级当权派的"矫旨"。所以，奉旨造反者不仅包括以青年为主体的造反派，也包括以工农为主体的保守派。不论是否抱有理想主义的情怀，不论是否受过"走资派"的打压迫害，从根本上说，造反派都是实现中国最大当权派的文革战略部署的工具与傀儡，与省级以下当权派的工具与傀儡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造反派在文革结束后，被邓小平、陈云划为永不录用的"三种人"，当作毛文革的替罪羔羊。他们先是受骗，继而蒙冤，在长期被封口之后，近来刚刚有机会向外界发出自己的心声。尽管可以有"同情的理解"，却不应当任意拔高和美化当年的造反派。即使是像杨曦光这样的佼佼者，当年对于毛文革的本质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却没有挣脱毛主义的思想枷锁。他们是纯正的毛主义者，即使反毛，也是反对作为斯大林主义者和中共最高党魁的那半个毛，而不是反对毛的"珍贵思想"。郑义指出：利用皇帝反贪官，即利用现成的道统与法统反抗暴政，具有极大的合法性而不易招致立即镇压，容易形成声势浩大的规模，但无法摆脱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禁锢。因为这种意识形态的谎言已经成为"奉旨造反"合法性之依据。必然落入编织得十分严密的谎言之网。如果是不自觉地利用，就会束缚我们的思想，以谎言为真实，反而"弄假成真"，加强了谎言的欺骗性；即便是自觉地利用，也会使我们"作茧自缚"，在历史机遇真正到来之际难以超越既定的政治框架，提出更加深刻的民主诉求。[11]

第三类是经济维权。芦笛认为，"'经济主义妖风'是文革失控的另一种表现，在我看来也就是那场大革命中唯一值得肯定的内容。"[12]经济维权运动主要发生在文革一头一尾。一头是在芦笛所谓"最进步的短暂时期"。荣转复军人，有中小学文化程度的合同工临时工，是社会底层中最有凝聚力和政治能动性的团体，他们成立了全国性组织，并使之成为争取经济权益的压力集团，这正是典型的梁启超所谓"对内的"国民运动，也是国际上社会运动的常规模式。一尾是在文革后期和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也就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要求回城的运动。这一运动获得了成功（实现了回城目标），但牺牲了一些运动的组织者（被逮捕判刑），从而也就长期埋没了群体性维权斗争、压力集团组织运作这样一些宝贵的国民运动经验。

第四类是政治抗议。这里所说的政治抗议，是在对毛文革和毛主义有了反思和觉悟后的意见表达，是一种自觉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这种抗议以遇罗克的《出身论》为早期代表，在中期分为政策批判和制度批判两个分支。[13]据赵诚说，在1974-1975年，山西省的一批前造反派成员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被官方破获后称为"张明、赵凤歧反革命集团"），集结了几百到上千人，他们反对毛泽东的文革路线，主张回归中共八大路线，属于上述的政策批判分支。[14]最后是到了1976年，零星和分散的抗议活动（大多数尚属于私下探讨和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