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工：文革之殇

1966年5月，一场惊天动地的文化大革命席卷神州。我正在肇庆封开县南丰中学读高一，陈敬之是我同班同学，林凤生和吴盛钊高我一届。他们出身好，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却因此惨遭杀害。

在毛泽东妄动下，中共中央发出“5.16”通知，文化大革命就拉开了帷幕，1966年5月中旬学校就停课了，当时人们象无头苍蝇一样茫然无措。

一切只能按照人民日报的社论行事，其中最主要一条是按毛泽东说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毛泽东发动文革，目的是要打倒政敌刘少奇，但是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实力雄厚，毛泽东显得势单力薄。毛泽东决定利用年轻单纯的红卫兵为他火中取栗。

开始时上级派来工作组，组长名叫陈强，他在老师里挑斗争对象，老师实在没有坏分子，挑来挑去，为了应付，就抓了个彭魁元老师来斗，斗来斗去就说他出身有问题。

开始也不知道文化大革命要革谁的命，只看《人民日报》社论行事，《人民日报》说北京的红卫兵搞“破四旧”运动，一些学生也学着“破四旧”：一是到街上砸商铺的招牌，二是砸烂庙里的菩萨，三是禁止穿奇装异服，四是强迫剪掉男人的长发；五是把祠堂的字画铲掉。这股风刮到农村，一些人把极具文物价值的“侯氏合族祠”也拆掉了。

1966-08-18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并对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说：“要武嘛。”红卫兵就普天盖地而来了，武斗之火也熊熊燃烧起来了。

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提出打倒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于是就踢开党委闹革命，砸烂公检法。各级当权派都要挨斗，站乒乓球桌，戴高帽，游街。

1966年10月上旬，肇庆师范来了4个红卫兵，大力宣扬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学校内就划分为红五类（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民、下中农及其子女）和黑七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及其子女）。挑起学生斗学生，学生斗老师，给老师剃“阴阳头”，就是把一边头发剃光，然后要老师挂牌游街，开批斗大会，有的学生对老师拳打脚踢，搞得人心慌慌。

1966年10月中旬，红五类的有资格被选为代表上北京大串联，因为我出身贫农，属于红五类，加入红卫兵，并且被安排去北京进行大串联。在火车上，红卫兵多得象罐头里的沙丁鱼，整整坐了两天一夜才到达北京，在车上很多人的脚都肿了。在北京，我们住在天坛公园里搭建的草蓬里，白天就到北大、清华看大字报，看到清华的红卫兵贴出“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感到大惑不解，堂堂一个国家主席，怎么可以说打倒就打倒，当时我就有一种恐怖的不祥之感，预感到必有一场大乱。11月10日，我们被安排到天安门见毛，当时18岁的我，与其他十几岁的疯狂的红卫兵一样，手中军挥舞着红皮语录，“万岁！万岁”喊个不停，竟然跟着他们唱出：“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当时的我，简直就是一个十足的毛粉。可是在随后的血淋淋的残酷事实教训下，使我对毛泽东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看法，价值观也随之发生根本的改变。

1966～1968年，在我的家乡南丰镇邮局门口，每逢墟日（赶集日），就有最少一个“坏分子”被当众打死。最凶恶的刽子手名叫植金姑，不是女的，而是个凶神恶煞的男人，他也不拿什么武器，只穿一双军用厚底大皮鞋，只要公社或各大队拉出一个“坏分子”，到邮局门口一站，他就上去飞腿猛踢，踢倒后就踩，残忍血腥的场面令人恐怖，目不忍睹，但是每次都围着一群麻木的人群观看。

有一天也是墟日，街上行人熙熙攘攘，突然行人纷纷避让，我定神一看，只见两个大汉每人拖着一条孕妇的腿在地上滑行，衣服全部刮到脖子处，一个大肚子在高低不平的石子路上颠簸，小石子上留下点点血迹。她被拖到邮局门口以后，就受到植金姑等人的拳打脚踢、百般凌辱，有人居然还往她的大肚子上踩，打了半个时辰还没有打死，最后这个女人哀求，让她到贺江水中淹死，刽子手们还算开恩，把她押到江边，这个女人跳进最深的龙湾潭，因为肚子里有婴儿而浮上来，刽子手就用竹竿把她按入水中溺死，这样，一尸两命就沉冤河底了。这个妇女是旧国大代表侯文威的女儿，1949年她不愿意跟随父亲到台湾，想不到有今天这样悲惨的结局。

就在我们村里也发生了这样随便杀人的事件。有一个劳改释放回来名叫阿七的“坏分子”被拉到学校旁边的白兰树下批斗，被几个人活活打死。这样无法无天的事在文革简直是司空见惯的。黑五类分子就被强迫义务劳动。

一个名叫于敏强的人，曾经是学毛着的积极分子，由一个普通民兵提拔为公社武装部长，后因随意杀死一个叫大萝卜的人而被撤职。

1966年12月26日，是文革热潮中的毛泽东73岁生日 。一贯不喜欢做寿的毛泽东令人意外地请了一次寿宴。受到邀请的人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大部份成员。席间，兴致勃勃的毛泽东站起来祝酒说，“为展开全国全面内战干杯！”这一句话当然不是毛某人的酒后戏言，而是他内心的真实表白。就在毛泽东预祝全面内战四天以后的1966年12月30日，上海两个对立的造反组织就发生了号称全国第一次大规模武斗的流血冲突。不到一个月以后的1967年1月25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石河子的一个汽车团的造反派夺取了枪支，准备夺权。当权派请出军队支援。结果双方发生枪战，两天之内一共打死29个人，打伤80个人。

大大小小的武斗开始在全国各地发生。1967年7月20日，武汉发生了“百万雄师”冲击东湖宾馆抓走王力的事件，毛泽东就在距离王力住处百米左右的地方。事件发生后，周恩来火速带着三架飞机从北京赶到武汉，将毛泽东转移到上海。“720事件”使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十分紧张。7月22日江青表示支持“文攻武卫”的口号。她在接见河南省群众组织代表时说：“我们不能太天真烂漫，当挑起武斗的一小撮人，他们拿起武器打你们的时候，革命群众可以拿起武器自卫。在双方达成停止武斗的协议以后，他们仍然不把武器收起来的，你们自卫的武器不能放下。”7月23日，文汇报公开发表了“文攻武卫”的口号。毛泽东没有料到造反派和军队公然对抗中央文革。他在1967年8月4号写信给江青，认为75%的军区和驻军支持右派，因此，他在信中提出“应大量武装左派”。9月5日，江青在接见安徽造反派时又说：“谁要跟我武斗，我一定要自卫，我一定还击。”9月9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号召学习江青9月5号的讲话。

可见这句话充分暴露了毛泽东就是全国武斗的总后台。由于毛泽东夫妻的鼓动和支持，从此武斗就一天比一天升级了。

1967年1月王洪文在上海取得夺权胜利，这时毛泽东已取得打刘少奇的基本胜利。

串联回来后已到了1967年2月了，这时各种红卫兵组织纷纷成立，陈敬之、林凤生、吴盛钊成立了“红旗”，他们的观点和广州中山大学“红旗”是一致的。

1967年3月，我的同班同学陈敬之在写大字报时顺笔涂鸦，在一张纸上写了“打倒XXX”又在不远处模仿毛体写上“毛泽东”，结果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关在县武装部长达100多天，后来经审查，确实是无意中乱涂鸦，并不构成现行反革命，于是就把陈敬之放了，但是不作任何平反，因此激起广大红卫兵的义愤，遂组织了1000多人包围了县武装部，进行绝食抗议，要求封开县武装部对陈敬之平反。由于武装部拒不平反，随后，红卫兵就成立了“615”造反派总部。从此，县里的群众组织就分成两派，因此也就埋下了祸根。

这时全国武斗正如火如荼，文革前期广州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由高干子女组成，全部剃光头，由于他们的父母被毛打成黑帮，他们心里充满了对毛的怒火，他们经常做出一些过火的行为泄愤，以表达对毛和毛发动文革的不满。

广东主要是红旗派和东风派搞武斗。

1967-08-20广州发生“820血案”，下图是当时文革小报上登出的被打死红卫兵的照片，无数的青春少年就这样被毛魔吞噬了：

1967-07-27毛泽东派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镇压红卫兵开始了。蒯大富原是响当当的造反派，突然受镇压，就和工宣队干起来了，并提出要揪黑手。1967-07-28毛泽东召见红卫兵头头说：“蒯大富要抓黑手，这么多工人镇压、压迫红卫兵，黑手是什么？现在抓不出来。黑手就是我嘛！他又不来，抓我就好，来抓我嘛！”一副无赖的嘴脸。

1968年3月，各地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我以为可以过上太平日子了。但是，一场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又普天盖地地涌来。在我们中学，在革委会领导下，三分之一的教师被清理出革命队伍，这些教师受到一些学生的残酷斗争，有个学生用开水来浇教师，有个姓吴的学生用木棒打教师的头……那天刚好是赶集日，一群同学押着十几个老师去游街，老师胸前挂着“反动分子”的牌子，农民看到了，抡起扁担就打，直打得老师们头破血流。

封开县靠近广西梧州市。广西“四二二”与“联指”武斗，四二二受联指镇压，因为联指有韦国清做后台，韦手中握有军队。西江上常常漂来一排排尸体。

广西“422”指的是“广西422革命行动指挥部”。这一大多由一般群众和出身不好的人组成的造反派文革初期时曾红极一时，被称为“响当当的造反派”。

可是到了68年的时候，毛巡视南方之后提出来大联合了。他当时判断，刘邓大体搞得差不多了，各省市的阵线也都分明了。毛生怕广西、广东造反派反抗的星星之火呈燎原之势。换言之，毛最惧怕广西造反派这类“打着红旗反红旗”式的文革造反民众的反抗运动，它已危及和动摇了共产党统治的根基。故毛决定“鸟尽弓藏”――抛弃广西、广东这类造反派，并且“兔死狗烹”――纵恿韦国清调动军队，伙同“联指”对广西“四二二”进行血腥镇压，杀鸡儆猴，以儆效尤。

1968-07-25周恩来受毛泽东指派，无中生有地对广西“四二二造反派”的代表说：“你们组织里就没有‘反共救国团’？广西为什么发生这么多反革命罪行，就是后面有黑手。‘反共救国团’总团在广州。你们广西有分团。他们有空子就钻进来。双方都要查。”康生说：“恰巧你们那里有‘反共救国团’，总团在广州，分团在广西。你们不是与广东‘旗派’有接触吗？‘旗派’的头头有的当了‘反共救国团’的头头，恐怕在你们那里也有这个问题……”周恩来说：“你们（指“四二二”派柳州造反大军代表白鉴平）不是揪出了两个吗？‘四二二’里边更多！”康生说：“今天在广西存在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七三’布告已经指出了，人民内部矛盾很多，但今天敌我矛盾是主要的，‘反共救国团’就在你们那里，还有托派分子和国民党残渣余孽。”康生也说了：“我看广西两派都有黑手，都可能混进‘反共救国团’……”但讲话的重点打击的还是“四二二”派。这个所谓“反共救国团”案，应算是两广地区文革中的大冤案。广东“旗派”与广西“四二二”的头头都被牵连进去了。

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紧急召见了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和王大宾等“五大红卫兵领袖”，和他们谈了五个小时。当年预祝全国全面内战的毛泽东现在祭出“人民”制止武斗了。他说：“现在……人民不高兴，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部队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也不高兴。”他警告说：“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就这样，昔日紧跟毛积极搞文革的造反派就被毛彻底出卖了，从此就成为“土匪”被镇压了。

1968年，在中共中央逐步压制造反派的时候，时任广西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人称“广西王”的韦国清在毛泽东支持下，通过由其一手掌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以及各级武装部队开始对曾经反对他的造反派“422”展开全面剿杀清洗行动。1968年5月5日，在以韦国清为首的广西军区支持并默许下，保守派广西“联指”总指挥部组织3800多人，出动汽车45辆，火车（客车）一列，到南宁郊外的长岗岭洗劫广西军区军械库，名为“抢夺”实为“大搬运”武器装备。共“抢走”各种枪支7044支，其中轻机枪479挺，高射机枪48挺，六0炮4门，炮弹60发，子弹120万发，望远镜50个。在周恩来一再催促下，韦国清拒不交出武器。直到8月6日广西军区围剿“422”全军覆没后才上交。

这一年5月，韦国清首先炮制了“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简称“反团”事件。由广西军区布置的清查“反团”的屠杀任务数月间仅在钦州地区七个县市就造成10420人惨死。在军区的授意下，广西各地随后又“对阶级敌人刮起十二级台风”。震惊世界的人吃人惨剧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