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世涛：文革日记：规训、惩罚和日常记录

2010年5月，我读到麦克法夸尔和沈迈克合著《毛泽东最后的革命》（香港星克尔出版公司，2009年）一书，注意到作者援引了几种红卫兵日记手稿，从此开始关注和收集文革日记。本文以个人的收集和阅读经验为基础，对文革日记承担的功能、存世情况及其史料价值尝试加以考察。

一、作为规训的模范日记

按照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定义，规训指的是“规范人的多样性的手段”。社会通过多种制度（如学校、家庭或文化的力量等）用权力对人的行为、思想进行规训。这种规训不是压制，而是自我管制和参与的过程，结果造就“顺从的身体”和适合主流社会的思想。

日记本来是一种常用的个人应用文体，作者可以以日为单元记录自己的经历见闻、所思所感。但在六十年代，这一文体被政教机关广泛发掘利用，开始承担起了政教规训的功能，目的是将那些思想尚不成熟的年轻人塑造为宣教者期望的 “革命青年”。《雷锋日记》的流行可以看作这种规训的典范。

雷锋（1940-1962）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工程兵某部运输连四班班长，是当时的一位先进模范典型。1960年12月1日，沈阳军区《前进报》以《听党的话，把青春献给祖国》为题，摘发雷锋从1959年8月30日至1960年11月15日间的15篇日记，并加编者按。雷锋去世后，《前进报》又于1963年1月20日补充17篇，合计摘录发表32篇雷锋日记。（程世刚《〈雷锋日记〉发行内情》，载《党史博览》2007年第12期）

不久，《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杂志通过专题报道向全国人民进一步推荐这个典型，很快掀起了全国学雷锋的热潮。同年，121篇雷锋日记被选辑出来集合成书公开出版，书前冠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林彪和邓小平五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题词。

究竟《雷锋日记》的什么内容引起了这样多的领导人关注呢？已公开的《雷锋日记》起止时间大体是从大跃进到三年困难时期，但摘发的日记中我们看不到实际生活困难的记录，相反我们读到大量表忠心和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内容。这种不考虑正确与否、但自觉“听毛主席的话，跟党走”的形象正是政教部门所需要的：

（1960年2月×日）“为了忠于党的事业……今后，我一定要更好地听从党的教导，党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决不讲价钱。”

（1961 年1月21日）“今天我在《辽宁日报》上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八届九中全会的公报，越看越高兴，反复的看了三遍。……党召开八届九中全会，及时给我们指出方向，给我们增强了克服目前困难的信心，同时给我们带来了无穷的力量，党和毛主席是多么的英明、伟大和正确啊!我坚决永远跟党走，积极学习和贯彻党的八届九中全会的精神。”

这样的例子还很多，但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两段话是这样的：

（1960年12月×日）“我深切地认识到，要想成长进步，要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就必须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指示办事，才能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林彪为《雷锋日记》的题词 “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就是从这则日记中摘引出来的。这几句话因此风靡全国，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言。

（1960年10月21日）“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的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这段话并非雷锋日记的内容，但编者感到“如果把这四句话，同雷锋的事迹结合起来宣传，一定会收到很好的效果。”因此将其纳入日记正文。（程世刚《〈雷锋日记〉发行内情》，载《党史博览》2007年第12期）宣传效果果然“很好”， “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成为文革期间专政机关和革命群众对待其心目中的“阶级敌人”的普遍做法。

《雷锋日记》展现的形象在学校产生极大的影响。我收集的1965年或1966年上半年间的中学生日记中，大部分都有读《雷锋日记》的记载，内容与王杰在1963年3月29日写的大同小异：“雷锋的日记我不止看了一遍，已看了数遍啦！前天晚上，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又读了两遍，学习了雷锋我又对照了自己。”这类记载一般包括读过之后非常激动，然后对照检查自己的不足，感到惭愧后表决心的内容。在个人日记中不约而同地出现类似的记录，表明大批读者（特别是中学生读者）主动地自觉参与了规训过程。

在《雷锋日记》的热心读者中，最初也包括雷锋本人。被树立为模范人物并摘发17则日记之后，雷锋开始在日记中注意写下自己做的好人好事，甚至按照自己的想象进行“升华”。比如：

（1961年2月2日）“今天我从营口乘火车到兄弟部队作报告，下车时，大北风刺骨的刮，地上盖着一层雪，显得很冷。我见到一位老太太没戴手套，两手捂着嘴，口里吹一点热气温手。我立即取下了自己的手套，送给了那位老太太。她老人家望着我，满眼含着热泪，半天说不出话来。……一路上，我的手虽冻得像针扎一样，心中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愉快。”

将手套借或送给老太太，普通人未必会当作值得记录的事情写入日记；而老太太得到手套后，“她老人家望着我，满眼含着热泪，半天说不出话来”，无论如何不近情理。这类记载表明，雷锋本人其实也是《前进报》上那篇以《听党的话，把青春献给祖国》（“听党的话”主题在1960年后的日记连篇累牍出现，恐怕也和《前进报》摘发雷锋日记时的标题有关）为名的雷锋日记的忠实读者，而且像其他普通读者一样，按照自己对媒体制作出来的偶像的理解主动规范自己的日记行为。我们甚至猜测，他自己或许正是最先认真学习“雷锋日记”、并决心像摘发的“雷锋日记”那样行动的第一位读者。

在《雷锋日记》之后的十多年，凡是树立英雄模范人物，往往都会摘引其若干则日记发表，王杰日记、金训华日记、谈建华日记、刘朝生日记、蔡永祥日记、32111钻井队日记……都是这种情况。这类模范日记的宗旨不在于呈现日记作者真实的日常工作、生活和思想，而是树立符合政治形势需要的宣教形象。也因为这样，发表这类日记的过程非常复杂，通常包括编者精心筛选、认真修改拔高、层层把关润色等环节。经过复杂的发表过程，这些日记往往已经成为集体创作的成果。

我们可以举王杰日记的例子说明这一点。王杰是一位进行爆破训练时因不慎使炸药爆炸而牺牲的普通战士。部队最初将此事作为“事故死亡”上报并请示处理办法。但如果照“事故死亡”处理，所在单位的“四好”就没了，有关领导的责任也要追究。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活学活用了毛泽东思想，经军报“笔杆子”加工创造后，王杰成为因“活学活用”而“舍己为人”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的杰出典型。相关宣传按照林彪1965年11月5日的指示进行：“我们宣传王杰同志，主要宣传他的优秀品质、模范行为和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关于事故问题，可以避开。”（卢弘《军报内部消息》，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版，123―124页）于是，我们在4天后的《解放军报》上就读到了以“一心为革命”为题的王杰日记摘抄，里面的格言警句（“我们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做一个大无畏的人。”）广为流传，甚至还得到了毛泽东的青睐：一次是1969年4月，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到：“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不赞成那样的口号：‘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这个口号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对立的。”另一次是1971年3月，毛泽东对周恩来起草的一份关于中国乒乓球队是否赴日参加第31届世乒赛的报告上批示：“照办。我队应去，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钱江《小球转动大球――“乒乓外交”幕后》，东方出版社，1997年，第140页）

二、作为惩罚根据和手段的日记

规训主要通过典范的树立和自我的主动参与来实现，它的另一面则是对远离典范言行的严厉惩罚。这两个方面合起来，才能顺利共同完成“规范人的多样化”任务。

在文革发动时期，以《雷锋日记》为代表的模范日记作为规训手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文革的全面展开，个人日记成为惩罚工具的特点就格外突出出来了。根据在惩罚过程中个人日记发挥作用的差异，我们可以区分出三种广泛流行的模式：

（一）作为直接的惩罚根据

我们可以举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以下简称“学部”）的例子。早在1966年6月10日，学部召开党员大会收缴了旧学部党委记录本和一批个人日记本，由政治部人员保管。《哲学研究》编辑部的吴传启对学部常务副主任潘梓年的秘书周云之说：“党委记录和这批笔记本决不能落在别人手中，党委记录中还有潘的材料，给他们搞去不好，你立即把这批东西放在潘家中。”工作组进入学部后，吴又告诉周云之：“我已同关锋联系过，就说中央文革要用这批材料，谁也不能动。”周云之将钥匙送到中宣部交给关锋，由关锋妻子周英收下。7月21日，陶铸、关锋来学部时，关锋将钥匙交给陶铸，陶铸又给了工作组组长张际春，张际春又给了潘梓年，潘梓年又交给了工作组。（本报编辑部《陶铸王关戚破坏学部文化大革命罪行录》，载《长城》1968年10月30日第5版）

在这个历时十多天的“钥匙旅行”过程中，居然牵涉了新任中宣部部长、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学部文革工作组组长、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和他的妻子周英、学部常务副主任潘梓年、学部第一张大字报作者之一吴传启。钥匙的问题之所以这样郑重，是因为群众如果使用个人笔记公开一些会议的决策细节，学部党委的每一位委员都可能被揪出来，成为上纲上线的批斗对象。所以，这个钥匙旅行其实代表了工作组进驻前后试图控制运动进程的努力。

但是，随着运动的展开，对个人日记的约束被打破了。当红卫兵、专政机关或革命群众怀疑某人是“牛鬼蛇神”、“三反分子”、“走资派”、“五一六分子”、“现行反革命”等科目的阶级敌人时，他们往往直接采取抄家行动，“反革命日记”成为查抄重点。比如据1966年8月至10月的不完全统计，首都红卫兵的“战果”中，包括反动日记、诗文6820本（篇）（《首都红卫兵横扫牛鬼蛇神主要缴获品统计》，油印件）。

这种运动模式也在晚些时候被引进学部。如1966年12月25日，在学部红卫兵联队组织的一次行动中，红卫兵总队文学所分队成员陈全荣和张大明的日记被缴获，而他们的日记中分别记有对关锋和林杰不满的话，陈全荣在日记中更写有“关锋有野心，他要搞陶铸”等内容。于是，广播站不断广播，说他们反对中央文革，陈全荣被“狠狠地打一顿”，“被打得遍体鳞伤，大小便失禁，随后还被扔在六号楼楼梯口的垃圾箱里关了一夜。”（许志英《究竟怎么回事》，载《钟山》2007年第1期）文学所红卫兵分队也从此垮台了一段时间。

另外一个案例是哲学所实习研究员朱西昆的遭遇。朱是中国自然辨证法专业的第一届研究生（导师于光远和龚育之），因父亲是“右派”，在文革中表现并不活跃。但是，1968年初有人拿走他的日记后，发现大量非正统的思想。于是，这些内容很快被摘录出来，群众组织随后发起了第一次对朱西昆的批判会。朱事先一无所知，直到进入会场，才知道会议主题就是对他的批斗。在这次批斗会之后，朱给女友寄过两张白纸，还徒步到过通县（他参加“四清”的地方）。大约一周之后的早晨，他身穿“四清”时发的军服去跑步，但再没有回来参加对他的第二次批判会。当天下午，派出所人员来到学部，大家才知道朱迎着开来的火车自杀了。

类似的情况其实是很多的。1979年《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日记何罪”的两篇杂文（乐秀良《日记何罪》，载1979年8月4日《人民日报》副刊；《再谈日记何罪》，载1979年11月21日《人民日报》副刊），作者指出：“人们在日记里记录着自己的思想观点，既无推翻无产阶级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更无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既没有扩散，也没有对社会造成后果，何罪之有？！”“它一无宣扬，二无流毒，三无影响，四无不良后果。即使内容偏激、错误，也谈不上危害社会秩序，影响别人，更构不成犯罪和刑事责任。”他的文章发表后，不长的时间内就收到上千封来信，很多信件讲述了自己因日记而被批斗、处分甚至判刑的经历，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因日记遭祸的情况非常普遍。

（二）作为论证惩罚合法性的辅助手段

虽然日记中的非正统内容可能直接导致灾难，文革期间更常见的情况是先定性、再寻找材料加以论证，日记也成为论证惩罚合法性的辅助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