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蜀平：文革中的“民办枪毙”

文化大革命过去近半个世纪，老一辈的记忆已渐模糊，年轻一代对它的认识更是支离破碎──因为历史书本很少提，报刊不讲，文学电影更是难有对它公正的反映。对亲身经历过那段历史的几代人，有责任留下信史；而对尊重历史、愿意献身探寻历史真相的人们，更是留下了一个广阔而又未深刻发掘的领域。

周恩来亲自干预制止的杀人潮

今日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追忆和研讨，常会涉及到文革大屠杀，那是发生在一九六六年红卫兵运动最猖狂的八月，至一九六八年的清理阶级队伍；不同地区发生在不同年份。关于文革大屠杀，已有谭合成、宋永毅等人的专著《血的神话》、《文革大屠杀》（均在香港出版）及众多人的搜集、调研和揭露批判文章，但是在所有这些涉及文革大屠杀的记忆和研讨中，似乎都没有提及一个重要地区，那就是江西，特别是当年革命苏区红色首都瑞金发生的“民办枪毙”。

本人由于一个偶然机会曾经到过那个地区，听到了这件耸人听闻的事件；后来又由于写作之故，做了一点查询，获悉一些情况。

一九七八年，我因公出差到江西，先在南昌短时间逗留，然后去了瑞金。那次是乘坐江西省地质局提供的一辆吉普车沿公路南下。当时一位地质局张姓保卫科干部搭我们的车同去，他另有任务──解决他们系统下属单位文革遗留问题。沿途这位张同志坐在我的旁边，他一路上孜孜不倦地告诉这里过去那些年发生的事情，其中他说起我们要去的瑞金县，有段话引起了我的注意。

他说，一九六八年清理阶级队伍时，那里发生过乱杀人的事，当时下面有很大的权力，可以随便杀人。我问他是什么人杀什么人？他说杀人的是当权的；被杀的不光是黑五类和他们的子女，也有两派的对立面、或旧帐的仇人，什么都有。我问他怎么杀的？他说五花八门什么方式都有，连当年红区用的梭标枪都从箱子底下翻出来了。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的：“那些天，那里吃不到猪肉了──屠夫都去杀人了。”我问他总共杀了多少人，他说大概有几百。他还说起，最后是因为当地一位老贫农，有位亲戚在北京部队做大官，他打电话给那位亲戚，告诉他这里在乱杀人，那位亲戚在人大会堂见到周总理，于是由周总理亲自干预才制止住。

那次我没有机会再深问。回来后，我难忘他说的这件事。后来给他写了一封信，想了解更多情况。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九日他给我回信，只作了很概括的回答：

“你要问的问题：我记得当时江西的‘三查’运动有这样的一段时间和内容。六八年四月份起就开始：一查叛徒，二查特务，三查走资派的活动。后来被造反派搞乱了，什么都要查，凡是他们认为要查的都进行打击。周绍仁（？）同志是其中重点被打击的。江西在三查运动被打死的几万人。”

大开杀戒：不用证据想杀谁就杀谁

酝酿了三十年，二○○五年我提笔写一部文革小说，初时定名为《长夜漫漫》。其中有一章就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的乱杀人，其起源即是这次出差中所闻。在写作过程中，我查询了一些数据，发现有些文献涉及到我一直想要了解的江西文革杀人细节。现在摘录如下：

（一）汝其的《支左日记》。其中日记最重要的有几篇：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五日星期三

接待组向我报告一个重要情况。瑞金县一个干部来反映：二十二日县里召开了公社项目组长会议，强调深入开展‘三查’，大反右倾，学习广东一些地方的经验，权力下放，搞‘民办枪毙’。敌人很猖狂，他们要杀我们，我们怎么办？要拿出成绩向国庆献礼。会议结束后，二十三日上午，律阳公社就杀了七个人。他说，这个杀戒一开，不得了。公社、大队干部可以随便杀人，他们想杀谁就杀谁，不要立案，不要证据，不要审批。这样下去，后果不堪设想。现在各公社集中了‘三查’对象五千多人，如不立即制止，几天之内，可能全部杀光。我立即把这个情况报告了保卫部领导。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六日星期四

瑞金县今天继续来人反映该县搞‘民办枪毙’、乱杀多人的问题。据不完全统计，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两天之内，全县各公社、大队大约杀了一百二十多人。大多是以组织‘反革命集团’、‘暗杀团’的名义，（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杀害的。杀人的方法除了枪毙外，还有用石头砸、木棒打、刀子捅的。有的把人杀死后，推倒悬崖下，连尸体都找不到。真是骇人听闻！

难道这就是阶级斗争吗？

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二日星期二

群众专政组组长庆贺一行三人，去瑞金县调查‘民办枪毙’、乱杀人的问题，共去了十天，昨晚归来。

他说，瑞金县有一个公社九月二十三日起至十月七日上，共杀了一百七十七人，年龄最大的七十岁，最小的只有十一岁。有四十多人是地富子弟，五十多人是贫下中农出身，其它是四类分子。都是以现行反革命或组织反革命集团的名义，（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杀害的。

九月二十三日，杀三十四人；二十四日，杀九十人；二十四日晚，县革命委员会徐主任发现这个情况后，立即召开公社干部会，叫坚决制止住。但又连续杀了三天。二十五日杀十五人，二十六日杀十六人，二十七日杀十九人。到二十八日才基本住车。

瑞金县这次搞‘民办枪毙’的，共有二十八个公社一个镇。其中杀得最多的是律阳公社，共杀了八十九人，占全县杀人总数的一半。这个公社从解放到现在才枪毙三十四人。这次杀人相当于过去的两倍半还要多。”

我当初（二○○五年至二○○六年）是从网上查到上述数据，并复印下来，近日我再到网上查这篇汝其日记时，发现上述最关键的几篇日记已经不在网上了，好在这个日记还有一个出处可查，那是《天涯》杂志一九九九年第一期。

用小说形式记忆文革

（二）南昌大学教授胡平写的《程世清在江西》，它涉及到除了汝其在他的《支左日记》中提及的瑞金县以外，杀人还波及到邻县的重要情况。《随笔》二○○九年第二期可查到此文，另外胡平教授引用的数据来自《当代江西简史》（二○○二年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注意！不是《当代中国江西省》卷，该卷对这段重要历史一带而过；但那部《简史》却详尽记述）。其中给我们提供了重要信息如下：

“汝其没有提及的是，受瑞金‘民办枪毙’风潮的波及，同属赣州地区的兴国、于都两县，也各杀了以‘五类分子’及其子女的二百七十余人和五百余人。

“……‘文革’中，越是瑞金、兴国、于都这样昔日的‘苏区’，杀人的事件越是蔓延难止，越是暴戾成风，表现为一种群体性的走火入魔，民间性的血色狂欢。

据不完全统计，江西在‘三查’和随后进行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共揪斗了九十多万人，制造冤假错案四千一百零二起，被错误打成‘反革命’的有十七万一千多人，其中被打死、逼死二万多人。”

据其它材料揭露，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瑞金县在“民办枪毙”的恐怖政策下，总共杀死了三百多人。具体数据目前尚未看到，加上于都县五百多人，兴国县二百七十多人，起码就是一千多人了，距上文所述“被打死、逼死二万多人”尚差甚远，精确数字更待考核。

二○○九年三月，我写的文革小说《似水流年》在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其中第二十一节“严院长的好意险些成了葬送”，即以“民办枪毙”为背景，讲述了农村的清理阶级队伍中乱杀人的恐怖。二○一○年四月，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繁体字完整版，书名为《悲情大地》，其中第二部第二十一章同为这个内容。

我是用小说形式记忆文革，也希望有人能作实地调查和考证，从纪实角度给出确切数字和具体实情，给历史一个交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