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琼子：一个造反派的遭遇和他的觉醒

杨建平是柳铁工务段的一名工人。一名文革受害者，也是一名文革史料的搜集整理者。

文革中他是一个造反派。

这词儿，常常被许多人当成文革罪恶的代名词。

四月的那个下午，杨先生电话中的声音一如既往，淳厚，中气十足。我以为一如往常，他又挖掘出什么新的史料，高兴地告诉我。

“我得了肠癌，已手术”。他淡淡的说。

“不谈这个。”在听了我一声惊呼又一堆无用的废话后，他轻轻地打断我，“对于生死，我看得很淡。能活到今天，已经很不错了。这些年，我断断续续的搜集文革资料，寻访当事人，积累下来，也有一两个手提箱。我若不在了，当心家人会拿去当废纸卖掉。我把它存放在弟弟那里，你有机会到这里来，就来翻翻这些材料，有用的，就把它带走……”

“都会有用的。”我说，“过几天我来看您，把材料一并带走。”

“你不要来，路太远。以后我让弟弟专程送来也是可以的。但你一定要看看这些材料。这是我的遗言。”

一个普通工人，把打捞搜集本地文革资料作为自己晚年的事业，在患重病之后，又把这些资料郑重的托付给人，并以此作为自己的遗言。我不能不感到其中沉甸甸的分量！

认识杨建平是在大约四年前。那之前，因为经历的许多人和事，我在对文革自我反思中，也渐次的萌发出做一点地区民间文革研究的想法。待到动起手来，方知自己当年参加的是“书生文革”，对许多重要史实竟一片空白。更惭愧的是，多年来我一直耽于自己的灾难，对这片土地上的父老乡亲当年经历的更为深重的苦难，知之甚少。这时我得知，柳铁地区有一位工人师傅，近年来一直默默地搜集文革资料，他就是杨建平。我得以认识他，并从此得到他的许多帮助。

当是时，我仅知道他是当年轰动一时的“521事件”（即所谓“521抢劫援越子弹”，被七三布告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柳铁地区的造反派因之覆灭，这是一段真相尚未彻底浮出水面的公案，此不赘述）的报信人，并因此坐了七年大牢――我一直以为是法院判决。因为，即使在我看来，坐过七年大牢，总该是有过一些出格和过线的事的。

在对历史的反思和真相的探寻中，我渐次的对造反派这个词儿感兴趣。这个当年高唱着“我们和毛主席心连心”，后来又作为文革罪恶的代名词，以冲锋队的形象反复出现在影视作品中的文革组织，究竟是怎样产生的，都干过些什么，他们和中央文革是什么关系，它的参加者，当年参加造反的心理因素是什么，他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在审视和叩问自己的同时，开始对一些典型的造反派个例进行采访。

杨建平当然是对象之一。

“文革的这段经历，太丰富，也太复杂，我想自己写。”他说，“我至少要写五万字。”

交往中，我渐次了解了他的遭遇，并超出预期的震惊。

文革前，杨建平是柳铁工务段的养路班班长。年轻，积极向上，是工务段的优秀共青团员。他初中毕业于重点中学铁一中，在工务部门又算是较有文化的。

1963年学雷锋，杨建平是单位上的标兵。后来得到铁路局颁发的一尊焦裕禄石膏像做奖励，这在当时是很大的荣誉。

四清运动开始的时候，他又是四清积极分子。

在他的前面，不说是一片玫瑰色。至少是一片坦途。

“四清”深入展开，工作队给他开证明，让他到单位上去查人家的档案，看哪些人有问题，找岔子拿出来批斗。

渐渐的，杨建平感到这样不对，对这种做法很反感。人家现实中并没有问题，为什么要去挖地三尺，找人家历史上已经做过结论的事呢？

538工区有个巡道工，是个穷得伶打光的人。三十多岁还没有结婚。1960年大饥荒，有一个流浪女孩从538经过，他就把她带回来做女儿抚养。五六年过去，那女孩长大了，愿意嫁给他，两人就成婚了。他工资低，为了养活家人，就在住地附近的荒地开荒，种菜，后来又养了鸡鸭，养了猪。

四清开始后，工作队把他打成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说“农民都不能私自种地养猪，你是工人还这么做，不是复辟资本主义吗？”就开会斗争他。还开会斗争他的妻子。后来职工斗她不便，又组织家属和十几个学生斗。那女人是流浪女出身，平时见了生人说话都脸红，哪里见过这等场面？回家就上吊自杀了。

杨建平很同情这对夫妇，对工作队的做法产生怀疑。

文革开始了。广西地处偏远，柳铁的文革，比起文革的发源地京都，要慢一大拍。是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更确切地说，是从毛泽东贴出《我的一张大字报》开始。这些地处边远地区的人们，感到直接听到了伟大领袖的号令，他们根据这张大字报的调子，开始造四清工作队的反，批判四清工作队执行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这正与杨建平的认识合拍。他参加了造反派，批判四清工作组。他年轻，有文化，群众听他的话，他又因此成了小头头。

年轻的心不懂政治，更不懂中国特色的政治家。杨建平不可能知道，四清工作队的做法，曾得到毛泽东的大力称赞，号召大力推广。四清工作队的做法，也是历次运动的惯例。而此时毛泽东突然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绝不是他同情北京被虐杀的郑兆南们，更不是他听到了柳铁那个巡道工冤死的妻子的哭声，领袖的伟大战略部署从来就气势磅礴，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他要忽悠起百姓，假群众之手，以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借口，搞掉他假想的政敌刘少奇。而言而无信，出尔反尔，正是他的一贯作风。

而此时杨建平参加造反派，完全是源于年轻的心里一腔正义的诉求，却走进一桩旷世的大阴谋，大不正义，大血腥中去。

他从这里出发，走进文革，走进七年牢狱，走进后来的十几年贱民生涯。

1967年8.24，周恩来代表中央对广西文革表态，“422是革命造反派”，这给了杨建平很大的鼓舞，他劲头更大，也就陷得更深。而到1968年的8月，形势就发生了180度的大逆转。

8月16日，柳铁军管会有人找杨建平，说要找他谈话，找到后把他带到柳铁公安处。一个叫于成全的科长（后来得知，此人专管杨建平案情，在铁路局革委会成立后，任革委会保卫组副组长。再后来，因故被清除出公安队伍，安排到柳钢。在柳钢，他伙同他的儿子一起强奸了一个女孩，被判刑七年）恶言相向，呵斥杨说他犯了罪。杨不服气，发生争执。于成全当场动手打杨建平，毒打，抓住他的头往墙上撞……打伤后无人理睬，更没有人给他看病。随后就把他送到拘留所了。随后多次被单位领回批斗毒打。

1969年四月，柳州铁路局成立第二专案组，专门清查所谓几个反革命事件。杨建平被从拘留所解押到二专所在地铁路局党校参加’学习班”,一切仍按拘留所人犯对待。1970年元月二专结束。负责人张某（原对立派组织头头）宣布杨建平回原单位，由原单位领回。但三天之后的元月6日，却又被送回到看守所。（原因被解释为“没和单位协商好“）一直被关押到1975年。

在拘留所，杨建平多次被公安人员和看守毒打，被踢得像皮球一样在地上滚来滚去。几次被单位领回批斗，被斗必遭毒打，经常打得满脸是血，又被拉到马路边，在烈日下跪在路边示众……说到这些经历，病中的杨师傅，堂堂汉子，仍忍不住泪流不止！因为那是对肉体的残酷摧残，对人格的野蛮践踏！而且，直到今天，仍没有人对那一切说个错字，更没有人对此道歉和反思！

奇怪的是，很长时间一直没有人来询问他的案情。直到1972年三月，才由单位来人“提审”，问的却是杨建平的“思想收获“――这又从一个侧面说明，杨建平的案情其实已清楚，那就是：他无罪！要拖延他的释放，只好从态度上找借口――果然，后来以”态度不好“为由，拖延到1975年8月一日才释放，共无端关押七年。

释放时的结论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开除团籍，”释放证上写的则是：“犯反革命罪，免于刑事处分”。没有明说剥夺他的公民权利，但那可怕的结论已足以让他堕入贱民的阶层。

杨建平究竟犯了什么罪呢？

文革是一辆疯狂的战车，在一系列邪恶理论的忽悠下，呼啸不已。不幸上了这辆战车的人们（他们自以为得了天条，一厢情愿的自封为“响当当的革命造反派，），再也停息不下来。毋庸讳言，杨建平也犯了错误。

五月的一天，他从柳州车站经过。看见这里停有一辆装有武器的军车。当时在广西各县郊，已开始对造反派的大规模围剿，全副武装准备进城武斗的农民，已驻扎在柳州郊区不到三公里处。而此时，离周恩来代表中央表态422是革命造反派，广西军区作出方向性路线性错误的检查不到九个月。此时已满脑子文革思维的杨建平，顺理成章的把军区支持和直接参与下对造反派的大规模军事围剿， 看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反扑“，他把车站停有军车的消息告诉了自己的派别，参与了抢夺的策划。后来，这列军车被抢，被定为反革命事件。出于派性，他参加过武斗，参与殴打过另一派的一个工友。但这正如后再他在申诉中所言，”没有任何为了个人利益而做的要不得的事。”

但这些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犯的错误和罪行是两个概念。正因为如此， 即使在当时，四人帮治下的专案组，在挖地三尺的严格审查后，对他的处置也是释放回原单位。说白了，就是即使在当时，在所谓“刮十二级台风”的严酷背景下，也无法给杨建平定罪。

释放后的杨建平很快发现，自己已完全回不到原来。一连串的歧视压制接踵而来，几乎无所不在，让他透不过气来――

工作中有重大立功表现人家视而不见；

国家政策明文规定的加工资权利被无端剥夺；

到农村看对象，因路远误工一天，回来后及时补假，仍被批斗；

文革前他本是工会会员，此时借口要重新登记，剥夺了参加工会的权利；

所到之处，人们指指戳戳，不明真相的孩子朝他吐口水，扔石块……

与此同时，他的所有亲属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株连――

父亲1965年已退休，1968年因为儿子的问题，突然被扭送到单位的“牛鬼蛇神队”关押，又被无中生有的污蔑为“敌特电台台长”，被挂着牌子到处游斗，监督劳动，多次被毒打。而且一直到后来也没平反（因为不是正式拘捕），就这么被打被斗关牛棚，白白折磨了十年。

杨母本来是街道委员会副主任，1968年因儿子问题被诬蔑为’地主婆‘，“伪军官老婆”“走资派黑干将”，走在路上突然被人捆起，抓去挂牌游斗，被逼挂着牌子站在菜场旁边的高凳上示众达十几天，经常被毒打得鼻青脸肿，浑身是伤……

妹妹1965年进厂当学徒。系共青团员，受哥哥影响，被延长转正定级时间，冬季补助也被取消。

弟弟是共青团员，1968年下乡，每次招工都因哥哥问题’政审”过不了关而泡汤，直到1975年杨建平被释放，才得以招工。

……

文革就是这样，把一个本来积极向上的青年工人，一个优秀共青团员，变成了造反派，又变成囚徒，变成贱民。而且，连带他的全家亲人，一并变成了贱民或另类，“黑五类或黑五类子弟”。

在1968年――1980年左右的十几年里，在那个省份，有数百万这样的贱民。

一直对那些为了自身特权和利益，顽固的拒绝民主，却借口国民素质差，因实行民主必将天下大乱的鬼话义愤填膺。因为，我们的国民，是最驯良最隐忍的国民。面对如磐的重压骤然加身，如墨的黑暗漫无边际，他们大多只是默默地承受，咬着牙隐忍，希望以自己的顺从，获得施害者的些许宽容，或者青天开眼，熬到出头之日。很少去探索原因，更少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们习惯了接受一种被安排的生活。一旦事情有了转机，他们一方面欢天喜地，感恩戴德，一方面又惊悸犹存，害怕稍有不慎，又引来灾难加身。于是他们慎言或者讳言自己当年的遭遇，好像那倒是他们自己的不好见人的耻辱。他们的苦难令人深深同情。他们今天的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

但也有另一部分人。

杨建平或许属于少数的那一部分人。他不甘于强加在自己身上的种种莫须有的罪名。他坚守着事实和常理，不断的上诉，一直没有停止自己的思考和抗争。

杨建平从被关押到释放，涉及他的处理和定性，正式和非正式组的结论一共有五次：

1968年10月12日，遭单位批斗毒打，定为“打死打伤解放军、妇女、小孩多名”的“现行反革命杀人犯”（纯属无任何事实根据的污蔑）；

1970年元月3日，铁路局第二专案组宣布结束，对杨建平的处理结论是“回原单位”；

1975年八月一日，柳州铁路局党委75字070号文件，将他定性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开除团籍，”释放证上是：“犯反革命罪，免于刑事处分”；

1979年柳铁分局党委第十五号文件又改为：“犯严重政治错误，免予处分，恢复团籍，补发拘留期间工资及附加工资”；

1980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