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军：“文革”悲剧重演的危险远未消除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文革”错误的遗毒和封建影响还没有消除，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不能成功，“文革”这样的历史悲剧可能重新发生。笔者认为，这绝不是耸人听闻。

尽管近年来极左势力一直在鼓吹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但很少有人响应，从各方面的条件看，“文革”运动全面出现的可能性很小。但是，“文革”发生前就已经出现多年并在“文革”运动中发展到极致的某些带有极左色彩的思想、路线和社会治理模式，即郭道晖先生所说的“文革元素”，不但极有卷土重来的可能，而且已经在某些地方高调登台，并博得上下左右一批人的喝彩和支持。最近，极左势力追捧的大人物薄熙来被立案调查，他在位时施行的某些“文革”色彩浓烈的方略和政策迅速退出重庆政坛。这一事件，固然对清除左祸具有重大意义，但其发展态势还不明朗。即使真像很多人希望的那样，成为清除“文革”遗毒，启动新一轮政治体制改革的转折点，也要经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就全局而言，“文革”式悲剧在我国重演的危险远未消除。其根据至少有以下六点：

第一，从理论根基看，导致“文革”悲剧发生的某些错误观点没有受到应有的清理和批判，有的仍然在官方话语中时隐时现。在我国现行体制下，执政党所秉持的政治理论具有超常的地位和作用。当年，党中央组织了真理标准的讨论，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才顺理成章地结束了十年内乱，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理论上的清左除旧一波三折，没有持续深入开展。在现实条件下，党和国家继续高举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旗帜固然有一定的必要性，但是，必须改变理论研究、解释和宣传中的实用主义倾向，必须对革命导师们的学说进行科学评价和合理扬弃。对某些经历史验证的错误观点或空想色彩过浓的理论应该进行必要的批判和明确否定。特别是夸大阶级斗争作用的观点和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所宣扬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已经给社会主义国家带来诸多灾难，不能再继续沿用或在措辞上修补。在一定时期，采取回避或淡化某些理论观点的策略可能有利于思想稳定，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在重大理论上继续暧昧，则为极左势力攻击改革开放政策，甚至公开为“文革”招魂提供了方便。

第二，从历史回顾看，“文革”罪错不但揭露得很不充分，而且不时被粉饰和美化。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避免“文革”式悲剧重演，离不开对“文革”十年国家和各界民众所遭受灾难的充分揭露和对历史教训的痛切反思。近年来，这方面的揭露和反思不但没有逐步深化，反而有所退步。涉及“文革”灾难的回忆录和研究资料很少在公开出版物中看到，变相美化这段历史的言论、活动却不断出现。比如，在改革开放初期，一些党史资料对“五七干校”这一“文革”产物给予了明确否定。全国第一个五七干校黑龙江柳河干校学员战凤翰撰写的纪实专著指出，“干校存续期间，一直以阶级斗争为纲，除了组织学员进行超负荷体力劳动以外，还进行不间断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很多学员遭到错误批判甚至被隔离审查拘捕关押。”但2010年，原柳河干校所在地建立了一座颇具规模的五七干校博物馆。尽管馆内《结束语》中使用了“历史教训”、“空想色彩”等批判性用语。但在进入博物馆的公路旁，却矗立着一块醒目的大标语牌，上边写着“全国第一所五七干校，毛主席数次关注的地方”两行大字。馆内简介、前言中，又使用了“再现当年建设者们艰苦创业的生活场景，从中挖掘提炼出当年垦荒者为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及“毛泽东关于干部教育、改进机关作风，改造上层建筑的一次实验”之类的评语。走进博物馆大厅，迎面是巨幅水彩画，画面上一队干部高举毛主席画像和五七干校红旗，昂首阔步前进。图画前面是一座汉白玉书本模型，上边印着毛主席在1968年9月30日关于肯定五七干校和干部下放劳动的批示。在展区中，随处可见“激情年代”、“火热生活”、“看书学习”、“解剖世界观”、“吃小米、爬大山”、“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等通栏标题或口号；多数图片，都反映着“五七战士”激情满怀，笑容满面的神态；毛主席批示、画像等展品的设计和陈放，也在旗帜鲜明地歌颂“五七精神”。解说员在短暂的解说中，说了两次“学员们最大的感受和变化是从官到民”。1968年以后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同样是“文革”运动的组成部分，大量史料表明，它对民族文明和一代城市青年的摧残是举世罕见的。但是，在最近几年某些地方政府兴建的纪念馆或组织的活动中，却以“青春无悔”为主基调来否定“伤痕累累”的历史述说。号称“开全国先河”的黑龙江省黑河《知青博物馆》开馆时，省委常委到会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肯定“广大知识青年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谱写了一曲绚丽的华章。”其他参加开馆仪式的省部级官员、知青精英代表和官方媒体的宣传报道，也同样为知青运动大唱赞歌。但在作家邓贤的报告文学和网络上诸多老知青的回忆文章笔下，我们看到的则是另一幅令人痛心的画面。

由于对“文革”罪错的揭露批判不彻底，某些极左思潮甚至为“文革”翻案的论调呈抬头蔓延趋势。很多40岁以下的中青年对这一历史灾难知之甚少，对“文革”悲剧重演的警惕和抵制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第三，从舆论导向看，“主旋律”宣传活动中往往夹杂着极左思潮的渲染。“主旋律”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究竟应该包括哪些内容，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尚需认真探讨。即使按照传统的办法，以颂扬执政党的光辉业绩和英雄模范人物为主，也必须尊重历史，在注意防“右”的同时着重防“左”。近年来，某些地方组织的红色旅游活动、重大历史事件纪念活动、群众文化活动和先进模范人物评选宣传活动，不断出现美化“三面红旗”、宣扬个人迷信，甚至为“文革”招魂的倾向。很多红色旅游景点的解说词中，包括一些神化领袖人物的传说。各地举办的红歌演唱会上，歌颂救世主、变相宣扬封建专制思想的曲目屡屡出现。2011年，笔者到某县出差，观看了一场小型演出，其中，有一个节目竟然是“文革”期间的“忠字舞”，“新苫的房雪白的墙、屋里挂着毛主席像，贫下中农瞧着你，心中升起红太阳”的歌词和臂带袖章的红卫兵形象同时出现在舞台。2011年6月30日，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播出的《我们走在大路上》，竟然将“三面红旗迎风飘扬”，“牛鬼蛇神一片惊慌”等已经删掉的唱词唱了出来。前文提到的黑河知青博物馆，是经省发改委立项，省文化厅批准设立的。文化厅的文件批复文件很简短，说明设立此馆的目的是“宣传知青感人事迹，弘扬民族精神，鼓舞后人发扬革命光荣传统。”却只字不见“伤痛”、“反思”、“防左”之类的字样。

与极左思潮搅在一起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理想教育，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在某些的特定时间和空间内，能够激发部分民众爱党爱国和爱岗敬业的热情，成为推动现代化建设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积极因素，但很难持久并获得更大范围的认同。另方面，它已经和正在产生两大消极后果：一个是助长说大话说假话说空话的不良倾向，严重损毁着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一个是弱化着部分民众判断是非的能力和独立思考的精神。某些带有“文革”色彩的极左理论和施政方略披上华丽的革命外衣以后，受到部分民众的追捧。这充分说明，无论是现代史研究还是社会主义思想教育，都必须与执政党反思极左历史错误，否则，必将贻害国家、贻害民族和执政党自身。

第四，从社会心理看，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社会矛盾久久不得缓解，使部分民众产生怀旧心理，期盼着用“文革”式运动的方式改变现状。我国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显著改善。但是，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结构失衡、分配不公、官场腐化等问题逐渐显现，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尽管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都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收效甚微。在这种情况下，相当一部分老百姓把这些问题归咎于改革开放。杨继绳先生分析说，毛泽东“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这句话，在官僚特权社会，很有号召力。老百姓不管你什么“资产阶级”在党内，只知道“腐败分子”就在党内，而且比1966年严重得多。老百姓忍无可忍了。如果有人登高一呼，响应的人一定不会少。这是“文革”重演的最大危险。

第五，从官员行为看，与“文革”具有渊源关系的运动式领导方式仍然普遍存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和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但党政官员的领导方式，变化则非常小。除了以阶级斗争为标签、以整人为内容的政治运动销声匿迹以外，各种带有群众运动色彩的“活动”在各地各领域都屡见不鲜。如：招商引资会战、城乡环境整治会战、集中学习教育活动、专项治理、严打斗争、万人下乡、几比几看、百日大接访、矛盾大排查，还有举国办xx、举国表态等等。在权力高度集中，层层对上负责的体制下，各级党政官员对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的领导，已经形成了路径依赖，全面控制型的思维和运动式工作方式，使社会管理的创新步履维艰，也经常与“文革元素”同流合污。

第六，从政治体制看，有效避免文革式悲剧重演的民主法治制度尚未真正建立起来，相当一部分官员缺乏推进改革的紧迫感和责任感。“文革”要素的复活，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虽然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的口号一直在喊，政治生态总体上在不断优化，但步履蹒跚。舆论控制过严、党政关系不顺、宪法和权力机关（人大）地位过低、民主选举流于形式等体制性弊端基本没有革除。薄熙来、王立军事件的出现和目前看到的结局，足以说明，现行的政治体制难以有效防止“文革”式悲剧重演；腐败分子或反民主势力被清除，仍然依赖高层的“英明决定”。更令人忧虑的是，多数党政官员，虽然不乏改革共识，但缺乏对历史负责、对民族负责的精神和壮士断腕的勇气。可操作的具体措施和实质性步骤，一直是“千呼万唤不出来”。

总之，警惕和消除“文革”悲剧重演的危险，铲除极左路线滋生的土壤，应该提到执政党的重要日程。凡有历史责任感的公民，特别是中共党员和各级官员，都应该在思想上自觉清左除旧，在行动上主动推进和参与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为民主法治建设作出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