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忠：谈“九一三”事件

整理者说明：

1986年夏，已经退休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将军与陶然女士多次长谈。陶然，原名朱东北，是辽沈战役中牺牲的解放军著名将领朱瑞同志的次女。因吴忠系朱瑞同志老部下，所以吴忠与老首长女儿的谈话很敞开，无拘无束。

陶然女士将谈话内容做了现场录音。

吴忠与陶然谈话时，陶然的丈夫李大震在场。

吴忠将军于1990年2月因车祸逝世。陶然也于1990年11月辞世；她临终前把吴忠将军谈话的录音带交给陈楚三、李大震两人各自保存一套，并嘱在适当时机整理公布。

我们整理录音时力求保持口述原貌。但磁带有些地方听不清；特别涉及具体人名、地名时，难免有不准确之处。敬请读者见谅。

录音整理者：陈楚三李大震

“九一三”事件是我们党内一个重大的事件,党内从来没有过。可以相比的就是张国焘，张国焘跑到蒋介石那里去了。

事前我们一无所知。1971年9月12日毛主席回到丰台，找我们4个人谈话：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和我。李德生同志访问罗马尼亚刚回来，一开始汇报访问情况，我看毛主席不感兴趣，李德生同志还在那里讲，毛主席说：你们说的都是目，我今天要讲的是纲。什么是目？你们打过渔吗？见过渔网吗？目就是渔网的网眼，撒网的绳子就是纲，纲举目张嘛！主席讲了林彪的错误，说一句顶一万句，顶个屁！我讲了好几次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谁听啊？没人听。主席还讲了夫人不要当秘书，夫人当秘书不好；也讲了北京军区的华北山头主义，主席咬着牙、打着手势说要把郑维山这个山头主义的窝子捣烂！我属于华北管，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主席讲了很多，但主要是讲林彪，我当时的估计是三中全会要解决林彪问题。主席讲了两个多钟头。我们去的时候主席等着我们，站起来一个一个握手，很尊重同志；走的时候我是最后一个，主席站起来说不能留你们吃饭了，直到我们走出车厢他才坐下。

回来的路上我和吴德一个车，请吴德到我家吃了面条当晚饭，商量如何传达的问题。我说，看李德生、纪登奎他们怎么传达，我们就怎么传达；吴德说只好这样了。

这是主席第一次找我谈话。

庐山会议（即1970年8月的九届二中全会――编者注）结束后接着是华北会议，然后紧接着批陈整风汇报会，会上黄吴李邱做检讨，主席批的话也很尖锐，还有刘子厚做检讨，河北省的。我联想到华北会议和批陈整风汇报会，看来要清算林彪的问题，不然他怎么当着我们讲林彪的错误呢？讲的虽然不多，但没有必要当着我们讲，这是打招呼，林彪是什么人。

主席在丰台谈话以后，回来的晚上搞国庆节预演，三十八军等部队搞分列式，十二点吃夜餐的时候杨德中打电话给我，问预演什么时候结束？是总理问的。我说两点钟差不多可以结束。他说总理的意思可否提前结束？我说可以，现在就可以结束。当时并没想到林彪跑了。“十一”没有搞游行，只搞了游园。

夜里三点钟左右，杨德中打电话，总理要我们到大会堂去，有吴德、我。到大会堂时，总理正向各大军区打电话讲林彪跑的事，打哑谜、暗示，说那个长期养病的人，在庐山会议上发言的人，带着他的夫人向北跑了，向苏联方向跑了。总理要海军舰队和各地区空军直接听各大军区指挥，这样就把海军司令部和空军司令部的指挥权解除了。总理讲话中没有提林彪二字。总理打完电话后返过头对我和吴德讲，指着门说，主席就在这个房子里。我想总理的意思是，像林彪这样大的事件，主席不在中南海，而在这里，要准备打仗；我理解他是传达主席的意图。

总理说有架直升机在怀柔以西20公里的上空盘旋，可能要迫降。我查了一下说，怀柔以西20公里可能是渤海所，这里是一个盆地，是一个镇，公社所在地。总理要我派民兵、派部队，赶快把迫降的飞机找到，包围山区，抓到逃跑的人，飞机上一定有党和国家的许多核心机密，一定要搞到手，不能叫他毁掉，片纸都不能丢掉。总理交代任务后，我马上在人民大会堂给警卫三师打电话，要离渤海所比较近的七团赶快向渤海所方向去，一定要找到那架迫降的飞机，不能让把上面的东西毁掉，马上行动。三师是机械化的，步兵都摩托化，快。接着我打电话给卫戍区司令部，要求怀柔和延庆民兵马上出动，包围渤海所周围的山区，逐渐缩小包围圈，拉网式搜索从飞机上逃跑的几个人，不能让跑掉；接着又派卫戍区副司令李刚到现场指挥，要求他以最高速度赶去，但不能翻车，并要通信部门拨一条专线到渤海所公社，保持通话；要求李刚指挥民兵和三师七团找到迫降的飞机，机上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不能毁掉，片纸也不能丢了。李刚接受任务后走了。

打完电话后回来，总理继续谈，说我们就不用打哑谜了，讲了林彪逃跑的事，要准备打仗。这时三十八军一个师（112师）在赤峰拉练，正在行军途中，总理说这个师就不到保定附近了，归你指挥；我建议把它放在昌平，总理同意了。总理说炮六师、坦克六师都归你指挥。离开前，总理说此事只准吴德、吴忠你二人知道，其他人不能讲；我向总理建议，应告诉政委杨俊生同志，否则不好工作，总理接受了，只准我们三人知道，不准扩大。

回去后，在我的办公室，吴德和我向杨俊生同志传达了总理谈话的情况。接到李刚的第一个电话，说迫降的直升机找到了，上面有一个死人（驾驶员，被周宇驰打死了），抓住了两个人，一个叫李伟信，一个叫陈士印；发现两具尸体，问李伟信，说是周宇驰和于新野，在高粱地里自杀了，正在继续清查。李刚的第二个报告，说北京军区的部队和北空的部队正在向渤海所开进，是李德生主任派来的；我一听不对，总理布置任务时没说要北京军区和北空配合啊！我立即告诉李刚，北京军区和北空部队来了，一定要非常客气、非常礼貌，很好招待，请他们吃饭；第二条，请他们把武器放下来，否则混战一场，或者把材料毁掉了，怎么办？要是问谁的命令，就回答是卫戍区的上级。接着，我马上向总理报告了情况和我的处置，总理说好，就这样办。我想，若先请示总理，说不定在这一刹那发生了情况，混战一场，我的部队一点准备都没有；我先讲了两条，马上发生情况你就可以执行，总理有新的指示我再修改。

黄昏时我报告总理，正在搜查材料，对北京军区和北空部队准备发还枪支，让他们回去；总理说加一条，告诉他们：你们已经完成任务了。

李刚第三次电话报告，李德生主任打电话来，让把人、枪、文件等一切东西马上送到空军司令部。我听着不对，因为信不过吴法宪才派你去坐镇空军司令部，空司现在情况不明，除了吴法宪其他人就没有问题？罪证材料送到空军大院，靠得住吗？我告诉李刚，空军大院情况不明，不能送到那里，要他派得力干部，足够数量的武装，绝对保证安全，马上送到卫戍区司令部，当面交给我！不能送空军大院！李刚不错，向我报告情况很及时，并没有马上往空军大院送。电话一放，我马上报告总理，李德生主任未经过我们，直接打电话给李刚要把抓的两个人、武器弹药和文件一起立即送到空军大院，因空军大院情况不明，我已告诉李刚派得力干部和足够数量武装，绝对保证安全，立即把人、枪、文件送到卫戍区交给我，总理说这样处理好，并要求人一到立即审讯李伟信，要我和杨俊生审讯，带得力秘书。后来我找了副政委邹平光同志参加审讯李伟信，审讯情况随时报告中央。审讯中李伟信讲过有个《“571”工程纪要》，引起我注意，我以为《“571”工程纪要》是一个工程上的东西，没承想是一个政治问题材料。陈士印是一个飞行大队长，知道情况不多。

我和吴德从总理那儿回来，到我的办公室，我要办公室主任通知各部门（只限于各部门），总参、总政、总后来电话要详细记录，要情况一律不回答。这是我回来的第一件工作，要赶快切断这条线，不让我的部队、机关再被总参插手、指挥。

李德生同志两次电话都没有通过我和杨俊生同志，没有通过卫戍区机关，直接打到渤海所，直到现在我也不理解他为什么打这两个电话，是没经验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让你去坐镇空军司令部是对吴法宪不信任，让你取而代之，你怎么对空军机关那么信任？派部队是不是他派的，我也没有再查，用不着我去查。但对你派的部队，我让他们缴械了。我也不怕得罪主任，你的做法不对。总理给我交代任务你知道嘛，找迫降的直升机是我的任务嘛！你要协助，应打电话通知我啊！突然派部队来，我知道来干什么？我报告总理后，总理同意我的处置。现在也不理解他那两个电话是出于什么考虑，只有问他本人了。中央可能问过他本人了，我不知道是怎样解决的。

李刚在渤海所和我联系很方便，有专线。他后来报告，拣到一些纸片，撕碎了，上面有红铅笔写的字，丢了好几个地方；收集起来一对，意思可以差不多，有林彪的签字，是给周宇驰、于新野的，就是“手令”；再有是一封信，林彪写给黄永胜的。对这封信的碎片可费了劲了，碎片是分几天送来的，拣一片送一片，我让部队继续拣，庄稼搞坏了高价赔偿。杨俊生对碎片，一个礼拜没对上；总理让公安部的专家来搞，并通知李震。专家对得很快，不到两小时就对好交给我了，我到大会堂送给总理，但上面抬头是“永生”，这时黄吴李邱还参加会议，总理让他们看这封信，据总理事后说，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看了后都说没有这样的人，黄永胜看了后一下就坐下去了，情绪很不好。又过两天，找到了“月”字边的碎片，对上了是“永胜”，总理给毛主席看了，毛主席说“总理亲自保证”，很清楚是给黄永胜的信，这才肯定了黄永胜的问题。

再一个是“手令”。还有一张信纸上写的乘坐飞机的编号，红铅笔写的。这时中央才下决心，黄吴李邱“保护审查”，实际上是隔离审查。记得是9月24日抓的黄永胜，黄永胜说没看到这封信。飞机编号是准备南逃时的飞机编号。直升机降落后，于新野把飞行员打死了，一起往高粱地跑，躲在高粱地垄沟里，和李伟信等商量好，大家一起死，他喊着口号，要忠于林彪，结果李伟信朝天打了一枪，没有死。飞机编号的信纸缺两个残片。给黄永胜的信比较完整，是要他安心，不要着急。

解剖周宇驰、于新野尸体时，我给医生交代，切开胃，看看有没有吃下去的文件，医生没找出来。三个文件的残片没找全，但意思是明白的。警卫三师非常负责，像篦子一样找，还下了一场雨，好不容易找到这些残片。9月13日十天后，才对黄吴李邱隔离审查。

为准备打仗，中央决定38军归卫戍区指挥。黄吴李邱隔离前召开作战会议，黄还是总长，我们给总理的报告，总理还给黄吴看了，要稳住他们。作战会议上传达了林彪逃跑事，做出部署，准备打仗。

我推测，林彪知道主席从南方回来要召开三中全会，可能意识到是要解决、清算他的问题，批陈整风已经牵涉到他了，叶群作检讨了；三中全会清算他的问题后，想跑也跑不掉了，他深知毛主席，所以要在三中全会前跑，这可能是他的考虑。

从北戴河跑的时候，林彪坐的是保险红旗，8341警卫部队开枪射击了，当时认为是叶群、林立果把林彪绑架跑了，推着、架着把林彪弄上车，就开枪了。我看到车子了，车门玻璃上好几个印子，没打穿。有个警卫科长从车上往下跑，还被打了一枪；车门关不死了，车上的人拽着车门开到了山海关。警卫部队开枪是为了保护林彪，以为林彪被绑架。林彪跑时找不到林豆豆了，很紧张；女儿到警卫部队了，藏起来了，向中央打电话说林彪跑了，向广州去了，没说去苏联，看样子去苏联是临时动议，可能是因为女儿找不到了，怕泄露机密，去广州靠不住了，才往苏联跑，这是我的估计。

有一次开会，那时我是林彪专案组成员，江青非说林立衡是林彪的坐探，要关起来；总理听得不耐烦，说把情况报告毛主席后，毛主席说，要不是林立衡向我们报告情况，我们都蒙在鼓里面呢！因此才在关于林彪的“一号文件”中写了“为党立功的林立衡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