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瀚：践踏人格的转基因文革

去年回老家时，在父亲的书柜里又见到严家其先生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它已经开始发黄，就回想起19岁那年高考结束后初读此书时的惊骇与颤栗。将近25年过去了，这本书的命运就像它的作者，对许多人来讲仿佛并没有在这世界存在过。对一群没有阅读习惯的国民，信息封锁总是有效的，即使像刘宾雁先生那样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说消失也就消失了，遑论仅仅活跃于学术思想界的严先生呢？

被这样悄无声息地精神活埋或许还不是最惨的，最惨的是包括“文革”在内历次政治运动中被侮辱被肉体精神折磨被虐杀的千千万万人。他们不是被精神活埋，而是精神与人格被公然践踏，直至肉体的折磨与消灭。

其实，对于许多视人格为生命本身的人来说，人格羞辱这一关就已难渡过，“文革”文字狱的第一个祭品邓拓（马南）并没有遭到严重的肉体折磨，但因无法承受铺天盖地的大批判而自杀身亡，在王友琴女士的《文革受难者》中说“在1966 年5 月邓拓死亡的时候，对他的‘批判’到了什么程度呢？他显然没有像后来的人那样遭到肉刑和监狱禁闭，但是，在北京连幼儿园的孩子们都被教了新‘儿歌’：吴晗邓拓廖沫沙，一根藤上仨烂瓜。吴晗和廖沫沙是《三家村札记》的另外两个作者。”而著名的诗人、文字考古学家陈梦家先生第一次服用安眠药自杀前留给世界的遗言则是：“我再也不能被他们当猴耍了。”（1966年9月3日，陈先生再次自杀，自缢身亡，同一天，远在上海的傅雷朱梅馥夫妇也自缢身亡。）而这样死去的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知凡几，这不算最惨的，最惨的是那些被杀人犯们得意洋洋到处宣传的被彻底屠灭者，《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里写到1966年的红八月里，光是北京一地，被红卫兵毒打折磨致死的就有一千多人。

由于缺乏对包括文革在内历次政治运动中侵犯和剥夺人权的恶劣过往的深刻检讨，这国的文革“资源”可谓俯拾皆是。

对于潜藏着暴民之戾的众多奴才自甘奴而言，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权威发动与掌控，他们的胆子可能还不足以去直接侵害他人人身，但他们心中的怨毒与嫉恨却会通过语言去损害他人的人格，有人甚至认为言论自由就是可以对人肆意谩骂与言辞羞辱（这种无知与恶意正好应了朋霍费尔的一句名言“愚蠢不是一种智力缺陷，而是一种道德缺陷”）。只有极端蔑视人格、极端蔑视人的精神利益者才会认为谩骂与言辞羞辱是言论自由，这在互联网时代可谓一目了然。网络上无处不在的弥漫着对他人人格的肆意侮蔑，仅仅从互联网上就可以得知，中国就是个极度野蛮的国度。而这也正是奴才自甘奴的特征，自由的状态是既没有奴役，也没有被奴役，既不侵犯别人，也不被别人侵犯。可以很确定甚至斩钉截铁地说，任何肆意的无端侵犯性言行都离自由很远，那些认为自由就是可以为所欲为者离自由最远。

只有将人仅仅视为没有灵魂，没有精神、情感需求的尸体，才能认为不需要尊重他人人格。得有多低级的思维能力，得有多劣等的品质，得有多荒谬的逻辑，才能认为人和人可以甚至应该互相羞辱谩骂？（美国诽谤法上因保护言论自由而容忍针对公权力者的尖锐的嘲讽，并不意味着倡导肆无忌惮的人格羞辱）人得多自我作践，才会认为可以肆意羞辱他人――如果你认为可以肆意羞辱别人，也就意味别人可以肆意羞辱你！问题是，即使你愿意被别人肆意羞辱，也不意味着你就可以肆意羞辱别人！历次政治运动中，多少以折磨、作践他人为乐者最终以自贱自奸告终？

那种认为言辞侮辱不算羞辱的人，是把活人当死人看待，是对历次政治运动中因言辞侵权而自杀者的漠视。

对于这种现象的成因，包括我自己在内已有无数人分析过，在一个高度世俗化传统绵长的国度，缺乏精神追求，缺乏圣洁生活渴望的人们，对人格、灵魂这些无形的存在既缺乏基本的想象力，也缺乏基本的自我认知、自我教育能力――缺乏自我认知与自我教育能力者，就不可能了解和理解人性，也就不可能有对人性的悲悯与尊重。即使在前现代全世界都存在酷刑的前提下，中国历史上无所不用其极的酷刑，无论从种类和残忍的程度上，还是株连的广度上，以及恶的创造力方面，都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不能不说，这都是极度蔑视人格尊严的文化与制度产物。

正是在如此的人道荒漠里，我们才看到一场场一次次一幕幕以羞辱和践踏他人人格为结果的网络舆论暴力，不仅仅是个体之间相互的肆意羞辱，还有大量网络暴民的乌合之众集中针对某个人或某些人的人格侮辱。善与善之间相互激发，恶也如此。当一个人被他人辱骂时，有的人出于教养，选择无视，有的人出于厌烦，选择漠视，而有的人出于自卫，选择对骂，但再好的修养，也经不住持久的侵犯，于是前两种人越来越少，以至于实在不堪忍受者只能选择退出或对骂。在我自己经历的那么多场网络论战中，扪心自问，虽然脾气不好，因此对于那些居高临下者有时会有蔑视和更不屑的居高临下，但是对于直接的谩骂几乎从不以谩骂回击，最多会针对不特定对象的现象性严厉批判――我不得不承认，这样的批判中也含着不少戾气。虽然这些戾气都是回应性的，但以较弱的戾气回应较强的戾气，也依然偏离了理性与人道的大道。

与善相比，恶具有更强烈的放大与示范效应，就如痛苦总是比快乐来得更深刻，让人更容易记住。以被人记取的可能性论，恶行远大于善行。人作为一种忘恩负义的动物，记取他人的善行常常需要同等的善和感恩的心态，同理，忘记他人对自己的恶行也需要人格的修炼――只有以善待他人为基本思维习惯的人才更有可能，记住恶行与忘却善行比忘却恶行记取善行更符合人的天性。因此，程度上基本同等的善恶之间，常常总是恶战胜善，而不是善消融恶。恶与恶之间的激荡与增量，远比善的互动更为容易。今日互联网上的种种恶意，种种恶意推定，种种肆无忌惮地侵犯他人人格，已经成为公共议论中一大毒瘤与公害，一方面它可能确实有疏泄人们日常怨毒情绪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极大地激发了人们之间的相互恶意。将恶意言辞肆无忌惮地滥施于任何人，正是互联网时代转基因文革暴徒、网络红卫兵们的典型特征。这种转基因文革，在其时机合适时，绝不会仅仅限于键盘，完全可能脱下马甲走上大街，而那时将会是现实而直接的人身与财产侵害，那将是无限的惨剧。

今日中国，以政治变革为目标促成好社会的努力一直是人们所希望的，但在此过程中，以正当的、合乎人道与理性的手段去推动这一进程，远比一个一揽子美好目标更重要。在政治制度未变时，人们若不能有效地自律，相互之间尊重人格以及其他私权，那么正常、良性的政治变革就会遥遥无期，即使有变革，更大的可能性是恶性的变态的逆向变革，没有哪种好制度能够在一群毫无伦理自觉与伦理自律的恶棍手里正常运转。

在这个批评伪公权的言论自由动辄被剥夺、肆意攻击普通人的侵权言论却被放任甚至鼓励的言论环境下，无权无势者唯有尽可能相互尊重人格的和睦与自由联合，并且将精力集中于抗击伪公权的战斗中，才会有既没有奴役者也没有被奴役者的自由未来。2012年2月9日於追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