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建：在良知的死刑台上――纪念遇罗克罹难42周年

这年冬天北京几乎没有下雪，气温却一直很低。气象学家说这是北京27年来最为寒冷的冬天。3月5日这天，天使投资人薛蛮子发出微博：“1970年3月5日，遇罗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被执行枪决，年仅27岁……”

今天的年轻人会问，谁是遇罗克？

遗忘，对大量历史事实的惊人的遗忘或者人为的遮蔽、切割，这是民族的羞耻，也许会埋藏着悲剧重演的萌芽。于我，那些历史场景和各色人物却沉甸甸地压在心头。

1970年3月5日・北京工人体育场・京郊卢沟桥畔

2008年8月，北京工人体育场，我去看阿根廷对美国的奥运足球赛，带着索尼Z1C的小型摄像机。眼前是欢闹喧腾的人群，梅西在球场上腾越奔跑，身影矫健。而我的思绪却不时将这人声鼎沸的场面切换到1970年3月5日。

那一天，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公判大会，数万人被召集到这里，高呼口号，支持对十九名“反革命分子”严惩：立即执行枪决。网友薛蛮子在微博中说的不准确，那天的公判大会是在工人体育场举行，但处决现场不是在那里。很费了一些周折后，我终于寻访到当时的刑场，它位于旧的石头卢沟桥南大约500米，永定河西岸的河堤外侧下方。村民们告诉我，这里旧地名叫南沙筒，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这里就是北京市执行死刑的场所。1971年新的卢沟桥建成以后，刑场就迁移到河流的北边去了。

接受采访的几个男女村民在少年时都来看过枪毙人的场景。有个女村民说他哥哥有一次还不小心踩到过人的脑浆。

在那个年代，“群众专政”被认为是法律的创新。法国著名的左翼学者福柯在60年代是颇为著名的“毛主义”知识分子。他说：“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宣战为的是夺取政权……任何战争都以胜利为目标，没有人为正义而战……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很可能对刚刚被它击败那些阶级实行暴力的、专制的、甚至是血腥的专政。在我看来，这是无可非议的。”

在与另一个法国“毛主义”者维克多辩论时，福柯对中国的执法形式十分赞赏，他说：在中国“国家机器并不执法，”其作用仅在于“教育群众，给群众以政治的训练，开阔群众的政治视野，丰富群众的政治经验，以至于群众自己就可以决定：‘我们不能杀这个人’或者‘我们必须杀死他’。”（转引自：郭建：《人还活着，他已经死了―― 一个中国人眼中的福柯》，《万象》2000年9期）

显然，福柯这里的学说与文革时期令无数人胆战心惊的“群众专政”完全异曲同工，遇罗克的死刑判决就是由群众讨论的。1970年1月9日，北京市的“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公判大会之前的通告，在这一份通告上列出了20名“反革命分子”的罪行供群众讨论。“请各级革命委员会，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革命群众认真讨论，提出处理意见，速告市公法军管会”。在这份名单上，遇罗克名列第十。其罪名有：“遇犯思想反动，对我党和社会主义怀有刻骨仇恨。1963年以来，散布大量反动言论，书写数万字的反动信件、诗词和日记，恶毒攻击和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阴谋进行暗杀活动，妄图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这份通告最后还有一句话：“遇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

是的，今天的人们大概都不知道或者遗忘了文革期间一些流行词汇，“一打三反”、“5・16”，有的词写出来青年人也很难读懂，例如：“革干”、“恶攻”。他们不知道，这些词带着多少血迹和人的生命，至今依然是中华民族心理的巨大伤口。

1966年・北京东四北大街519号

北京东四坐落着一个有几十年历史的明星电影院，今天那里已经是装修一新，终日门庭若市。几乎紧挨着它的北边，有一个很小的死胡同，往里走几十米的右手是一个如今已经看不出的小院落，小院落的前面和左右都是拥挤的小平房。1942年5月1日出生于南京的遇罗克从7岁时随家人迁居北京到1968年1月5日被捕，遇罗克就生活在这个小院里。

我采访中遇到的大部分老邻居都很愿意谈论他，除了表示悲哀和惋惜，他们对遇罗克做出的最多评价是聪明、好学。一个遇罗克少年时的棋友说他可以同时跟三四个人下盲棋，还总是他赢。邻居们对遇罗克的另一个深刻印象是爱看书，上公共厕所时都拿着老厚的大部头书。从遇罗克家人、朋友、同学的回忆和他的日记中我得知他的阅读涉猎广泛。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波斯人信札》、启蒙时期的作家蒙田的著作、《论语释注》、《元曲别裁集》……就是这些书成了他思想火花的初始爆发点，就是这些书与他那敏锐、勤奋的大脑相撞，使他在1966年前后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仅冷眼旁观，还颇有抵触和反思。遇罗克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心路历程，他是否知道，就是这些思想和文字很快就会被桂冠文人、思想警犬和专政工具的忠实卫士利用，将他的命运强力推入黑暗的绝路？

1966年1月29日：“治国者手忙脚乱，被治者日以继夜，但成绩却不理想。1954年尚可公布预决算，今天连公布一下都不敢了……十足的愚民政策”。

1966年2月15日：“去看《地道战》，以后的电影，一定离不开读毛著的镜头了，越来越滑稽。”

1966年5月2日：“读《波斯人信札》一百余页，自有妙句：‘对于宗教事业发展的热心，并不等于对宗教本身的爱戴，而且热爱宗教，遵守教规，绝没有必要因此而憎恨与迫害不信奉的人。’可把‘宗教’改为‘思想’或‘马列主义’。”

1966年5月3日：“×××号召对毛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把真理当成宗教。任何理论都是有极限的，所谓无限是毫无道理的”。

这些日记摘录发表在徐晓、丁东、徐友渔主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的《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中。今天我们能看到这很少的日记片段，都是当时《光明日报》的记者、编辑用钢笔从北京市中级法院尘封的档案中一字一字抄录下来的。现在，这些材料短时间内不容易被看到了。即使从这些日记中也可以看出，遇罗克这样一个家庭出身一栏填写着“资本家”几个字的人在文革前就处处碰壁，他的考试成绩非常好，报考大学时也挑选了比较偏冷的院校，但还是没能获得上大学的机会。到了文革浪潮兴起，他这样的“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子弟即使不说话，也是十分艰难甚至危险的。面对这种荒诞境遇，遇罗克依然做出了自己的抉择。

1967年1月18日・北京1201印刷厂

1966年12月底，中学生牟志京在北京西什库后库的一个电线杆子上看到了一份油印的《出身论》，“拜读之余，钦佩之情油然而生”。

他按照油印稿下面的联络地址找到六十五中，与遇罗克的大弟弟遇罗文相识。经过他们一番奔走，《中学文革报》在北京1201印刷厂付印，于1967年1月18日正式发行。当时这个印刷厂属于部队，位于现在北三环边的花园路，它的库房和旧车间现在成了一个大超市。我每次去买东西，车就停在厂子业务室门口的停车场。

《中学文革报》第一期的主要文章就是那篇由遇罗克撰写的《出身论》，署名是“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遇罗克在文章中主要批驳的对象就是那幅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据说江青和陈伯达当时也觉得这幅对联不够正确，江青将其修改为“老子英雄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遇罗克在文章中列数了多年来用家庭出身决定个人命运的种种丑恶现象，斥责了文革开始后红卫兵对所谓“黑五类”子女的公开歧视和残酷迫害。他在文章中发出庄严宣告：“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力，我们一概不承认”。

紧接着，《中学文革报》又连续印出了5期，刊发了《谈“纯”》、《“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等多篇引起极大反响的文章。这些文章受到当时官方支持的《兵团战报》、清华《井冈山》的猛烈攻击，但在全国各地引起了极大的共鸣。读者来信已经到了邮递员不能负载的程度，遇罗文他们只好每天用三轮车到北太平庄邮局去拉回那三四千封来信。许多读者在来信中向《中学文革报》编辑、作者们倾诉他们的悲惨遭遇和求得平等待遇的强烈心声。

一个贵阳青年来信述说，自己在闹市区看到热心人手工抄写的《出身论》，那是洋洋一万五千字的文章。他读到一小部分就抑制不住自己，嚎啕大哭起来。

今天阅读这些文章，会看到其中用了许多文革时期的主流话语，比如“批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之类。但是如果与遇罗克仅存的日记加以对照就可以看出，两者的话语以及思维模式、根本价值观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也许是遇罗克在那个极端恶劣政治环境中要想发出声音所必须采取的唯一话语方式。当然，我们也不必拔高遇罗克，说他对于最高领导人发动文革的目标和走向都洞若观火。但我们在他1966年5月10日的日记中就可以知道，他那时就从对邓拓的批判中看出这个运动的矛头指向远远要高于北京市委。

2008年，美国西雅图的海岸边，牟志京跟我回忆起自己在办报时为了修改文章与遇罗克兄弟俩的争论和对遇罗克的崇敬心情。对于自己，他有一种无端的自责。在得知遇罗克被判死刑时，他哭了。他后悔，总认为如果遇罗克的文章不在《中学文革报》发表从而造成那么大的影响，也许不会被杀害。这时，成群的海鸥在我们身边翱翔、号叫，抢食着游人抛洒的面包， 年近六旬的牟志京眼中闪动着泪光。

1968年1月5日・北京人民机械厂

早晨，遇罗克像往常一样带着饭盒去厂子里上班。一到厂子里就被警察带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同时，他家也受到搜查，弟弟遇罗文赶紧把哥哥的一篇文章藏在了自己屋里。在那之前遇罗克已经知道自己可能面临的遭遇。

1967年4月17日，戚本禹公开表态，说《出身论》是反动文章，立刻就引起新的批判狂潮。戚本禹是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重要成员，这个小组被毛泽东委以重任，几乎是当时中国政治机器的中控机房。根据《光明日报》高级记者苏双碧搜集的资料，1967年12月30日公安部门根据谢富治的“批示”，“重新研究了对反革命小集团家庭问题研究小组首要分子遇罗克等人的处理意见”，决定立即拘押。谢富治于1968年1月1日批示“同意”。

当时高调批判《出身论》的戚本禹1968年1月被中共中央隔离审查。1980年7月14日被北京市公安局依法逮捕。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聚众打砸抢罪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批准逮捕遇罗克的谢富治后来官至公安部长，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他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政治机器上的螺丝钉在绞杀别人的生命时，总认为自己是不可触及的，不会认识到自己也会受到无端伤害或者时过境迁的惩处。

遇罗克被捕后很快就被带走，他在工厂的好友杨雨树赶过去没有看到他。后来再看到遇罗克已经是他被警察押着到厂里来接受批斗。前年我到他方庄的住处采访杨雨树，他说自己坐在下面，也跟着举手喊了口号。在他堆满油画作品的小屋里，他给我看他的老师和朋友赵文量为遇罗克画的油画肖像。画像只有寥寥几笔，十分传神。

1970年2月9日・北京半步桥看守所

戴着十几斤重的手铐脚镣，张朗朗和其他几十人被关进北京半步桥监狱。这里是当年关押日本间谍川岛芳子并对她执行死刑的所在。他们一进去，就听见走廊另一头有个人喊报告：“报告管理员，我要见军代表。上一批的几十个人都去见马克思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因为我有重大问题要细细交代，可是怎么不提审我，那我怎么交代呀？”

张朗朗是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因为读书多，好讲故事，时常对江青等人发些牢骚，被定为反动组织的黑后台。因为1968年就曾经和遇罗克被关在一起，张朗朗听出，这是遇罗克！还是那股嘲弄的腔调，还是那种冷静的辛辣。通过这个方式，遇罗克睿智地让新来的人明白，这里是死刑号，要大家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同时也在向大家传达一种延缓屠刀下落的方法：就说自己有问题“要细细交代”。

张朗朗是干部子弟，出生在延安，在“马背上的摇篮”长大，文革前在经济条件和升学等方面一帆风顺，一直在育才、101、四中这样干部子弟成堆的学校上学。而遇罗克是所谓“黑五类”的子弟，在社会上备受歧视。在监狱里，两人互相讲故事，辩论哲学，论诗谈书，成为无话不谈的挚友。张朗朗回忆“遇罗克不是监狱油子，从来不为多吃一口窝头、多喝一口白菜汤而陷害别人，更不会在当局谎言的‘感召’之下，见利忘义落井下石。他也不会在老弱病残的犯人身上踩两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