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鹤都：我看“第三代人”

（希望通过本文能够对《回忆与反思》丛书所着眼的这一代人做一个轮廓上的描述，以抛砖引玉）

我们说的这一代人，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成长起来的同龄人。有人把他们称为“红卫兵一代”；有人把他们称为“老三届一代”；有人把他们称之为“知青一代”；还有人把他们称为共和国的“第三代”。可以说对于这一代人的称谓和概念使用上，十分混乱，即使在学术界从外延的划分到内涵的理解也都存有很大歧义。因此，本文试图对一些概念进行界定，一方面作为立论的依据，另一方面求教于学术界。

谁是“第三代”

“红卫兵一代”作为一种名称和划分代际关系的提法，源于李泽厚先生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他在划分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时，首先使用了“红卫兵一代”的概念，同时划分了新中国建立后的三代人。据此，我们把新中国的缔造者称为共和国的第一代人，把与共和国共同成长起来的同龄人称为第三代人，介于二者之间的称为第二代人。这是社会学划分社会代际的一种依据，与所谓第几代领导人不是同一范畴。在李泽厚之后，长期以往，红卫兵作为“代”划分的特征和符号，开始被海内外学术界广为接受。但是，这种称谓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它突出了这代人第一个特征性的“代”的经历――红卫兵运动。由于红卫兵三个字在海内外都带有相当的负面含义，以及这代人中的很多人根本没有参加过什么红卫兵甚至是其受害者，因此他们根本不承认自己是什么“红卫兵一代”，更不同意以红卫兵作为这代人的“代”符号。尽管笔者以前也使用了“红卫兵一代”作为“代”符号，不过，以它作为共和国同龄人的概念确实有很大的缺陷。

有人用“老三届一代”作为这代人的统称。“老三届”的狭义概念是指文革期间应于1966、1967和1968年毕业的中学生。但是，今天我们谈到“老三届”，很多时候也是把它作为一个社会符号，或者是一代人的代表来概括一代人，来揭示一个时代的风貌。但是这个名称毕竟有些特定，因而显得狭隘。

还有人使用“知青一代”作为另一同义词。“知青一代”强调了这一代人普遍的社会经历，它突出的是这代人第二个特征性的“代”的经历――上山下乡运动。上山下乡虽然是这代人的主要社会经历之一，但是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经历过上山下乡，所以概括一代人也显牵强。

有鉴于此，笔者觉得使用“第三代”作为这一代人的称谓或符号或许比较恰当。作为“代”划分的特征和符号，“第三代”一词不具有政治色彩，比较中性，同代人比较易于接受；而且其范围比较宽泛，不完全依据某一段特殊经历。使用这个符号的另一个依据是，我们的下一代人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已经自称为“第四代人”了。

那么，“第三代”的概念涵括什么？

笔者在《红卫兵这一代》(香港三联书店1993年)等书中，虽然使用的仍是“红卫兵一代”的称谓，但是作为“代”的定义是一致的。即：这一代人是以 “老三届”为主体的，上面包括文革中毕业的大学生，下面包括至文革结束还在上山下乡的各届中学生。宽泛地说，这代人涵盖了整个六十年代正在读书年龄的所有人。这一划分标准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同代人的认可。

社会学上对“代”的划分，并不完全按照生理上、血统上、甚至年龄上的因素，而着重于“代”的特征，细分的话，包括行为习惯、思维模式、情感态度、人生观念、价值尺度、道德标准等等。本文试图把它归纳为在特定社会背景下形成的具有共同社会经历、共同思想体验、共同行为模式和共同历史性格四个方面。

“代”是历史纵向的划分。从社会横向来看，由于中国社会不平等的户籍制度造成中国社会城乡二元化的特殊结构，如果按照上述划分“代”的依据，虽年龄相仿但是不具有城市户口和不享受吃国家供应粮的这部分农民群体，实质上没有包含在我们所说的“红卫兵”、“老三届”、“知青”一代的概念中。因此，使用“第三代”这样一个最宽泛的概念，才能真正涵盖生活在那个历史阶段的一代人。当然，本文论述的主体依然是生活在城镇的“第三代”人，虽然这本身是一种不公正，但当年的历史事实却是我们今天无法改变的。

“第三代”由于其所处的特殊历史环境，也极具特点。

如果把“第三代”这个群体放到同时代的国际社会中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的整体经历不仅绝无仅有，而且具有不可复制性。他们是在国际社会向工业化、都市化的发展迈进中，整体经历了一场反历史进化方向的社会大迁徙。他们堪称是当代社会的活化石，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如果把“第三代”这个群体放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观察，则明显感受到他们的整体命运始终伴随中国现代政治而跌宕起伏。几乎半个世纪以来每次社会大动荡，他们都成为了主要载体，或者说是主要的牺牲品，凸显出他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实验班角色。

笔者深知对这代人做出一个恰如其分的、合乎实际的理性评判，需要大思想家的哲人睿智，需要大历史学家的春秋之笔，需要若干本专着的文字来定位。本文仅仅希望以简要的篇幅、粗浅的见解，试图从作为一代人的共同社会经历、共同思想体验、共同行为特征和共同历史性格的共性方面做一描述。

“第三代”的共同社会经历可以概括为红卫兵运动、上山下乡和改革开放三个方面：

难以被人原谅的红卫兵运动

红卫兵运动是作为文革序幕的，一场以当时的中学生为主体的、自发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青年社会运动，也是一场被毛泽东因势利导、打破共产党各种成规而成为现实的青年运动。

说红卫兵运动是文革的序幕是基于：无论从红卫兵运动的缘起、成势、发展、结局来看，还是从其指导思想、组织结构、行为模式来看，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错误理论的社会化表现，是文化大革命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它与文革的关系如同火种与干柴，前者对后者起了催化和助动的作用。但是，说它是序幕就意味着它不是正戏，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要解决所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个司令部的问题，在这一点上，红卫兵运动只是一个辅助性的工具而已，远不具备这一政治斗争所需要的那种能量和深度。

红卫兵运动是以当时的中学生为主体的运动，说它是以中学生为主体，是建立在三个因素之上：一是红卫兵运动发端于北京的中学；二是红卫兵的总人数中，中学生远远高于大学生，在全国的比例大约是20：1，在北京的比例大约是3：1。三是作为学生运动，除涉及文革深层的政治活动外，一些标志性的活动和思想流派更多的产生于中学生之中。另外，作为中学生为主体的运动，它与尔后衍生的各种造反派组织则具有了明显界限。二者似乎有一脉相承的形式，实质上却有两个重要差别。一是年龄构成上的不同，红卫兵主要是未成年的青少年所组成，造反派则是成年人的组织；二是两者在文革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不同，也是一种序幕与正戏的关系。

红卫兵运动还具有自发的性质。它起源于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开始只出现于北京为首的几个大城市，至“八•一八”后在全国勃然成势。虽然它有“五•一六”、“八•一八”这样的大背景和前提，但文化大革命以红卫兵运动的形式全面铺开，却是谁也始料未及的。这种偶然性是由当时青年学生的自发举动所造成。自1967年春，全国陆续实行对学生的军训后，这种自发的性质才不复存在，红卫兵开始被纳入中央文革控制下的文化大革命的“正轨”。无论此后各地、各校的红卫兵是否仍然具有自发性质的活动，从这时起，红卫兵作为一个整体已向御用工具转化，红卫兵作为一场自发性的运动，也就大致地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红卫兵运动是文革中具有特殊性的阶段。它是在社会上多数成年人处于观望、权衡心态时，便已独立行动起来的青年运动，它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同时，它又是青年群体在当时的大背景下企图表现自己，争得自己在这场大革命中的地位的有组织、大规模的尝试。它具有明确的意识性、组织性和持续性等性质。红卫兵运动作为青年群众这样一种有组织的集团行为，无疑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这种自发性的“争做革命接班人”的尝试是“红卫兵”们整体的独特社会经历。

在定义红卫兵运动的同时，需要划清其与“造反派”组织的区别：红卫兵是学生组织，是以未成年的中学生为主的组织，是文革初起成立并很快名存实亡的组织，它没有参与文革的深层活动。“造反派”相反，它是当年各行各业的成年人的组织，虽然很多组织的名称也同样冠以红卫兵，但其性质已经完全不同。据不完全统计，文革中曾遭到“群众专政”关押的达300多万人，近160万人“非正常死亡”。“造反派”们不仅参与了文革深层的权力和政治斗争，而且是制造绝大多数文革悲剧的责任者。但是，由于对文革研究的滞后，以及被三流影视剧和小说的误导，后人只知有红卫兵而不懂什么是“造反派”，甚至于模糊了二者之间的界限。再加上很多学者对这两个词汇的穿插交替使用，于是乎产生了许许多多的混淆。

一些论着将“造反派”三字作为形容词，加诸于红卫兵之前，称某一派别的红卫兵为“造反派红卫兵”，某一派别的红卫兵为“保守派红卫兵”。而在社会上的称谓，则更加混乱。如一些初期红卫兵认为，后起的“四四派”和“四三派”红卫兵都是造反派红卫兵；而一些“四四派”红卫兵则认为“四三派”是造反派红卫兵，自己则是保守派红卫兵。如此等等，比较混乱。笔者不大赞同把“造反派”三个字作为思想观点划分的标志使用。从字义上，“造反派”的确是与“保守派”互为对立的一组概念，做形容词使用并不错。但是应当考虑这样几点：一是文革中所有群众组织的起家，打的几乎都是“造反”的旗号，无出其右。在这个意义上，造反派是个母概念，红卫兵只是个子概念，而这样使用造反派的概念毫无意义可言。二是人们事实上和习惯上使用“造反派”的概念，是在红卫兵兴起一段时间之后，当时多数人的理解是作为非学生组织的称谓。三是由于社会运动的复杂性，此一时彼一时，此一事彼一事，“造反派”与“保守派”二者经常会互相转化，因此作为思想观点划分的标志使用“造反派”的概念失于严谨。有鉴于此，笔者认为“造反派”还是作为名词使用、作为当时成年人群众组织的统称更恰当一些。

大学红卫兵运动则具有红卫兵和“造反派”边缘化的性质。

一种意见认为：大学红卫兵与中学红卫兵在一些主要问题上有着质的差别。比如，它比中学红卫兵产生得晚，却又作用时间长；当时的大学生已经是成年人；相当一批大学红卫兵成为尔后的造反派组织，参与了“文化大革命”的深层活动。另外，作为一代人所应具有的共同经历，二者之间显然也不相同。如这代人形成其“代”意识的典型社会环境――上山下乡，是文革中的大学生们所没有经历的。虽然许多大学生也到了农村、农场，但是享受着“俸禄”的改造毕竟不同。

另一种意见认为，如果把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概念进行区分的话，大学红卫兵就它的基本点而言，还是属于红卫兵的范畴，而不属于“造反派”的范畴。因为，红卫兵是各种学生组织的总称，大学生虽然刚刚进入成年，但尚未进入社会。他们在单纯、热情、缺乏政治经验等方面与中学生相差无几。北京中学红卫兵具有相对的特殊性，一是由于红卫兵是中学生发起的，毛主席在“八•一八”接见红卫兵时，几乎还没有大学红卫兵的地位。二是北京中学红卫兵的势力大，人数多，在文革初期的活动中几乎不容大学红卫兵置喙。即使在“一月夺权”后，各种“造反派”组织蜂起、中学红卫兵走向弱势后，依然强调“中学红卫兵自己革命自己干，不要大学的保姆来包办”之类的口号。但是从全国范围看，当时很多城市中学生的政治热情远不如北京这么浓烈，也缺乏北京中学红卫兵的政治敏感性。这些地方的红卫兵首先是大学生组织起来的，那里的红卫兵运动实质上是大学生们的活动。所以，上述这些差别并不构成大学和中学红卫兵在质上的不同。

关于大学红卫兵在学术上究竟应当如何定位，还是留待专家学者们今后讨论，这里仅将此问题提出，本文则采取边缘化处理。

另外，今天在客观认识这代人的红卫兵历史的时候，要把他们放入文革前的社会大背景下去了解。首先要看到，在1960年代严酷的阶级斗争路线下，客观地说，在接受和拥护毛泽东思想这一点上，在被激发的革命热情方面，这代人当年的愚昧狂热与整个社会的成年人其实是一致的，并非独特，仅仅因为他们年轻和不懂事而更加冲动和有过之。其次要看到，这代人的多数、甚至可以说绝大多数是参与或追随了红卫兵运动的，即使一些“出身不好”的学生在挨整情况下也积极参与了文革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