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国强：从南京大学的「清队」运动看「文革」主要矛盾的转化及其后果

从1966年夏至1967年秋，尽管校内外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例如针对学校当局的「倒匡」运动、针对江苏省委的「一•二六夺权」和针对南京军区领导人的「倒许风潮」──都对南大的师生们产生过影响，但总的来说当时群众运动的斗争矛头是指向当权派的，普通群众不是「革命的动力」就是「造反」、「夺权」闹剧的「看客」，自然不会受到运动的冲击。其次，在1967年夏天南京武斗高潮期间，南大派性组织的头头们主要在社会上活动，其争夺的焦点是省市一级的领导权，南大校园内部尽管也存在著派性斗争，但相对来说要温和得多，「文斗」是其主要表现形式。在这样的背景下，不但多数南大师生处于一种「逍遥」状态，就连运动初期被打倒的少数「黑帮份子」也感到这段时间「日子比较好过」。1

所以对于绝大多数亲历「文革」的南大人而言，关于「文革」的苦涩记忆不是始于1966年夏天的「造反」，也不是始于1967年夏天的「武斗」高潮，而是始于1968年夏天的「清队」。

那么「清队」期间究竟发生了一些甚么事情？哪些人在「清队」运动中受到冲击和迫害？「清队」运动的大背景是甚么？「清队」运动的政治后果又是甚么？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不得不对「夺权」以后的「文革」运动态势进行一些分析。

一南大「清队」运动的政治背景

大量史料显示，「清队」运动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既是毛泽东「文革」战略部署的一个重要有机构成，又是各地区、各单位矛盾发展和激化的产物。以下我将分三个方面来探讨南大「清队」运动发生的政治背景。

1、「清队」是毛泽东收缩群众运动的重要举措

我曾在相关论著中多次指出，毛泽东发动「文革」群众运动有著自己特定的政治目的，因而他决不会容忍群众运动在所谓「大民主」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1966年8月出台的《十六条》的内容，就不难发现毛泽东为日后收拾群众运动埋下的伏笔。1967年「一月风暴」以后，原有的各级党政领导机构纷纷垮台，毛泽东认为群众运动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便立即著手收缩群众运动。1967年1至3月间的毛泽东谈话、「两报一刊」社论和中央文件都毫无疑义地表明了毛泽东的上述意向。而收缩群众运动的具体方法和步骤包括：第一，发出「革命派按系统、按部门、按单位实行大联合」的号召──质言之是要瓦解造反派群众的跨行业联合，将他们从社会上赶回到各自的单位内部去；第二，要求各造反派组织自己「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质言之是要造反派群众搞「窝里斗」，同时在群众中树立「绝对服从」的信念，打击任何形式的「异端」思想和行为；第三，在全国各地普遍实行「三支两军」──质言之是以「军管」的方式渐次实现符合毛泽东个人意志的各级政权重组。

由此可见，「一月风暴」以后，「文革」的主要矛盾已经由「无产阶级司令部」与「资产阶级司令部」之间的矛盾转变为「无产阶级司令部」与「无产阶级革命派」之间的矛盾。不过由于所谓「二月逆流」和「赵永夫事件」一度引发了毛泽东对军方的猜忌，因而在1967年4至8月间，他暂时中止了收缩群众运动的努力，希望利用造反派来与具有保守倾向的「军内一小撮」抗衡。这个决策不但使得造反派的势力日益坐大，而且迫使各种政治势力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纷纷对造反派组织实施渗透与控制，导致各地的群众派性武斗不断升级。面对全国政治局势的严重恶化，毛泽东不是追根溯源，反躬自责，而是归咎于造反派群众，遂于8月中旬作出了依靠军方镇压造反派的决策。这样经过一轮反复，「文革」才又回到1967年初的态势，当初制定的各项收缩群众运动的政策得到大力推行。

尽管毛泽东也曾设想通过「斗私」、「批修」的办法消除造反派群众的自发倾向，迅速恢复各级政权和社会秩序，但是事态的发展显然与他的设想不相吻合。造反派们对毛泽东的指示阳奉阴违，致使各省和各单位内部的「大联合」迟迟无法实现。在简单的「说服教育」很难奏效的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转而采取其他办法。「清理阶级队伍」就是毛泽东使出的一个杀手。

从北京「六厂二校」的经验总结看，「清队」运动的实质，就是运用所谓「阶级分析」的观点，将各单位内部的干部群众按照「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政治表现」等标准化分为三六九等，同时故意混淆所谓「两类矛盾」的界限，将绝大多数人定位在两可之间，造成一种人人自危、风声鹤唳的氛围，然后通过对少数「阶级异己份子」、「黑后台」、「群众组织坏头头」实施「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形成一种强大的政治威慑，从而达到分化广大干部群众、瓦解造反派组织和收缩群众运动的目的。

2、「清队」为许世友清除各种异己势力提供了便利

如果「清队」仅仅是毛泽东个人的意图，得不到有关各方的积极呼应，就很难由一种主观意图变成为客观现实。然而事态的发展表明，由于中央和地方的政治具有同构性，所以「夺权」以后，从中央到各省市再到各个单位内部，毛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利益共同体。这些利益共同体一方面作为毛的代理人贯彻执行毛的战略意图，另一方面也利用毛的「清队」号召达到自己的个人目的。

毛泽东在江苏的代理人是南京军区领导人许世友。许世友虽然文化程度不高，却具有灵敏的政治嗅觉和简单执著的政治信念，自延安时期归顺毛泽东以后，长期以来一直深得其信任。1967年3月江苏实行「军管」，他是省「军管会」的后台老板。1968年3月江苏省革委会成立，他又被正式任命为省革委会主任。

由于许世友执掌江苏大权是中央强力干预的结果，并不存在广泛的群众基础，尤其是经过从「三月镇反」到「八月黑风」的反复，江苏的各种矛盾变得空前尖锐，所以关于他的任命遭遇到种种潜在的阻力。前一阶段「倒许」比较积极的江苏「红总」和军队内部的「反许派」害怕许世友上台以后对他们进行报复，千方百计地对此加以抵制。而原省市一级地方领导干部则担心许世友上台后军队势力会进一步扩张，也在暗中推波助澜。

例如在省市革委会成立前夕，「红总」下属的工人造反派组织「新工总」的头头们曾经于3月17日在南京城内贴出许多大字报、大标语，提出了「省市革委会必须以工人为主体」、「反对军管会执行愚民政策」等口号。而XX军工厂「新工总」的一个头头则公开扬言：「徐州革委会成立可以继续打王效禹，我们为甚么不继续打许世友？」另外，XX学院也有人公开谩骂许世友，说：「许是土匪！就是土匪！」「许算甚么，你能保证肯定他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吗？」2

面对这种情况，无论是作为毛泽东的代理人，还是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我们都不难想象许世友对「清队」问题的态度。而事实上许世友也的确借助「清队」运动来巩固其在江苏的统治地位。1968年春夏江苏揭批「江（腾蛟）、王（绍渊）、高（高浩平）」的运动，就是为了清洗以南空领导层为代表的军内「反许派」；而针对所谓「老年串联会」3的调查批判，则是为了打击潜在的竞争对手──原省市一级领导干部群体。

3、「清队」为南大校内「多数派」打击、排斥「少数派」提供了合法性掩护

南京大学是江苏「文革」的发源地，南大「红色造反队」和「八•二七革命串联会」的头头们后来又分别成为江苏「好派」和「屁派」两大群众组织的领军人物，在群众运动中呼风唤雨，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著江苏的政局。所以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南大成为江苏「清队」运动的重点不足为奇。值得特别注意的，倒是南大内部派性斗争如何内在地制约著「清队」运动的走向。或者说，南大的派性斗争是如何在「清队」的名义下延续的。

南大造反派内部的明争暗斗由来已久。尽管「红色造反队」成立得更早，其领袖人物文风来、李太平、耿昌贤等人在社会上的影响更为广泛，不过由于过份强调自身组织的「纯洁性」，所以其织规模一直很小，鼎盛时期也不过7、80人。而政治倾向比较模糊、社会构成比较复杂的「八•二七」自成立之日起就拥有数千成员。鉴于当时两个组织之间存在著同盟关系，双方头头们起初对此并不十分在意。以至于1966年10月宣布「校内夺权」以后，南大的大权一直由「八•二七」一派把持。在对外交往之中，南大造反派也都打「八•二七」的旗号。到1967年「一•二六夺权」以后，江苏造反派内部发生「好」、「屁」之争，南大校内的派性壁垒也变得阵线分明。为了改变校内力量对比，「红色造反队」便与从「八•二七」中分裂出来的三个小组织共同组成「红四联」，南大「好派」人数规模有所扩大。但「八•二七」把持南大的格局并未改变。考虑到双方力量对比过于悬殊，同时也由于「红四联」的头头们当时将主要精力用于经营「省红总」，因而在此后大半年的时间内，「红四联」干脆主动将大部分成员撤出南大，使南大成为「八•二七」的一统天下。出于上述原因，在江苏、南京政治局势日趋动荡的时候，南大校园内倒显得相对平静。至1967年8月为止，南大校内几乎没有发生过武斗，更没有因此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到1967年秋天以后，随著造反派在社会上的活动受到限制，「红四联」成员纷纷返回南大校园，校内的派性斗争变得空前激化起来。在9月和10月间，南大发生过两次武斗。幸亏当地驻军的及时介入才没有造成重大伤亡。但两派之间的明争暗斗一直没有停止。

1968年1月初，根据中央的指示，南京军区派出「军训团」进驻南大。「军训团」负责人、6483部队政治部主任方敏成为南大实权人物。鉴于「红四联」和「八•二七」的实力对比，同时也由于两派在「倒许风潮」中的不同表现，「军训团」自进入南大之日起便采取了扶持「八•二七」抑制「红四联」的政策。

到酝酿成立南大「革委会」的时候，「红四联」方面为了改变南大现有的权力格局，试图联络校内干部群体与「军训团」和「八•二七」抗衡，于是掀起了一个「解放」干部的浪潮。他们不但要「解放」绝大多数中层干部，而且还要「解放」原校党委负责人陆子敏。为此，他们还炮制了一份《陆子敏大节报告》广为散发，为陆子敏的「解放」和「入阁」大造舆论。这样就在南大内部形成了以「红四联」和原校内中上层干部群体为一方，以「军训团」和「八•二七」为另一方的权力博弈格局。然而到1968年3月校革委会成立时，「军训团」负责人方敏被任命为校革委会一把手，原校内干部则「结合」了相对超脱的原南大党委常委、组织部长索毅然。这意味著军方和「八•二七」控制南大的格局并没有改变。这当然造成「红四联」头头们的严重不满。

因而当中央发出「清队」号召时，南大的「清队」运动就成为军方负责人和「八•二七」方面打击和排挤其政治对手的托词。运动前期对「阶级异己份子」的清查和「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表面看来是一场针对「死老虎」的斗争，其实则是要通过这些批判斗争「揭露」旧党委执行「教育黑线」的罪恶，将校内干部群体与所谓「黑线」挂上钩，从而彻底杜绝他们重新执掌南大实权的可能性。运动高潮期间在南大干部、教师中揪「叛徒」、揪「特务」，直到揪所谓「地下黑司令部」，以及在造反派内部开展揪斗所谓「坏头头」的活动，则更加直白地说明了上述意图。

由上述分析论述可以看出，毛泽东、许世友和南大革委会负责人构成一个三位一体的利益共同体。尽管他们在「清队」的具体目标上略有不同，但是在维护既得利益、巩固个人权威这一点上却是完全一致的。这是「清队」运动得以轰轰烈烈地开展的根源所在。

二南大「清队」运动的具体过程

现有资料显示，南大的「清队」运动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校革委会成立与「清队」的发动

鉴于南大的「大联合」是江苏、南京地区「大联合」的关键所在，所以自始至终受到中央和南京军区的高度关注。现有资料显示，在1967年9月至1968年3月期间，周恩来和「中央文革」负责人公开接见南大两派代表达10次以上。许世友也数次与南大师生接触。在中央和南京军区的强力干预下，南京大学革委会的组阁方案于3月初基本确定。原「军训团」负责人方敏被内定为革委会主任，索毅然（原党委常委、组织部长）、曾邦元（南大「八•二七」一把手）、文风来（南大「红四联」一把手）被内定为副主任。这个组阁方案表面看来在南大的两派之间实行了「对等原则」，但是实际上大权掌握在「军宣队」（即改组后的「军训团」）和「八•二七」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