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大庆：文革中的长沙“红中会”

“红中会”是文革高潮中湖南一支活跃的政治力量。虽然它只是一个省会的中学红卫兵组织，影响仅及于湖南，但由于与海内外文革研究者历来注目的湖南“省无联”、与因撰写《中国向何处去》而大名鼎鼎的杨曦光（即后来在学界同样大名鼎鼎的已故经济学家杨小凯）都有着密切关系，其当年活动中隐藏的历史信息很值得史家挖掘。由长沙市政协文史委编辑出版的《长沙文史》18辑所载“红中会始末”一文，便是近四十年前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李昆明贡献的一份珍贵史料。惜乎因篇幅所限及可以理解的原因而叙事简略、粗陈梗概、难窥全豹。笔者也曾是“红中会”成员，拟就个人记忆所及和友人提供的情况联缀勾勒，冀能补李文之憾于万一。

文革初期长沙的中学红卫兵组织

文革中湖南大规模造反风潮的第一波起自高干子弟云集、信息渠道畅通、历来对政治敏感的长沙市一中。

1966年6月初以中共湖南省监委（现今称纪委）鞠处长、市委统战部王化中部长为首的省市委联合工作组进驻一中开展运动，不久即与学生党员谢若冰、黄杏英等人产生分歧。谢、黄认为，工作组有为保校党总支书记张林（张在工作组进校后不久即因不堪重压而自杀）而将斗争矛头引向几位知识分子校长之嫌。连续贴出多张言辞激烈大字报对工作组进行指责，但却遭到省市委支持的工作组压制。当时因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而投闲置散的原山西省军区副司令蔡艾卿少将之女也在一中读书，蔡从女儿口中得知情况后，当着某位与其女儿关系密切、对政治亦有一定兴趣的一中同学（高干子弟）大发议论，意思是：湖南的运动不正常，第一书记长期蹲在农村，大小事却都由赵冰岩（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说了算，应该向中央反映这些情况，等等。可湖南是农业省，时值“双抢”大忙，第一书记下乡再正常不过。蔡将军这番话是因洞晓天机还是信口开河或别有用心不得而知（从日后的表现看，此公确实热心于群众组织和群众运动，也因此没少遭罪）；谢若冰、黄杏英是否据此决定了下一步行动，当事人也未曾与外人道，反正他们于8月初即潜赴上海转北京向中央告状，湖南造反行动的大幕就此拉开。

8月14日，长沙市十二中高三学生胡宜民、陈振国等5人，在市委大楼的院墙上，公开贴出“坚决打倒三相信”（相信省委、市委、工作组）的大字报，顿时在全市引起轰动，党组织的权威受到正面挑战。

8月18日告状的长沙市一中学生登上了毛泽东检阅红卫兵的天安门城楼，谢若冰还作为外地来京革命学生代表讲话，并获得毛泽东在其笔记本上签名。消息传来，本已躁动不安的湖南大、中学校顿时风生水起。

8月19日，湖南大学土木系279名大学生前往长沙市委“宣传毛泽东思想”，并要求进入市委大院贴大字报，与应召前来“保卫市委”的工人发生冲突。市委书记孔安民身着军装（依例市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出面讲话，意在弹压，引起学生反感，冲突扩大，舆论哗然，市民分成两派，辩论激烈。

次日，在省市委授意下于河西、河东（即湘江西岸大学的区与东岸的市区）同时召开“辩论”大会，刚成立的全市性中学生红卫兵组织“红色政权保卫军”（长保军）借机对湖大学生展开声讨，同时指责谢若冰等人；其负责人王虹霞（一中学生、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王延春之女）情绪激动，发言至声嘶力竭。

8月21日，从北京回到长沙的谢若冰、黄杏英在省体育馆召开会议，向部分学生介绍北京形势，激起不少人的造反热情，原本由“红色政权保卫军”一手控制的长沙中学生红卫兵开始分裂。

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工农兵要支持革命学生》的社论，批评长沙等地挑动工人斗学生，市委书记孔安民等人因此被省委撤职。随即，自中宣部副部长任上回湘复任省委第一书记的张平化下车伊始便赴湖南大学发表讲话，称“一来请罪，二来造反”、恭维“湖大空气与众不同”。造反学生扬眉吐气、士气大振。

8月29日，以带头造反的谢若冰、黄杏英、胡宜民等人为核心的“毛泽东主义（后改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长沙造反有理军”成立，标志着与保守派红卫兵“红色政权保卫军”对立的中学造反派红卫兵组织正式登台。

谢若冰等人在北京的举动令省委恼怒不安，因当时赴京出席中央全会的代理第一书记王延春曾亲邀这几位“小将”游颐和园、吃西瓜，以示亲热，并授以吃瓜秘诀：要想甜、先吃咸――嘴里含块盐吃西瓜，吃得又多又甜――意在招安，却遭冷遇。而谢若冰等人回长后的动作，则更令省委心慌胆寒。眼见招安未果，只得改“抚”为“剿”，矛头直指谢若冰。

谢出身干部家庭，父谢介眉为省政协副秘书长、母谢巧瑜为省妇联副主席，均符合充任《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所说“这次运动的重点”的条件。在当时环境下，欲搞臭谢若冰，进而打击“造反有理军”、平息造反风潮，对其父母下手是最便捷的办法，因此祸水被有意识地引进了谢家。二谢解放前长期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历史问题”自然不会少；而解放后湖南党内占主导地位的南下干部与地下党关系一直不融洽，二人的“现实问题”也不难找。于是大把辫子被“革命群众”揪住，而且“问题”迅速升级、升温，档案材料也不胫而走，流入社会。加之“长保军”火上加油、多次揪斗，两位冷衙门的副厅级闲官，遂成了尽人皆知的大“黑帮”。当时正值宣扬“血统论”的谭力夫讲话走红全国之时，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也背弃其不久前在湖南大学的表态，于9月24日在省委召开的大会上，作了一个在全省反右派抓“黑鬼”的动员报告（史称“9.24”报告），随即大批同情、支持过造反学生的人士遭到打击，湖南的造反行动一时陷入低潮。

在此形势下，背负“黑帮子弟”的帽子和“保爹、保妈”、“拒绝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罪名的谢若冰在“造反有理军”内外均面临巨大压力。于是，谢遂退出“造反有理军”，并于10月28日在南下的北京三中学生朱大年、印东兵（均系以大字报《在灵魂深处刺刀见红》而名躁一时的该校“刺刀见红”战斗队成员）等人协助下，和黄杏英等一批不怕戴为“黑帮”翻案帽子的志同道合者，另组“湖南井冈山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当时有传言说，加入“井冈山红卫兵”的潜规则，便是须不能承认谢的父母是“黑帮”）。至此，长沙中学生“造反”、“保守”（当时被称为“保皇”）两大阵营、“长保军”与“造反有理军”、“井冈山红卫兵”三分天下的格局基本形成。

另有以湖南第一师范学生曹阳高为首的“毛主席的红卫兵”，亦属造反派，但旗帜不鲜明，高层缺决断，人数不少、影响不大，中央文革“二。四批示”后，内部分歧严重、终致解体，不复存在。

“二。四批示”与“红中会”的成立

1966年底，长沙地区大学生造反组织“高司”（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与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的张平化签定的所谓“望江楼协议”（望江楼是湖南大学内一座建筑物，当时张平化与“高司”在此会谈并协商签署的有关湖南文革问题的文件，故被外界称为“望江楼协议”），引起湖大学生、“井冈山红卫兵”成员周国辉的警觉，周认为高司“右了”、“修了”。周的这一意见被谢若冰采信，“井冈山”与“高司”的冲突由此爆发。

拥有百万成员的湖南当时最大的造反组织“湘江风雷”及“东方红总部”、“青年近卫军”等工人造反组织，在湖南影响甚大的“首都三司”（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高飞、高继红，中央民族学院“东方红公社”洪飙等）、“北航红旗”（张清泉等）驻长沙联络站，及南下的解放军艺术学院“星火燎原”（暴建云、代述国、陈玉兰等）均迅速站到了“井冈山”一边。而由胡宜民领导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长沙造反有理军”，却持有与谢若冰及“井冈山红卫兵”相反的态度，坚决地站到了“高司”一方。

湖南造反派在保守派的“长保军”、“赤卫队”、“八一兵团”土崩瓦解的1967年初，产生了第一次分裂。

上海“一月革命”后，夺权提上议事日程，湖南围绕“夺权”展开的新一轮两派斗争日益升级。由于湖南省军区在造成“高司”与“湘江风雷”彻底翻脸的“1.15”大会上明确支持“高司”，派性争斗迅速演化为针对省军区的造反浪潮，局势渐呈白热化。1月20日，省军区执行中央“1.20”来电指示，镇压了冲击军区的“湘江风雷”的盟友组织“红旗军”、“红导弹”，并抓捕了“红旗军”的负责人。但这不但没有能平息风潮，反引起更大反弹。长沙市一中红卫兵“齐卫东”、“夺军权”二个战斗队，立即针锋相对地报以“夺权必夺军权”这一在极左派中亦属尖端的口号。至此，矛盾已无法调和。枪刺，在“高司”派飘扬的旗帜后隐隐闪现。

有必要指出的是，“1.20”电报乃文革中一大奇案、悬案。电报公布时便版本不一，有说此电乃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署，也有说是中央军委发出，还有说是军委文革发出，又有说是叶剑英办公室所发，甚至有叶办交首都三司转发之说。但不管怎样，电报是被执行了，“红旗军”的贺孟宣等人进了监狱。可奇怪的是，半年后解决湖南问题时，周恩来却当众表示：中央从未发出过“1.20”电报；更奇怪的是，湖南势力颇大的反周派竟也未对此事穷追猛打，任此真假莫辩、却被认真执行且对造反派杀伤极大的电报事件消于无形。难道他们真不明白，无论是周恩来公然否认，还是湖南军区矫诏捕人，都是做揪后台一类大文章的好题目。

进入1967年2月，随着军队“支左”介入文革，全国形势出现变局：河南“二。七公社”、武汉“工总”、四川“反到底”、“8.26”等造反组织，先后遭到军方镇压。

“湘江风雷”也未逃脱厄运。

湖南省军区按中央文革“二。四”批示精神，逮捕了“湘江风雷”支队长以上全部头目，一夜之间，便彻底摧垮了这个庞大的造反组织。谢若冰、杨曦光（“夺军权”成员）等为“红旗军”与“湘江风雷”抱不平的红卫兵，也同时被捕入狱。

“高司”的战果是巨大的，但却是脆弱的。

就在大抓捕的高潮中，一中红卫兵“齐卫东”、“夺军权”发表了坚持与省军区对抗立场的声明；后来组成“文攻部”的另一批一中学生，则开始了积极的地下活动，不加掩饰地为“湘江风雷”鸣冤叫屈。湘江中学学生顾新绪等人，更于闹市中心，贴出挑战“高司”与军区的大字报，扬言“等着抓”。就在“高司”的亲密战友“造反有理军”内，也有人拒绝胜利者的荣耀。早在“1.15”大会后，以“造反有理军”三中军分部汤建平为首的一批骨干，就另组“红色造反团”与“高司”分道扬镳，“二。四”批示后，更将斗争矛头指向军区。

2月7日，在批判“湘江风雷”头目的大会上，一批与其观点相同或相似甚至立场模糊但与“高司”有一定距离的组织，被得到省军区支持的“高司”强迫倒旗，引起轩然大波。会后，遭羞辱的“井冈山”红卫兵、“东方红总部”、“青年近卫军”、“红旗工人”等组织发出强烈的抗议声浪。

2月25日，又有水电系统邹定国等人新成立的“孙大圣挺进军”，加入反对“高司”与省军区的阵营；局势进一步紧张，“高司”夺权的计划受到抵制。

为了整合各自为战的中学造反组织为一支能与省军区、“高司”抗衡的力量，进而达到推翻“二。四”批示、为“湘江风雷”翻案的目的，长沙的中学造反红卫兵酝酿成立统一组织。

3月9日，部分中学红卫兵造反组织在省展览馆聚会，“红中会”（全称为“红卫兵长沙市中等学校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参与成立会议的发起组织和主要出席人员为：

“井冈山红卫兵”谢若冰、李昆明、刘建成等；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造反有理军（红色造反团）”汤建平、吴正元等；

“红旗统战联盟”的谢麓山；

一中“齐卫东”、“夺军权”、“共产主义红卫兵”申学崧、黄杏英、李筑银等；

五中“造反到底”吴春林。

会上讨论组织简称时原拟称“红革会”，但时值上海红革会因炮打张春桥遭镇压，一中学生李筑银提出反对意见，遂定为“红中会”。

3月12日，前次会议部分主要与会人员，在长沙市干部文化学校再次聚会，议决由五家发起单位各派一人组成“红中会”领导机构――总勤务站。他们是“井冈山红卫兵”谢若冰（因谢长期未到岗遂改为李昆明、而同样由此一度空缺的一把手则由申学菘担任），“红旗统战联盟”谢麓山，“造反有理军（红色造反团）”汤建平，一中申学崧，五中吴春林。

谢麓山后因故退出“红中会”，在7月举行的“红中会”代表大会上，增补刘建成为总勤务站成员。

3月12日的会议决定将3月9日定为“红中会”成立日，并通过了袖章、旗帜的设计方案，还决定出版机关报《长沙红卫兵报》（该报先后由周永航、祖勇、易浪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