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昭：“文革”中的“军宣队”――一位大学“军宣队长”的回忆

军队是“文革”中唯一没被打乱的组织，由于它严格的纪律、严密的组织和高高在上的地位，毛泽东依靠军队才基本上控制住了“文革”初期近乎于失控的局面。而“文革”中军队介入、控制地方各单位的活动，主要是通过所谓的“三支两军”（即支持革命左派、工业、农业、对学校的军训、对各类单位的军管）。军队的“三支两军”贯穿“文革”的前7年（1966年到1972年）。1968年起军队人员往往以“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下简称“军宣队”）的身份执行“军训、军管”任务，笔者当年就主持过北京一所高等院校的“军宣队”。现在距“文革”的发动已有40年之久，但在诸多回忆和研究“文革”的文献中，关于“文革”中的重要角色“军宣队”的介绍却很少见到，而官方文献对“三支两军”的介绍也语焉不详。再过若干年，或许就没有多少人能讲得清“三支两军”的由来和真实功能了。事实上，不了解“军宣队”在“文革”中的作用，理解“文革”中“由乱到治”的演进过程就会有一定的困难；而不了解“文革”的“乱与治”，也就无从评价“文革”的历史地位。本文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和亲身的经历，大致介绍“军宣队”在“文革”中的作用，供研究者参考。

一、“三支两军”概述

1．毛泽东要求军队“支持革命左派”夺权──谁是“革命左派”？

1966年“文革”发动伊始，毛泽东按照自己的设想，以为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就把刘少奇“司令部”摧毁，然后依靠“造反派”控制局面。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特意举办了生日宴会，只让“中央文革小组”的干将们参加，“吃饭时毛主席举杯祝酒，说：‘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这话是正确地概括他对当前形势和今后作法的想法。”[1] 毛泽东当时打算把“夺权”作为“文革”的4个阶段中的最后决战阶段，按照他的“战略部署”，1967年1月全国刮起了“夺权风暴”。在“夺权风暴”的高潮期，毛泽东表示：“夺权问题……是决战的关键阶段，是主题，是正题。[2]”可现实的演变完全超越了毛的如意算盘，事实上当时全国上下的“夺权风暴”演变成各地“造反派”组织之间延绵不绝的“武斗”和“打砸抢”，原来的党政系统近乎于瘫痪，而全国各地“造反派”组织争夺当地最高权力的斗争又方兴未艾，彼此之间呈你死我活的状态，根本无法“联合”起来分享权力。这时连毛泽东自己也掌控不了局面了。当时毛也承认：“本来在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就在着重大联合的问题，但未得奏效。[3]”

正是在这种被动局面下，毛泽东不得不动用军队这张最后的“王牌”，以支持“革命左派”为名，尽快控制局面。1967年1月毛泽东对军队指示说：“地方文化大革命正在猛烈开展，夺权斗争还在激烈进行，我们军队要支持地方革命左派进行夺权斗争。[4]”他在另一场合又表示：“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5]”这是毛泽东对“支持左派”、支持“真正革命派”的最早表述，也就是“文革”中军队“支左”一词的来源。

然而，全国各地多如牛毛的“造反派”组织中，究竟谁是“革命左派”，哪个群众组织不是“革命左派”？毛和“中央文革小组”却提不出一个名单，而是对参与“支左”的军队人员“打哑谜”。在这种情况下，各地的军队面对严重对立的几派群众组织，摸不清究竟谁是“革命左派”，就只能按照自己的判断“支左”，结果与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要求大相径庭，甚至完全相反。于是毛认为军队“右倾”，他在1967年8月4日致江青的信中说：“现在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军分区（即师级）以上的干部支持右派[6]”。实际上，在很多省市，军队“支左”的结果反而加剧了“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武斗”，形势变得越发混乱，实与毛的初衷相违。经过“中央文革”的强行介入，直到1968年大多数省市的形势才初步稳定下来。

由于“文革”中大批工人农民参与“造反”组织，动摇了工农业生产，于是毛泽东又发布指示：“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军队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7]”作为样板，毛泽东把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的干部战士派到了北京的6个工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针织总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等），介入“文革”时期工厂的领导和管理，后来又派8341部队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就是“文革”时期著名的“六厂二校”的由来。军队既已介入各地的“支左”，后来再加上“支工”、“支农”，于是就产生了所谓解放军在“文革”时期的重要任务──“三支”。

2．“军训”──毛泽东试图用军队控制大中学校的混乱局面

最初的“军训”是1966年夏毛泽东大规模接见“红卫兵”时临时性整训赴京学生的方法，后来起用到全国各地中学以上的学校。

1966年8月到11月，全国的学生像潮水般涌向北京，全市的机关、学校、空闲的民宅里，到处是临时铺位，人满为患，且赴京的数百万学生终日闲逛，无人管束。1966年10月，毛泽东发出“组织外地来京革命师生进行政治军事训练的指示”。他说：“由军队负责将外地来京革命师生，按解放军的编制，编组成排、连、营、团、师。编好的，进行训练，学习政治，学习解放军，学习林彪同志和周恩来总理的讲话，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解放军的三八作风，学习编队队形，学习队列基本动作，学习步伐。每个人都要学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子，使外地的革命师生有秩序地接受检阅。[8]”笔者当时所在的空军部队就奉派进入北京市朝阳区的一所小学。小学的老师们负责外地赴京学生的生活安排（住宿、吃饭等），我们则负责每天组织外地学生训练两三个小时，教他们一些最基本的站队、走路动作，主要是提高学生的组织纪律性。

这次“军训”本来是针对赴京学生的临时性措施，可能后来毛泽东觉得这个办法可用来控制学生，尤其是有助于恢复全国各中学以上学校的秩序。当时，全国的中学基本上处于混乱状态，校方已失去管理能力，学校停课，学生终日无所事事。1966年12月中央宣布停止“大串联”以后，上千万在校中学生不能再去外地“串联”游玩，留在校园内又无课可上。为了应付这一混乱局面，1966年12月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派军队干部训练学校师生”的谈话：“派军队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方法很好。训练一下和不训练大不一样。这样做，可以向解放军学政治，学军事，学四个第一，学三八作风，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强组织纪律性。驻京部队派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经验很好，很有成效，应当在全国推广。[9]”于是，从1967年起，军队就逐步派出干部战士进驻各地的中学，组织军训，把中学生管了起来。

毛泽东看到了“军训”的好处，1967年2月19日又把“军训”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党、政、军、民机关，除老年外，中年、青年都要实行军训，每年20天[10]”。一个月后的3月7日，毛又要求军训人员“参与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11]”

据统计，“从1967年1月20日至2月10日20天时间内，仅驻京部队即派出4,000余名干部，对北大、清华等5所著名高等院校计2.26万余名师生，进行了短期培训。之后，全军派出执行‘军训’任务的人员逐步增多，参训院校及人数也大幅度增加。仅1967年4月，全军每天平均派出执行‘军训’任务的人员即达5.3万余人，接受军训的学校则达3,091所。至1968年第二季度，全国接受‘军训’的学校猛增至1.17万余所。[12]”

3．“军管”──“军管民”、“民管军”、“军管军”

“军管”是“文革”中最荒唐的事情之一。起初，中央只是下令对广播电台、粮食和物资仓库、监狱等“要害”部门实行军管，随即扩大至民航系统。随着局势一天天的混乱起来，需要“管”的单位越来越多。各单位的“当权派”都被“打倒”了，“造反派”又互斗不已，谁能负起管理之责？只剩下部队了。于是，1967年3月19日中央军委根据毛的指示作出了“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13]（这一文件首次将“三支两军”作为一个整体性任务向全国全军提出）。仅在1967年前5个月中，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军区就对全国7,752个单位实行了“军管”，并对2,145个单位实行了警卫保护，其中包括中央各部委、1,219个银行（占全国银行的42％）、547个广播电台（占全国广播电台的24％）、111家报社（占全国报社的53％）、10个铁路局（全国共18个铁路局）。[14] 由此可见，“军管”的强度之大。

当时，不但军队对地方单位实行军管，军队对某些军队单位也开始“军管”。例如，毛泽东派人“军管”了总政治部。后来有研究者指出：“命令军队下级单位的有关人员，对军队的三大总部之一、军队的最高政治首脑机关实行军事管制，这确实是一件不符合常理的很‘搞笑’的事情。而这样的命令，除了自命为这支军队‘缔造者’的毛泽东本人，还有谁敢下达？”[15] 李德生也承认，这是“一场荒诞的闹剧”[16]。

更滑稽的是，1968年9月2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关于工人进军事院校及尚未联合起来的军事院校实行军管的通知”。让工人“军管”军事院校，这样的荒唐命令可能在全世界都闻所未闻。这个文件的第五条规定：“北京地区的高等军事院校，政治学院，空军学院，后勤学院，第三工程兵学校，空军第二高级专科学校等六座院校，担负着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训练任务。对这六所院校待训练任务告一段时，再进驻工人、解放军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7]”据我所知，此时，空军学院已经担负着“军管”北京地质学院的任务，可它自己竟然也即将被工人“军管”。

显然，当时毛泽东全面动用军队，把军队当作控制“文革”混乱局面的最后手段，实乃应付燃眉的仓促之举。军队全面介入地方事务之后，有些地方的局势是平稳了，但有的地方由于军队的介入反而更加乱了。更令毛戒惧的是，军队的“支左”和“军管”造成各级地方政府“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当中军人占了多数，形成了军队全面掌权、全面膨胀的局面，但此时毛已经别无选择了。1972年8月，“支左”人员开始陆续撤回，“三支两军”遂告结束。

二、从“三支两军”到“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1．北京高校武斗高潮中出动“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到了1968年夏天，“文革”又面临更严重的局面，各地“造反派”的武斗逐步升级，以致于发展到抢银行、抢仓库、抢车船、炸铁路、冲击军事机关、抢军队的武器。面对失控的形势，7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了关于制止广西大规模武斗的“布告”（简称“七三布告”）；21天后，中央又针对陕西局势发出“七二四布告”。这两个“布告”内容相似，大意是：最近出现一系列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破坏铁路交通，抢劫援越物资、银行、仓库，冲击部队，中断邮电，私设电台，抢夺解放军的武器，杀伤解放军指战员。出现上述情况的绝不仅仅是这两个省区。“布告”要求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首先撤离铁路交通线上的各据点，无条件地迅速恢复铁路交通运输；无条件地交回援越物资；无条件地交回解放军的武器装备；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上山下乡青年应立即返回；对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惩办。

这两个“布告”发出后，在北京的部队奉命行动。笔者所在的部队即到朝阳区王四营公社宣传“布告”的精神。然而，就在“布告”发布前后，武斗之风在北京也刮起来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校园内的武斗逐步升级。7月28日，毛泽东在凌晨3时半到8时半紧急接见了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和王大宾，就制止大学武斗、派出“工宣队”问题发表了强硬讲话。毛泽东说，现在轮到你们犯错误了。同时毛命令8341部队带领他们正在“支左”的北京6个工厂的工人组成“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突然开进北大、清华两所大学。从此“三支两军”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出现了新的组织形式──“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下简称“宣传队”）。这其实是“文革”初期被毛泽东痛批的“工作组”的变种，可称为“毛氏工作组”。

“宣传队”进驻北大、清华后，中央要求军队立即进驻北京其他所有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