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围城. 驰援. 被围文革发动四十周年祭

文化大革命期间安徽省整体在武斗方面的表现，是远远逊色于重庆 （当时算是四川省的一部分）、广西和东北的， 但又比大多数的省份出色， 所以在全国属于中上游。这个基本的自我评价必须“丑话说在前头”，不然会惹得表现更为出色的地区的人们愤愤不平。

“少将” 碰上 “小将”

当全国很多地区的武斗已经起步， 安徽的淮南、安庆和芜湖等战略要地的局势日趋严峻，本省的驻军变得不管用之际，毛泽东亲自下令原来驻扎在江苏北部的野战部队第十二军，于1967年下半年开进安徽，实行军事管制，以图阻止武斗大火越烧越烈。

这十二军刚一开进安徽，本地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中间就流传：十二军当年在朝鲜战场上战功平平，虽然也上过上岗岭, 却没有打过什么特别有名的硬仗，云云。这很可能是恶毒的反革命谣言，但没有人去核实，倒听信了它；所以对这支奉钦命入皖收拾乱局的部队，大家并没有表示出什么敬意。当十二军军长李德生――他是1955年解放军第一批授军衔时被封为“少将”的――召集武斗两大派的头头谈判停火时，红卫兵小将们斜着眼睛瞪他：“你算老几， 让我们放下枪杆子？你不过是个少将，比我们小将只多把指挥刀”。――意思是“少”字下的那一撇。

可就是这位李德生，却立刻表现出不同凡响的政治天赋。时至1968年年中的他，也有五十岁出头了；为着劝说芜湖市鏖战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们别再把武斗升级了，他竟然打着绑腿、穿着草鞋――这是当年红军长征的标准行头――、不戴钢盔、 不携警卫、不佩手枪，只身攀登云梯，爬上三、四层高的武斗据点大楼，从架着机关枪的窗口钻进去。

这可是玩命的勾当！他爬云梯的时候，两派还在隔着大街对打，步枪、机关枪点射连射没停过。他这么一招，还真管用！红卫兵们认他是条硬汉子，就服了他，把大街上的武斗据点给撤了。

李德生一身红军打扮只身入虎穴做红卫兵思想工作的作为被毛泽东知道了，大为赏识，称他是“政治将军”，有头脑。一年多后，就破格提拔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此乃上将或大将级别的要职）、中共中央副主席，一步登了天。所以我们红卫兵小将说他是“先登云梯后登天”；当着他的面，再也不敢幽他的默，说“你是小将多把刀，我们是少将没带刀，哥们彼此彼此”。

围城

我本人在红卫兵武斗中的表现，似乎还比不上安徽省在全国武斗中的表现，排列不到中上游。因为年龄小、个头小、又戴着副近视眼镜，所以我根本就没有被编进“武卫队”，而是在“文攻队”里任一员干将。

但是我不甘心于远离硝烟的文攻生活，只要哪里有大的武力冲突，我都会插上一脚；从“文革”开始直到结束，都跟有惊有险的日子沾着点儿边。第一次的大危险，算是1967年的“一.一四事件”。

那年的一月中旬，位于安徽佛教圣地九华山脚下的青阳县城的红卫兵告急：他们被几万农民包围了；数日之内，会断粮、断水、断医药、断通讯。

农民进城包围红卫兵和造反派，是“文革”早期大规模武力冲突的典型方式。按照中共“党政军一元化领导”的体制，从省到地市到县到人民公社，各级政权党委会的第一书记，同时兼任该层级地方武装力量的“第一政委”。“地方武装力量”在省和地市层级上是“军区”和“军分区”，统管地方驻军。到了县和人民公社层级上，就成了“人民武装部”，简称“人武部”，主要管民兵组织。

被红卫兵和造反派揪斗的党委书记们，级别高的，就往省军区和地市军分区里面躲――那儿是“军事要地”，门口有大兵荷枪站岗，红卫兵和造反派在一开始还不敢朝里面横冲抓人（过了一阵子咱们就敢了，这是后话）。级别低一些的，就往县人武部里躲。县人武部通常只有一个小院子，躲在里面容易被外面的人看见，也憋得慌。胆子特别大的县委书记们不甘心被捉去游街示众，甚至会下令调遣四乡八镇的民兵，进城护驾。

青阳县城地处崇山峻岭之间，县人武部通过遍布乡镇的民兵系统一声令下，说是“一小撮反革命右派学生策划绑架了县委领导，广大贫下中农要挺身而出粉碎右派翻天！”并且许诺――这是最打动农民的――进城来护驾的农民，管吃管喝还补贴工分（“工分”是农民下地干活的计时报酬）。这样的美差谁不要参加？于是一昼夜之间，漫山遍野都涌出成群结队的农民，把个青阳县城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率领农民大军围城的一位人武部副部长发出豪言壮语：“这下子进城抓造反派学生，跟进裤裆抓鸡鸡没两样，手到擒拿！”

驰援

围城的民兵和农民们尚未携带正规的军械，那时候的武斗还没有发展到这一步。不过，他们绝大多数却配备着一样利器――上等树杆经烟熏矫正、笔直成线、两端镶着铁头尖刺的扁担。在我们安徽乡间，普通农民的扁担是毛竹做成的，力气过人的农民的扁担才是树杆制作的，能挑三、四百斤不开裂。青阳深山里的农民的扁担又高了一等，属于“奇门农具”：它的两端包镶铁尖，有六、七寸长，平时上山砍柴，不管是成捆的茅草还是成捆的木柴，只要扁担铁尖朝里一戳，一头一捆，担起来就走，干净利落，省了用昂贵的麻绳。山民们喜爱这铁尖扁担，还有两个原因：深山老林里碰上野猪豺狼豹子一类的猛兽，这杆扁担立时成了自卫的猎器；荒无人烟的小径上与强盗劫匪遭遇，这杆扁担又成了攻击的兵器。青阳的山民们多半会几手武艺，一杆铁尖扁担挥舞起来，四、五个壮汉近不得身。

我们宣城的援兵以学生和工人为主，加上普通职员和市民，约有两千人，征得几十辆大卡车，浩浩荡荡上了路。过了一个多小时，就与其它县市来的增援车队在途中汇师。快到青阳县境的时候，已经前不见头、后不见尾，数百辆大卡车连接成蜿蜒几十里的长龙，发出低沉的撼地的马达声和直冲云霄的飞扬的尘烟。

渐渐地，我们前头部队到达距青阳县城只有几里路的要道口。我们这几辆车属于指挥、协调、宣传众核心小组的，配备有当时能够合法非法弄到的最好的步话机、无线电发报机、小型发电机、播音系统和医疗急救设备。这时已经暮色浓重，四周的山地黑黝黝的，并不见围城的农民们在入城的要道口设障阻挡。我们估计，十有八九是这帮没见过大世面的山民们被汽车长阵给吓跑了――数百辆大卡车的灯光这时在曲折的山道上连成串串火龙，首尾呼应，气势摄人。

指挥车发出命令：全体车队马上进城，尽快与被围困的当地红卫兵和造反派会合，协调下一步的联合行动步骤。

这一天便是“一. 一四事件”的前奏――1967年1月13日。

若干年以后我才注意到，那一天是星期五。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十三号碰上星期五，预示着不是好事。

被围

一路颠簸赶来声援的外地红卫兵和造反派们，随便找个能睡觉的地方――学校教室、公共澡堂、旅店客栈、机关单位、国营商店、医院诊所――，倒头便睡。我们宣传组的一小群人，却必须守在卡车里，连夜赶编赶印赶发革命传单。忙到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忽然看到两个值夜班的人神色紧张地小跑过来，报告我们旁边那辆负责通讯协调的卡车上的人说：进城出城的交通要道路面统统被挖断，城周边树林里有多处篝火，人影幢幢，号角声依稀可辨。

天色越接近明亮，情况越接近明朗。等到冬日早晨的阳光把这个小山城唤醒以后，咱这一方就全然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当我们从各县市赶来声援被围困的青阳县城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时候，青阳县委、县人武部也在加紧组织更多的民兵和农民赶来增援围城的人马。头一天傍晚我们在入城要道口那里嘲笑没见过大世面的山民被汽车长阵吓跑了的当儿，他们的指挥官和民兵营长、连长们在嘲笑我们这群外地飞来的傻鸟“光着头钻刺窝”――路口上原来封城的民兵岗哨撤走是为了“诱敌深入、关起门来打狗”！ 等到我们的车队开进城里，他们就趁着夜色的遮蔽，把四面八方能行驶车辆的道路全给挖开了。

我们连夜赶编赶印的传单上，把自己一方的“滚滚铁骑”（汽车大队）载来的援兵赞为“飞将军自重霄入”――那是借用毛泽东１９３１年夏《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词中的名句。在传单的结尾处套红印着这首词的下半阕三行：

七百里驱十五日，

赣水苍茫闽山碧，

横扫千军如卷席。

我们的传单散发出去没两个时辰，对方的传单就撒进城里来了。那上面也套红印着毛泽东的一首词，也是作于１９３１年夏，也是用的《渔家傲》词牌，不过是《反第一次大“围剿”》：

万木霜天红烂漫，

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岗千嶂暗，

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瓒。

他们把我们比作１９３０年１２月底在江西龙岗大战中被红军活捉的“敌军师长”张辉瓒；张是蒋介石派去围剿共产党根据地的“前敌总指挥”。

觅食

青阳县城里的我们，已经成了瓮中之鳖、笼中之虎。小小的山城里，顿然增添数千名生猛人口，原本就缺粮的状况立时变成燃眉之急。我们来的时候也随身带了一点干粮，两三顿下来，也就基本上给报销了。那个年头的我们，除了粗菜糙粮以外，肠胃里进不了多少油水，肚子的容量也就特别可观。我们常表示，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再来一次军官授衔，咱们都别争高低，一律要求被封为“大尉”（大胃）得了。

到了一月十四日的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满青阳县城里能停车的地方都停满了我们的车，能走路的地方都拥挤着我们的人。所有这些窜来窜去的人都在忙着同一件事――找吃的。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城镇，公共厕所不多，饭馆餐厅更少。我们到处乱窜觅食，找的并不是寥寥无几、空空如也的饭馆餐厅，而是“副食品商店”――所有那些卖糕点、零食、豆制品、瓜果和南北干的杂货店。

我幸运地在一间后街窄巷的小店铺里买到两只麻饼，巴掌大小，约莫半寸厚，加起来七、八两重。这两只令很多人眼红的麻饼，没有亲密战友卢扁的通风报信，我靠自力更生是断然找不着的。在临近街面的所有店铺都已经被半饥饿的造反派战士几番寻觅以后，精明的卢扁决定不再白费力气在老地方周旋。他让本地的两个小男孩领着他找副食品商店，许诺――这是他从青阳县委、县人武部动员农民围城法中现买现卖学来的――，只要找到了有吃食出卖的店铺，就给他们每人买一根棒棒糖。那两个男孩没命地领着卢扁奔后街穿小巷挨店挨铺地搜索，终于找到了一家还有少许麻饼和董糖（通称“酥糖”）的小店。卢扁掏出了他口袋里所有的钞票和粮票――那年头买食品只有钞票是不成的，还得有粮票；我们城镇户口的中学生，每人每月二十一斤（市斤）粮票――，买了六只大麻饼。我跟踪而去，买了两只，那是我力所能及的大手笔。

我的这位亲密战友卢扁，用本地老百姓的话来说，是“南天门掉下来的一只猪蹄子――不是凡脚（平凡角色）”。他爸是我们那儿的一个相当有实权的县政府科局长，但他认定“大造一切走资派的反”是件既必须做也乐得做的事，于是他心甘情愿地参加了我们那一派在当地属于最激进的红卫兵组织。卢扁的革命造反精神有目共睹，每次召开批斗大会或者全城大游行，他都是主动请缨领头呼口号。这个革命角色的风险程度，谅诸位在本书有关江胖的那一章里已有领教。我们的卢扁在他不计其数的大出革命风头的表现中，至少有一次老马失蹄。那是全城两大派大游行的对峙关头，卢扁是我们这一派的首席口号领呼人，手里的扩音器挥舞的力度和姿态均恰到好处。就在我们的游行示威队伍经过县人武部院子大门口的时候――造反派都知道本县最重要的走资派十有八九躲在里面避难――，卢扁的口号喊得特别激情：“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席！”连喊了十数遍后，卢扁终于失口，喊出“打倒毛……”

“毛”字一出口，便构成滔天大罪，罪该万死，而且是“死有余辜”。别的人到这一步，都只有双膝下跪、主动请罪的份儿，我们当时也预期卢扁这下子算是完了，该给“专政大队”拖走关起来了。谁知他竟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把那句罪该万死、死有余辜的口号，一口气不停顿地喊了下去：

“打倒毛主席的最最阴险和最最凶恶的死敌大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

卢扁这一句结构奇特的超长口号喊到最后一个字（他喊每一个字的时候都是汗珠滚滚），全体游行队伍的人才把前半分钟憋着的那一口气舒了出来，对他死里逃生的高超伎俩表示由衷的佩服。卢扁的急智――他的脑袋又大又扁又灵光――由此可见一斑。

绝食

当城里能找到的吃食急速减少的同时，城里流传的各式各样的消息却急速加。有人告诉我们，围城农民中的骨干力量民兵干部们暗地里带了手枪和手榴弹。又有人告诉我们，城里已经潜进对方的奸细数十名，分布于要害地段，以作里外策应。

围城大军迟迟没有攻进城来，主要原因是县委书记、副书记和县长等几个党政要员被扣押在青阳县红卫兵的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