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当代左派文化理论中的文革幽灵

1976年秋文化大革命结束，至今已将近三十年了。当时，文革作为灾难和悲剧是官方与民间的共识，80年代中国大陆意识形态的主流就是对文革的批判反思。然而，1989年以后，这种批判反思中断了。从此，文革不仅逐渐被淡忘，而且被粉饰、被美化，以至於那个极权专制登峰造极的时代开始有了「民主」、「平等」之类的名声！

文革形象三十年的变迁是一个甚为广泛而又杂的论题。在这里，我只想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来描述近期在文革评价问题上出现的混乱：自90年代以来，在中国知识界，一种誉文革的思潮逐渐形成，而且已经产生了相当的影响；然而，这种重新评价并非建立在对文革历史本身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其根据只不过是某些西方左派文化批评家对中国文革和世界60年代的看法。本文试图探讨当代西方文化理论中的文革情结及其在中国大陆学术界的影响。因篇幅所限，我只能择要而论。

一、阿尔图塞：从多元决定论到文化决定论

阿尔图塞（Louis Althusser ）是西方「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m ）的重要理论家。「新马」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区别之一在於前者摒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将原属於上层建筑的「文化」界定为「生产」，与经济并驾齐驱。「新马」以文化批判为己任，强调文化在社会发展和变革中的作用。看到这一点，我们便不难理解为甚么一些「新马」的理论家对毛泽东的文化革命理论有浓厚的兴趣。

讨论阿尔图塞与文革的关系，如同讨论毛泽东的文革理论一样，一般要从1956年谈起。阿尔图塞对赫鲁晓夫（Nikita S.Khrushchev）在那一年举行的苏共二十大上批评斯大林十分不满，称他的报告为「人道主义的呓语」。在他看来，苏共右翼对斯大林的全面否定（right-wingdestalinization ）和随之而来的政治解冻，证明苏联已经背离了社会主义，开始向资本主义倒退。斯大林的问题并不在於赫鲁晓夫所说的「搞个人崇拜」和「侵犯社会主义法规」，而在於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种「现代化」理论，着力於改造苏联的经济结构，发展生产，以至於当存在於「其他结构」（文化、政治、思想等）中的旧势力卷土重来时毫无准备。为从左翼立场清算斯大林问题（left-wing critique），阿尔图塞提出了「多元决定论」（overdetermination）：他认为，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锁定在启蒙主义现代性的框架中，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已经证明经济决定论是错的。於是，他主张破除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对称的构架，而代之以多种因素（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并存、各自独立的构架，其中任何一种因素在特定的条件下都可能成为「强势结构」，在社会变革中起决定作用1.此即阿尔图塞为自己的「左翼批评」造就的理论依据，由此，他便可得出如下的结论：斯大林机械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论，相信唯生产力论，进而没有看到革命主要是在文化和思想意识形态层面进行，结果，他忽视了阶级斗争，没有继续文化领域的革命，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在苏联复活。

在国际共运转折的关头，阿尔图塞和毛泽东的思路显然不谋而合。毛泽东的文革理论也是在1956年开始形成的。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搞自由化，正是苏共背叛国际共运、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开端。为了防止中国出现苏联那样的情况，毛泽东在1956年以后发动了一系列政治运动。1957年的反右、1959年的反右倾、60年代的中苏论战和社教运动都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曲，而且，文革的头号攻击目标刘少奇就被称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在阿尔图塞看来，中国的文革终於在实践上解决了他一直在理论上探索的问题，这足以使他全盘接受毛泽东的文化决定论。文革开始后不久，他便在〈关於文化大革命〉（"Sur la revolutionculturelle"）一文中写道：「思想意识形态可以是决定一切的战略要点。在那个岔路口上，何去何从将决定我们的前途。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前进或倒退）将取决於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胜负。」2到了70年代，文革仍在继续，阿尔图塞开始将中国革命视为「在历史实践中唯一存在的」对斯大林问题的「左翼批评」3.此时的阿尔图塞已堪称彻底的文革派，用艾略特（Gregory Elliott ）的话说，阿尔图塞此时已将马克思主义「毛化」（Maoizationof Marxism）了4.尽管毛泽东和阿尔图塞都以马克思主义者自诩，毛式的文革理论和阿式的后现代「新马」都从根本上修正了马克思关於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断，恐怕难免釜底抽薪之嫌。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和阿尔图塞在斯大林问题上做出了颇为相似的选择：他们并非不了解苏联30年代大清洗的恐怖和斯大林的残暴，但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理念，他们都拒绝面对现实，阿尔图塞所说的「左翼批评」和毛泽东授意并参加编写的「九评」一样，实际上都在为斯大林辩护，同时把矛头指向讲了几句真话的赫鲁晓夫。毛泽东对大跃进造成的灾难也取同样态度，阿尔图塞对於中国文革的浩劫也是一样。在这里，我想要强调的是，历史在不断地重，某些西方左翼理论家以及中国学界亦步亦趋者在文革评价问题上的态度与当年毛泽东、阿尔图塞对斯大林问题的反应如出一辙：如今对文革批评为虚、辩护为实的文章多半只在理论上兜圈子，全然回避文革十年中严酷的现实。如此看重自己的理念、信仰的人是很难面对事实的，在他们看来，任何人叙述事实都有选择性，而且任何叙述都只是对事实的阐释，反映的不过是叙述者自身的偏见而已。这种态度使得他们和从史实、事实出发研究文革的学者之间几乎没有对话的可能，在国外和在中国大陆都是如此。

二、姆逊：文革、世界六十年代与后现代

美国「新马」文化理论家姆逊（Fredric Jameson ）与阿尔图塞在政治经历上大约相差十年，属於两代人：阿尔图塞的立足点在50年代，他所关注的是斯大林问题对国际共运的影响，他看文革，也是着眼於国际共运的发展。姆逊的立足点则是60年代，他所思考的是那个时代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各种相互关联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现象以及这些现象所显示的新的历史阶段：晚期资本主义或（在文化层面上讲）后现代；因此，姆逊观察和评价文革的角度是世界60年代和后现代的角度。

姆逊基本上接受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认为历史阶段的划分取决於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但他的马克思主义已是经阿尔图塞及法兰克福学派重构的「新马」，其中也包括毛泽东文革理论的影响，文化已被界定为「生产方式」。姆逊指出，在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过去的生产方式只是失去了强势地位，但并未消失，而且，未来的生产方式已经在形成，在新、旧历史阶段交替时，有一个明显的过渡期，「在这一时期，各种并存的生产方式之间发生明显冲突，它们之间的矛盾据了政治、社会、历史生活的中心」。姆逊受到文革的启发，把这一过渡期称作「文化革命」5.各种文化、社会矛盾激烈冲突的60年代就是这样一个历史时期：一个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从中期、或帝国主义时代向晚期、或跨国资本／全球化时代过渡的时期，一个世界「文化革命」的年代；在文化上，60年代标志着现代主义的终结和后现代主义的兴起。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不仅是那个世界格局的一部分，而且是它的缩影。姆逊写道6：

60年代……是一个普遍解放的时刻，一个全球性能量释放的时刻。毛泽东对此进程的形像描述最富於启示性。他喊道：「我国就像一粒原子……一旦原子核发生裂变，释放出的热能必将产生惊天动地的力量。」这一形象向人们展示了在古老的封建村庄结构分崩离析后，在文化革命对这些结构所遗留的习惯作了快心的扫荡之后，一个真正的大众民主社会终於诞生的景观。然而，原子的裂变，分子能量的释放，或「物质能指」（material signifiers ）的解放，本来就可以是骇人的奇观；我们现在知道，毛泽东究竟还是在他自己发动的运动所产生的最终结果面前退缩了：在文化革命的决定性时刻，在上海公社诞生之际，他阻止了党的机构的瓦解，有效地扭转了整个集体实验的方向（这一逆转所产生的后果在今天看来是再明显不过了）。在西方也是如此：60年代伟大的剧变在世界经济危机中导致了社会秩序的强有力的恢复，使得各种国家机器压迫力量卷土重来。

此即姆逊对60年代的总结：他认为「解放」与「控制」的相互转化是60年代「唯一的发展进程」，并将中国的「集体实验」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反帝反殖，西方青年学生的反体制、反文化运动，各种处於边缘地位的意识形态、大众文化对现代主义的冲击，以及当代语言符号（sign）系统的消解以至「使能指（signifier ）从所指（signified ）神话的制约下得到解脱」，通通称为「解放」现象。不仅如此，在西方国家的反体制、反文化、反战运动中，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还为西方左派力量提供了「政治文化的典范」，因为它不仅是一场政治运动，而且有一套系统的、着眼於文化和意识形态变革的理论，有深远的世界意义。姆逊写道：「文化革命是对被压迫民族或缺乏革命意识的各劳动阶级的集体的再教育；作为一种战略，文化革命旨在打破已成为人类历史上所有受剥削的劳动阶级第二本能的俯首贴耳、唯命是从的陈规旧习。」因此，在姆逊看来，毛泽东的文革理论，或称「毛主义」，在「60年代所有的伟大的思想意识形态中是最丰富的」7.

要知道毛泽东是否真打算「瓦解」党的机构，读一读文革中最流行的、居「红宝书」之首的那条毛主席语录（「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就足够了，而且，在文革式的极权主义框架中，领袖即党，姆逊大概还没有听说过「乱党乱军」这个罪名。了解到这一点，文革的「逆转」又从何谈起呢？不过，姆逊以「能量释放」为60年代写照，这在当时的中国还算贴切，只是不知会有多少中国人闻之变色，马上联想到「阴阳头」、「喷气式」、深夜的砸门声和红卫兵手中带铜头的皮带……

上面几段引文出自姆逊1984年发表的〈六十年代阶段论〉（"Periodizing the 60s"）。此时，中国文革的荒诞、恐怖在国外已不是甚么新闻，对一个关心中国的西方学者来说，想要了解文革的一些基本事实并不是件难事。但是，像二十多年前阿尔图塞对待斯大林问题一样，姆逊在理念与事实之间选择了前者，并谴责那些敢於面对历史、正视现实，敢於自我否定、讲老实话的人，说他们顺应70、80年代右倾的世界趋势。姆逊写道：「当前在全世界出现的宣传运动中，毛主义和中国文化革命的经验被斯大林化，文革已被重写为东方的又一个古拉格集中营。毫无疑问，所有这一切都旨在全面诋毁60年代。」8在与〈六十年代阶段论〉同年发表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Postmodernism，or ，The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一文中，姆逊曾以一个「新」字画龙点睛，热情地美文革：他认为「新中国未完成的社会实验在世界史上无与伦比」，在那里，「人作为集体对自己的命运有了新的把握」，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客体世界」，而且，这个集体已经成为「新的历史主体」9.姆逊的这种看法，应该说到1991年仍未改变。那一年，姆逊专论后现代的长篇着作收入此文，并以其标题为书名。出版前，作者对此文作了数处修改，对文革的叹之词却只字未动。此时，姆逊对文革的看法已经对中国的一些年轻学者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这一点将在下面作更具体的讨论。

三、德利克：「两个文化革命」和「文革毛主义」

就西方哲学和文化批评理论中的文革情结来说，除阿尔图塞和姆逊之外，萨特（JeanPaul Sartre ）、拉康（Jacques Lacan ）、福柯（Michel Foucault ）以及常为先锋理论刊物《如此即彼》（Tel Quel）撰稿、在70年代访问过中国的几位法国批评家也很值得研究。我跳过他们而选择德利克（Arif Dirlik ），是因为下面两个原因。首先，我上面提到的几位法国理论家对中国的实际了解都非常少，恐怕连隔雾看花都谈不上，而德利克则完全不同：他不仅是中国现代史专家，而且是中共党史专家，他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也有深入研究。其次，正是由於德利克既了解中国，又熟知近期流行的各种文化批评理论，他在当代中国知识界有相当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