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罗：文革时期的潜在写作

昨天老孟讲的比较宏观，今天我就一个比较小的问题跟朋友们交流。90年代初期出版过一本书，就是杨健的《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从那个时候开始，文革时期的那种不被关注的创作、就受到文学读者的更多关注。后来研究文革时期创作的更加多一点，比如复旦的陈思和就在《当代作家评论》上开过专栏，他把这种写作命名为潜在写作，还没有显现出来的，不被大家了解的。再后来，我看到一本当时主要的地下写作者之一，就是贵州省的一位诗人，叫哑默，就是哑巴沉默不说话。他把自己的文学创作叫作潜流文学创作，这是一个说法。再后来，就是最近两年苏州大学的王遥对这一类的写作包括文革时期没有个性的政治的写作，称做无作者文本。我今天讲的几个相关的概念：一个是地下写作，一个是潜在写作，一个潜流文学创作，一个是无作者文本。在这几个叫法之中，当然都各有缺点，但是我觉得潜在写作的说法中性一点。因为地下写作老让人想到地下工作者之类，而且它给人的一个印象是，跟主流是完全对立的，是处于地下的，是完全对抗的状态。实际上那种潜在的写作，并不一定完全是对立的。所以呢，潜在写作就显示了比较中性的这种特征。因为有时候它不是对立的，所以我就用潜在写作这个说法来指称当时的那种现象。我要讲的主要就是文革时期的潜在写作。这里我引述了比较多的材料，可能念材料的时候比较长，因为这些东西在目前的文学界很多还没有被承认，还没有得到认可，流传的情况也不太好，读者知道他们的不是太多，知道的比较零碎。我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潜在写作与主流文学的关系，这个关系我觉得有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大家很容易想到的跟主流写作处于对立的状态，在文革时期许多写作跟主流写作可以说都是很对立的，这是一种非常主要的现象。因为在文革时期的那种主流写作，基本上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化的写作，大家都用一种意识形态普通话在说话，所有的人写作都大致一致。而潜流文学一般不会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来写作，特别是今天看来成就比较大的那些写作者，像贵州的黄翔、哑默这两个非常重要的诗人，还有当时下放到河北白洋淀那一带的一个知青群体，像芒克、多多、根子他们。他们的写作都是比较个人化的，按照自己对于生活的认识，对于世界的认识来写作，而不按照当时流行的意识形态话语来写作。而且他们对生活的认识，对世界的反映方式跟主流话语是对立的，确实是很对立的。这是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就是潜流写作跟主流写作有时候可能是基本接近，有时候甚至是完全同构的。去年，北京有一个书商出版了两本书，一本就是叫做《暗流》，他把文革时期流行的那种惊险小说、侦探小说编到一块出版了，那里面有一些小说比如《绿色的尸体》、《地下堡垒的覆灭》、《三下江南》，还有一些写外国的那种惊险小说。这三部小说其实完全符合毛泽东和江青他们的文艺思想，也符合当时文革整体的政治气候。这些小说写我们的公安战士如何大胆、英勇、机智、勇敢的去破案，而且破的案都是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或者是苏修他们搞的那种、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无产阶级革命的那种案件。他们的这套话语与主流话语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在当时，他们这些文本出来的时候，也不能署作者的名字，也没有那个作者敢署名，都是没有署名，在民间传抄。这样的现象，我理解。在中国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其实我们说话，说什么固然重要，但是呢，怎么说可能更重要。还有一个就是有谁来说就更加重要。尽管他们说的话跟主流话语是一致的，但是这些人是没有这些话语权利的。在文革时期，现在我们给他总结，说他是一个作家八个戏。一个作家就是浩然这么一个作家，八个戏就是八个样板戏，只有他们具有写作的权利，别的比如那些知青，那些一般的文化人是没有写作权利的。尽管他们说的话跟主流一致，但是主流不允许你说话，你就不能说话。所以那些作品都以潜流文学的方式在民间流传，大家抄来抄去。这是第二种情况，跟主流写作完全同构。我最近才看了这么几个作品，我看了觉得很心酸，当时民间用来消费的这些资源竟然跟他们不屑于接受的那种官方资源是完全一样的。

第三种情况就是潜在写作，有时候，它也不是对立也不是同构，它表现为某种超越，对主流话语的一种超越。这里有几个这样的例子，比如《晚霞消失的时候》这篇小说，它由当时文革的苦难想到人生的这种普遍性的苦难。普遍性的苦难就是把自己感受事物的方式和认识方式提升到宗教层面，它实际上跟主流话语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一种超越的关系。再比如在文革后期流行的后来公开整理成小说公开出版的《公开的情书》，其实也可以作这种理解。他们一批知识青年感觉到中国目前的状况不好，但是自己应该考虑民族的前途，认为科学对我们民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主张用科学这种资源来解决我们民族的问题。这个它就不是在政治层面上跟当时官方话语对立，而是表现出超越。后来，还有一些写作者，他不一定是纯文学化的，他们也表现出某种超越。比如那个顾准，如果把顾准看作是当时的潜在写作的话，他也是在寻找资源上超出了当时的意识形态话语。因为当时的主流话语只讲马克思主义这一种资源，顾准回到古希腊去研究古希腊的这种城邦民主制度，从他们的文化和制度中来寻找另一种文化资源解决中国的问题，实际上也是超越当时的。再比如是张中晓，还有一个被枪毙的政治犯林昭，他们当时思考和写作也都是超越当时的官方话语的。这是从潜在写作跟主流写作的关系来说。实际上，不像我们突然想到时所理解的那么简单，就是完全对立的，实际上是要丰富一点，比对立丰富一点。这种丰富，我觉得正是潜在写作的生机所在，因为纯粹是对立，就会显现某种狭窄，因为官方是比较狭窄的。以完全的对立也只能用那种狭窄的方式跟它对立，这样那种新的文化，新的思想生长的可能性就受到很多的限制。而那种超越的东西，构成超越关系的写作，可能是未来新的文化、新的思想和精神生长的更好的起点。在这个意义上，潜在写作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希望，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讲署名写作、无署名写作与文化普通话。潜在写作跟作者的关系分两种情况，一个是写作者署名的，一个是不署名的。比如，刚才我说的好些跟意识形态完全同构的故事，它们很奇怪，都是不署名的。而那些跟意识形态对立的写作，跟官方话语对立的写作也有些令人奇怪，几乎都是署名的，像当时那些重要的思考者、写作者，他们写作都是署了自己名字的。他们的写作完全是自我生命的一种必然延伸，因为他实在憋得受不了，他必须用写作的方式表明自己的存在，表明自己跟世界的一种新的关系，而不是按主流话语所解释的那种关系。他们只有通过署名展示自己的存在，他的写作才有意义，否则他简直不需要写作，写作没意义。所以署名对他来说是必须的。当时很多人都是敢于给自己的写作署上名的，当然有的写作在民间也有所流传，但是有的写作在当时流传是很困难的。一直到文革以后，他们才慢慢的露出那么冰山一角，到现在也还只是露出冰山一角，我们对他们的了解还是很不全面。那个无署名写作可能是为了降低风险，他意识到自己的写作可能会犯忌，是大家不高兴的。再一个，这种无署名写作我还用来指称另一种写作，就是在官方话语的背景之下，你的写作如果跟官方话语是完全一致的，实际上署不署名是无所谓的，署上名也是一个比较空洞的符号，不含有实际内容，实际内容都是主流话语，都是官方意识形态。当时流行的写作组，什么梁效、罗思鼎、石一歌，他们那些文章署不署名都是无关紧要的，他们虽然署了名，我觉得完全可以把他们看作无署名写作。比如毛泽东跟他自己领导的那些报纸，从延安时期开始就写过很多社论和编者按，都是不署他自己名字的。这种东西其实可以理解为无署名写作。

就文学写作来说，我本人这样理解，我觉得文学写作者很多，尽管文学写作是非常个性化的写作，但是出色者总是极少数。真正带着作者个人的那种精神信息的和肉体气息的总是极少数，大多数文学写作者在我看来都是无署名写作。别看每年每天发表这么多东西，其实有个性的很少。那些没个性的，署着作者的名字，其实也是一个比较空洞的符号，我觉得跟作者主体上的东西跟主观上的东西关系不是太大，这样也可以理解为无署名写作。所以我觉得无个性写作在任何时代都是主要写作。九十年代以来出现了大量的所谓文化随笔，生活随笔。这些随笔只有极少数显得有某种特色被人家记住，大多数随笔，大家看看完全是一种即时消遣，就是我今天看完了今天就忘掉了，不留下什么记忆。即时性的消费写作其实也可以理解成无署名写作，这种无署名写作，我给他一个说法，就是大多数写作者实际都不是用自己的语言写作，而是用文化普通话写作，用公共常识、公共意识思维写作。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话语，也有比意识形态话语稍微大一点的那种文化话语，那种公用的文化话语。大家都在说的文化话语，我把他叫做文化普通话。绝大多数写作者都是在当时那个时代的文化普通话中写作，在那个知识背景下写作，他对生活的理解和认识跟流行的那些文化观念完全一致，没有个人东西来突破流行的文化语话。他们写作都局限在这种流行话语之中，所以就不带有个人的气息，不带有个人的信息，它实际上就成为一种无署名写作。这种无署名写作别说在传世上得不到认可，下一个时代人不会读它，即使在当时也很难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大家一看就拉倒。当然这样说显得比较残酷，用这种无署名写作来指称每个时代的大多数写作，因为任何一种写作都要付出艰辛的劳动，都是他心血凝成的。但是这个历史很残酷，它对这些公共的东西太多，个人的东西太少，它不给你留下记忆，不给你留下位置。这也体现了写作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有时候，我想到自己的写作感到很绝望，因为写作你总是想通过自己的文本跟自己之外的人交流，希望跟当代人交流，还希望跟未来的人交流，这是写作者内在的需要。但是实际是历史就这么无情。有时候我读一本比如49年前的一本短篇小说选或49年以后的短篇小说选，那些被选的作者可能就是一篇3、4千字短篇小说选在这里，一个小说选本30万字，如果一篇小说是5千字的话，选那么60个人，选那么60个人的作品，一个写作者他在仅仅几十年之后，能够在这个选本中占一席之地都是非常重要的。成就非常突出的作家，才能够做到这一步。在几十年之后人家读你一个短篇，在当时，有过写作努力的人、有成就的人，那是多少？可是仅仅几十年，历史就不记得你了，历史只管这60多人的这60个短篇，其它的你写得再好，历史不管，不记忆。想到这些，我作为一个写作者，就觉得自己的写作一点意思都没有，我辛辛苦苦写一辈子，50年后我连选上5千字、4千字进入那个选本的机会都非常的渺茫，想到这个就感到非常没意思。退一步，就是降低要求来说也觉得没意思，比如写一本小说，二十万字你可能写了十年，可能写了五年，可能写了两年，就算两年吧，写了两年二十万字出来了，一个读者拿在手里，不喜欢它，看两行往那一扔，丢掉了，就算是很喜欢它、跟你很有缘份的人，他一天的时间、两天的时间就把你两年的心血全看完了，然后说，“这个小说也就一般吧。”这样一句话，就把你的小说丢掉了。作为一个写作者，你看看，这想起来也是很心酸，两年的心血，一个读者两天给你打发了。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写作者想到这些是非常的痛苦的，而且大多数人只能面对这种痛苦，一点办法都没有。大多数人在这个时代的限制之中，用这个时代的文化普通话来写作，没法提供新的世界观、新的看世界的角度，没法提供这一点，这是第二个问题。

不光是文学写作是用文化普通话，就是别的写作也这样，学术著作或者文化批评，实际上也是这样的。我作为一个学习文学的人，也写过几篇批评文章，也老是想自己要好好的来搞文学创作，我就觉得现在在批评界，大多数批评家，他们每年写那么多文章出那么多书，事实上大多数都在用文化普通话，或者用文学普通话在进行自己的批评写作，提供不了更多的个性，提供不了他看世界的角度。这是介绍潜在写作这个概念相关的几个概念的几种现象。

下面我就涉及文革时期的这种潜在写作的文本，讲第三个问题：在潜在写作中的非人体验。因为按照文革中的主流活语，不但文革时期是非常好，我们也是在走向天堂。我们跟美帝国主义不一样，跟苏修不一样，我们领导第三世界这些弱小民族，领导这些正义和光明的力量，走向世界的光明。我们领袖非常了不起，是世界革命的领导者，一片光明，文革时期是这样，文革以前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