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沙坪坝公园文革武斗墓地记

作者:佚名发布日期:2004-10-16

「重庆沙坪坝公园文革武斗墓地记」正文

在重庆,在和歌乐山烈士陵园遥遥相望的沙坪坝公园里,在荒草和杂木中,有一片人迹罕至的墓地,它被一道长满青苔的高高的石墙围住,与世隔绝。

这是一个全国仅有的文革墓地,113座坟墓掩埋了400余名当年武斗的死难者。他们中有年仅14岁的少女,有被称为“校花”的女中学生,有年轻的母亲,她们和更多的他们――――握着枪和铁棍、刀、匕首等的儿子、丈夫、父亲――――交错地倒在这里。

30多年过去了,如今,坟头芳草萋萋,那个动乱年代曾经的厮杀、哀号、枪声、颂歌和罪恶过去了,被鬼针草、尘土和高墙的阴影层层覆盖。

但是,与死者有关的人还活着。重庆文革派性斗争的波诡云谲、血雨腥风,还影响着他们……

“我为文化大革命坐了15年牢”

周劲松,男,1945年生,原重庆“8・15派”总负责人之一,曾任重庆市革委会常委,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1976年入狱,1991年刑满释放,现无业,靠亲朋接济度日。

文革前,我是重庆大学3年级学生。我卷入这场运动是从“四清”工作组留下来继续搞文化大革命,整重大校长、书记郑思群开始的。1966年6月,工作组把郑校长打倒,我不服。对郑校长,我印象很深,我是当时全校7个全优生之一,从他手里接过不少奖状;郑校长在食堂当着学生的面,把饭桶边地上的饭捡起来自己吃,从不骂人,讲究身教,以身作则。这样的校长被打倒了,我鸣不平,当场我就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关在重大阶梯教室隔离审查了一个礼拜。出来后,我自然就成了大家关注的对象。

那年7月19日,工作组把郑校长转移,押到松林坡招待所继续关押,转移时被我看见了,郑校长头发零乱,只穿着短裤、背心,打着光脚板,走在水泥路上。一位老革命,7级干部,就被他们这样整过来整过去,连鞋都不让穿,7月份的重庆,有多热啊!我看不过,一喊就喊过来几百人,围住工作组的人质问,双方僵持了一阵,都不了了之。我再次成为焦点人物,再次被打为修正主义苗子、反革命。但不过半个月,工作组突然宣布郑思群校长畏罪自杀,就在松林坡招待所。我们一面向当地派出所报案,要求调查郑校长的死因,一面自发地围攻工作组。就从郑校长死的那一天开始,工作组就不得人心,重大师生反对工作组就有了群众基础。

为啥子叫“8・15派”,莫名其妙的,我跟你讲,1966年8月15日那一天,重庆师范专科学校的造反派组织“排炮战斗队”、“轻骑战斗队”的负责人,到重大找到我,要求我们声援、支持他们。我当天就鼓动带了3000多重大的师生员工到了师专,开大会声援造反派。这事就惊动了重庆市委,市委就派了副书记、副市长辛易之来师专,他代表市委宣布我们的行动是错误的,命令解散,但大家不服,就在沙坪坝上街游行,口号就是要搞文化大革命,坚决贯彻 “5・16通知”精神,坚决执行“16条”措施。这就是重庆文革第一次大规模游行的所谓“8・15事件”。此后,各个单位造反派纷纷赶工作组,都跑到重大来搬兵声援,“8・15”的名声坐大了。“8・15派”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形成了。

1967年1月份全国各地造反派掀起了旨在夺权的所谓“一月革命”,重庆是2月28日,46个造反派组织发表了《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公告》,革联会宣告成立,掌握了全市党、政、财、文大权。革联会一把手是驻军首长,副主任由工人代表、农民代表、学生代表分担,我派了一个“副司令”去革联会当副主任,我自己没有当权,但我是支持革联会的。

成立了革联会以后,有人认为革命尚未成功,不要当官老爷,因此反对革联会;还有一种人认为自己没有当权,被革联会排斥了,也反对革联会。这些人就把人拉出去成立了“反到底派”,又称“砸派”。“砸派”当时有一个很出名的广播站,叫“完蛋就完蛋”,是林彪的话。

当时,四川的政治局面非常复杂:60年代初,宜宾地委书记刘结挺、市委书记张西挺被李井泉主持的西南局打成反党分子,一直关押。1967年五六月间,刘、张获平反昭雪,复出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副主任。重庆两派围绕 “刘张”平反复出的问题加剧了分化,“8・15派”反刘张,“反到底派”拥刘张。斗争越来越激烈,一直到后来武斗全面升级、爆发。

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震撼世界,这是悲剧,防止悲剧重演这个观点我是赞同的。我为文化大革命坐了15年牢,我负了责。

1967年4月23日,两派组织在北碚、重钢等地辩论,发展成动拳头、砸宣传车、广播器材等事件。

1967年5月23日,两派人员在重庆石油学校发生武斗,双方从动拳脚升级到使用钢钎、铁棍、匕首。是月武斗之风蔓延全市:重庆医学院、嘉陵机器厂、西南师范学院均发生了使用这些武器的武力冲突。

1967年6月5日至8日,西南师范学院两派发生武斗,全市两派分别派数千人参战,揭开重庆大规模武斗的序幕。

1967年7月8日,两派武斗组织在红岩柴油机厂发生冲突,打死9人,伤近200人。这次武斗中双方首次使用枪弹。这次事件被称为“打响重庆武斗第一枪”。从此,重庆武斗全面升级,从使用小口径步枪、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手榴弹到动用坦克、高射炮、舰艇,从巷战到野战,规模越来越大,死的人越来越多,正常的社会秩序完全被破坏。1967年7月31日至8月6日,荣昌县两派共700人左右参加武斗,死亡78人。同年,8月8日,望江机器厂造反派用3艘炮船组成舰队,沿长江炮击东风造船厂、红港大楼、长江电工厂及沿江船只,打死240人,伤129人,打沉船只3艘,重创12艘;8月13日,两派在解放碑激战,交电大楼及邻近建筑被焚毁;8月18日,沙坪坝区潘家坪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死亡近百人;8月28日,歇马场发生3000多人的大武斗,双方死40人,杨家坪街道被毁近半,武斗双方死亡100人。”

1967年7月、8月、9月,山城重庆变成了血雨腥风的战场。

“我一直在抚摸身上的刀伤枪伤”

陈卓(化名),男,原重庆某中等学校“反到底派”头头,1969年入狱,1972年释放,现为房地产商人。

我本人直接参加了武斗,从1967年打到1968年。我当时是学校“反到底派”的狗头军师(笑),同学们都喊我“参谋长”。我身体一直比较弱,弱不带兵嘛。

我惟一一次带兵是1968年6月29日至7月1日这次3天3夜的激战。6月29日,“二和尚”跑到我们学校来搬救兵,他是建设厂技校“砸派”的头头,他指挥的建设厂“砸派”与“8・15派”干起来了。当时武斗打了一年,死的人太多了,战斗队员都产生了厌战情绪、恐怖情绪,都不愿去。我当时出于强烈的派性荣誉感,勉强把200多名战斗队员集合起来,说谁愿意跟我去的就出列,有70多个人出列。我们全副武装,甚至把解放鞋带取下来串着子弹夹挎在身上,省得在战场上换弹夹耽误几秒钟的战机,这是一种拼到底的态度。当时,我的脑海里不断地浮现着陈辉(革命烈士,死在渣滓洞)的名言:“战士的坟墓比奴隶的天堂更明亮。”当时大家的心情真的很悲壮。我们在杨家坪参战,打了3天3夜,我们这一边惨败,我带去的70多名战斗员当场牺牲了4个,还有7个被对方俘虏后也全遭枪毙了。

“二和尚”在撤退时睡着了,怎么都弄不醒,结果也被对方俘虏枪毙了。与他同时被俘的还有一个同伴,那个同伴是建设厂的子弟,他父亲是“8・15派 ”的,因此那个同伴得救了,没遭父亲的阵营枪毙。“二和尚”是建设厂技校的学生,是资阳人,无人说情。我一直记得“二和尚”来找我搬救兵时的样子,穿着蓝色学生装,拴根牛皮带,铜扣锃亮,腰间插着一把驳壳枪,脚上穿着解放鞋,挽着裤管,中等个,短发,方脸,威风凛凛,但脸色苍白。

这次战斗,我们这一派也枪毙了对方4个俘虏,其中两个是我亲自俘虏的。我为此内疚、忏悔、痛苦了几十年,因为我无法忘记他们当时被俘虏的那一瞬间的目光。他们当时端着冲锋枪站在车间一台机床边,混战中我退进了这个车间,一发现他们我凭直觉判断是“8・15派”的,立即冒诈我是“8・15派”的,他们把枪背起来向我走近,我马上就――那一瞬间,他们的目光充满了悔恨、恐怖、绝望。两人都有30多岁,是工人,我想他们一定有儿女、妻子――― 这几十年我一直因此而得不到解脱,永远得不到―――这是兽性的恶,在现世中不会也不应该被宽恕。重庆武斗最惨无人道的事就是互相杀俘虏,这是全国武斗过程中最黑暗的一幕,是我们这一批人心灵上永远的污点,它不会被时间磨灭。

几十年来,我一直在反思文革,一直在抚摸身体上的刀伤,枪伤。

这次武斗结束后几天,1968年7月9日,两派在江陵厂重燃战火,双方动用坦克、大炮、轻重机枪激战,附近民宅被炮击成千疮百孔。也是当月上旬,两派还分别在杨家坪、大坪、重庆医学院、二四二部队、五一技术学校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均出动水陆两栖坦克、舰艇、三七炮、四联高射机枪、野战炮等重武器。上述地区民房、单位建筑、器材设备遭重创,两路口至杨家坪无轨电车网被打烂,全线停运1年多。经过上述几次大规模激战,重庆“8・15派”彻底控制了局势,“反到底派”全体成员及其家属总计数十万人集体分批疏散,逃离重庆,“大清洗”的谣言像瘟疫一样倾压山城。

在逃到成都后(成都是以四川大学“8・26派”为首的造反派天下,“8 ・26派”是欢迎重庆“反到底派”的),弱不带兵的18岁的陈卓再次纠合从重庆逃来的2000多名红卫兵,因为人多枪少,他们拦截火车一路狂飙杀往四川绵阳、广元,找当地驻军要武器弹药,准备杀回重庆,被驻军拒绝,从而避免了一场更大的惨祸。

1968年9月23日,重庆市革委、警备区发布命令,严令一切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无条件上缴一切武器弹药、运输车辆;拆除武斗工事、据点;解散专业武斗队。

1968年10月15日,两派宣布撤销总部,解散组织。

“我跪在地上向死人请罪”

法官某某,男,56岁,原文革武斗中“砸派”成员,已退休,离开家庭,独居在郊区,过着很无奈的日子,自嘲生活混乱,3次拒绝采访,最后却不过老战友的情面,终于对我们打开了话匣。

提到沙坪坝那个红卫兵墓地,我实在太熟了,不想说,太伤感了。(沉默)当时,我在要害部门工作,因为一个同学的弟弟在化龙桥读书,我经常到他学校去看他,文革前我们就很熟了。后来运动开始,加上观点相近,我自然就加入了他们学校这一派(砸派)。

1967年7月24日,这天下午,他们学校的学生拦截了一辆路过的“8 ・15派”车辆,并扣押了随车人员和一位军代表。我向来不主张乱抓乱打,经过我的劝告,他们把人放了,但军代表因为时间晚了,当天没走成,继续被扣押。晚上,我得到情报:重庆大学“8・15派”抢了武装部,得到了许多军用装备,并且准备攻打我们这边的学校,因为学校所在地化龙桥是重大到市区的必经地,所以从技术上考虑,重大“8・15派”非拔掉这个钉子不可。这天晚上,大家都很紧张。凌晨3点钟左右,我看见夜空升起了3发红色信号弹,知道“8 ・15派”进攻开始了。大约4点钟,我听见枪声,从声音判断,有冲锋枪、机枪,还有极少量的土制炸弹,这些火力一直在外围打到天亮。我们这一边都是冷兵器,仅有4支小口径步枪,其中3支不能用,只有1支可打。对方不摸底,以为我们沉着打埋伏,直到天亮了才冲进来,打死了10个学生,他们也死了1个。

我和另一个同学躲在宿舍房顶,他同学脑门子上中了一枪,死掉了,我成了 “8・15派”的俘虏。

从7月25日到国庆节前,我当了2个多月的俘虏。我被押到沙坪坝公园挖过十几次墓,主要是处理掩埋那些对方不愿处理的尸体,都是高度腐烂、臭气熏天的尸体。我们要跪在这些尸体前,首先低头向尸体请罪,然后清洗创口,注射福尔马林,给尸体打扇子驱赶蚊虫、苍蝇。

管理我们这些俘虏埋尸的人叫郑志胜,他是重大学生,因为出身成份不好,为了证明自己革命的彻底性,他要求来墓地负责,当时“8・15派”派想在那里建自己派别的烈士陵园。郑为了争表现,一方面非常真诚地同情己方的死难者,一方面绞尽脑汁残酷折磨俘虏,所以我们背后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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