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上山下乡闹革命

上山下乡

1968年秋天，毛泽东发出了新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每一个中学生，从初中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的每个人（独生子女和病残者除外），全都必须去农村。上级没有解释，为什么运动中的革命先锋需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以及，如果有必要接受再教育，为什么不去工厂接受工人的再教育。

动员下乡是半强迫性质的，大部分人不愿意下去，但还是在不断的号召动员下去了。少数人抗拒了一阵，但他们的父母因此要进“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工作单位和街道居民委员会受到很大压力，最后不得不去。当然也有少数漏网之鱼。

我是欣然前往的。我在“文革”前就有极其充分的思想准备要下乡，我在毕业前夕曾向班主任正式提出，要放弃考大学的机会，直接到乡下去。从1968年夏季我就开始锻炼身体，以适应农村艰苦的体力劳动。我还到成都附近老知青那里去了解他们的生活，并准备了下乡阅读的书籍。我不像一般人那样恐惧下乡，当然，我的动机既不是去干革命，也不是去受再教育，而是逃避政治迫害。

这时，学校中对于造反派的压力又大起来，我们几个造反派头头和工宣队达成一项政治交易：我们带头下乡，以此帮助他们做好动员同学下乡的工作，他们则在政治上保护我们，抵制军宣队对我们的打击。另一方面，造反派和前保守派有一场政治表现上的竞争。几个前保守派骨干率先写出报名下乡的申请和充满革命豪情的决心书，他们宣扬说，到了真正考验人的时候，还是他们革命。我们不甘落后，马上搞了一个二十多人签名的决心书。事实上，那些原保守派人士家里都有权力和关系，下乡之后，那批贴出第一张申请的人中，许多马上就到部队或其他工作单位去了。

成都一中下乡的地方是四川省绵阳地区安县，在四川西北部，距成都大约200公里，是丘陵地区。学校革委会、军宣队和工宣队组织了一个联合调查小组，下去摸情况。他们回来之后把那里描述成风景如画的世外桃源，用校革委主任W在报告中的话说，他们一路上只看见“白鹤、鹭鸶、点水雀”，似乎那里比公园和动物园还好玩，说得一些同学恨不得马上就动身。

我们担心，军宣队在政治上没有整倒我们，在下乡分配时会利用最后一次机会搞鬼，把我们分到条件最坏的地方，而把最好的地方分给他们喜欢的人。我们打听到了他们将用一个通宵在某间办公室突击进行下乡分配工作，我们几个人溜到那间办公室外面，一直密切监视他们。不出所料，他们确实在报复我们。一个同学带头冲进房间，指责他们，军宣队的人无言以对。这时已是半夜，他们困倦极了，居然同意让我们替他们干。我们干起来又快又好，因为其中一个头头管战团组织工作，对全校同学的情况了如指掌。我们只花了一个多小时就干完了他们剩下的一半工作，于是两方皆大欢喜。我们警惕性很高，帮他们抄写名单，直到张榜之后才放心而归。

下乡是自愿组合，我和初一的三个小女孩在一起。这个组合颇为奇特，曾有人劝我，说带三个小女孩负担太重。其实我们在一起是十分自然的，我从参加“红野”第一天起就认识她们，在整个运动中，她们给予我特殊的信任。不论形势多么恶劣，不论我面临什么样的人身攻击和政治惩罚，她们都毫不动摇地和我站在一起。在长时间内，她们使我感到莫大的安慰，我不放心她们和别人在乡下生活。下乡后，我们在经济上实行公产主义，不分彼此，这是许多学生想做而不能坚持到最后的。

1969年1月25日，我校同学乘火车开赴农村。告别生活、斗争了许多年的蓉城，即将奔赴一个陌生、艰苦的地方，大家心中都不是滋味。这天寒风凛冽，天色阴沉。火车启动时，许多同学和送行的家长都“哇”地一声哭了出来。加速的列车很快就使同学们再也看不见自己的父母，大家坐在车厢里沉默无语。我的心情与大多数人不同，对于农村生活的艰苦，我预先知道得比他们多，但我作好了准备去承受一切。我宁愿受恶劣自然条件折磨，也不愿陷在政治斗争和政治迫害的漩涡中不能脱身。

在农村安顿的过程比预想的要复杂得多。我们原“红野”的一大帮人分在一个平原上的公社，刚呆了两三天，还没有去干活，我的三个小伙伴就想到几里外另一个公社去探望她们的一个好朋友，我陪她们一道去。三天之后回来，发现所有的同学全搬走了，我们大吃一惊。有人悄悄来通知我们，这个地区有很多麻疯病人，但当地人太落后，根本不当一回事，我们的一组同学甚至被分配到与一家麻疯病人同住。陪同我们下乡的老师坚持要让我们换地方，而当地政府不同意。那个在运动初期被批判得十分厉害的地理教师L，冒着风险对这一带麻疯病患者的分布、生活习性和活动情况作了周密调查，他说：“我老了，染上病不要紧，我要保证我的几十个学生的安全。”他的调查很有说服力，当地政府只好同意我们换地方。为了不伤害当地农民的自尊心，领导安置的军宣队、工宣队谎称学生需集中学习，将人们迅速撤离。

我迅速赶到区政府所在地，看到有五六十人呆在这里。同学们高兴和激动地迎接我，并告诉我这里的形势十分微妙和紧张。原来，军宣队的那个副队长W从来都想整我们，但一直未成功，在这次迁移中又出了什么坏主意和我们这批人过不去。他的恶劣行径引起了公愤，同学们半夜冲到他住宿的招待所，要揍他，吓得他直打哆嗦。同时，一部分年纪小的同学发现乡下和领导们先前描述的根本不是一回事，再加上又因麻疯病迁移，思想上乱了套，想家想父母了，吵着要回去。W趁机诬蔑这些人闹事是想回城，破坏上山下乡运动。同情我们的工宣队员悄悄透露消息说，W一方面稳住学生，一方面打电话和县革委会联系，叫公安局来抓人。

事不宜迟，必须当机立断。我马上告诉大家，想回城是不可能的，户口已经下到农村，我们就不再是城里人了。另外，县公安局的人就要出发，我们还没有返回成都，半路上就会被当成反革命分子抓回来。我建议说，在我一路找他们的时候，我发现所经过的一个公社条件不错，不如主动要求迁到那里。这样，政治上就争得到主动，也预防W使坏，把我们安置到条件恶劣的地方。大家马上同意了我的意见，我们立即将决定通知军宣队和工宣队。事情有了一个妥善的解决，除了W想整人又一次落空外，各方面都松了一口大气。

我们最后安置在远离原地的乐兴公社，我在双河大队一生产队。我们四人住进生产队最富裕、最干净的一户农民家中，开始时和他们一道吃饭，一周后自己开伙。我很快就在劳动中、交谈中、会议中对农村作了一番大致了解。知道要下乡时我就计划了解农村的现实情况，而且相信有一条简捷途径。由于全国整齐划一地学大寨，政策是一刀切，因此，研究一个地方，对全国的情况也就有了一个概括的了解。

我所在的生产队共有30多户人家，一百六七十口人。人均耕地两亩三分，这在四川算中等水平，我曾去过四川乐山地区，那里的农民人均四分地。我队强壮男人每天挣的工分合人民币五角，和我在一起的那几个小女孩每天挣的工分约合三角五分，在当时能买一公斤半大米。每个成年人全年的口粮、食油等东西折合成现金为70多元。生产队最富裕的人家，扣除口粮费用，一年能收人50元左右，这种家庭大约只有三家，一般是不进钱也不倒找。有七八家人需要倒交钱才能取得口粮，因为这些家庭或者是小孩多，或者是大人生病，挣不够基本定额。能进钱的家庭基本上没有拿到过现金，因为总有人家欠款又无法交清。全生产队只有一户人家有半导体收音机，因为他们家的大女儿在外面当教师。口粮分配和出工量相关，每个成年人每年平均分到的粮食折合成大米约为280公斤，其中一半是稻谷，一半是红薯，这在全县算较高水平。按国家颁布的照顾知青的政策，我们每人按全队最高标准分配口粮，这个标准对于我们足够而且略有结余。不难看到，在土地和产量没有增加的情况下，我们的到来降低了农民的口粮标准。在其他公社，有些同学的口粮收人只有我们的一半，每当粮食告罄，他们就四处游荡，到我们这里来打秋风。蔬菜基本上靠自己种，我们每人分到三分自留地，我把它经营得超过了生产队的农民。

农村的“文革”运动也搞得很厉害，但比城市里晚一拍儿。我们刚到时，这里正在搞“清理阶级队伍”，大队部里每天都在打人，被捆被吊的多为造反派骨干分子。过了不久又是“反复旧”，造反派回过头来报复，吓得公社、大队一级干部四处躲藏。当地干部和造反派都试图拉知青与他们结盟，但我们坚决地置身事外。

农村的干部不怎么得人心，他们往往利用职权，占集体的便宜。我所在的生产队本来有一位极能干的队长，他身材高大，干活卖力，但在四清运动中下了台。现任队长家里孩子多，妻子生病，是生产队里最穷的人家之一。由于他是队长，生产队的困难救济他总是占第一名。干部最招人不满的是他们开会太频繁，开会不干活，照样拿最高工分。学生刚下乡时，暂时还享受了几天特殊待遇，和大队、生产队干部一道在公社开过几次会。开会期间自己带米带柴，一个大队的人找一户人家升火造饭，而公社则给每人补助半斤猪肉。说来也真是可怜，这些干部们一到吃饭时间就乐得眉开眼笑，这种有肉的饭食，他们一个月也未见得有一次。大队和生产队有少数有利可图的工作，比如当赤脚医生，医疗站的卫生员，小商店的售货员，管理抽水机、打米机的技术员。这些干活轻松，工分拿得高的位置，一般都被于部本人或他们的子女占据。念高中的名额很少，也是分配给了干部子女。于部文化程度很低，经常带头干一些愚昧落后的事，比如我们大队的队长T，家在我们所在的生产队，他的妻子生了病，他请一个巫婆在他家跳大神。他怕我们知青造他的反，专门挑我们不在生产队的日子才把巫婆请到家里。他没有钱付给巫婆，事完之后让她抱走一只又肥又大的公鸡。他的妻子基本上是每年生一个小孩，到他家里去，只见地上爬了一大群孩子，就像进了猪圈一样。他妻子体弱多病，不参加劳动，若不是靠着大队长这个位置，他家根本无法生活下去。

接受再教育的过程完全出人意料，我们听到了许多闻所未闻的新鲜事。虽然两年多的运动使人对原有的政治信念产生动摇和怀疑，但有些东西仍然是根深蒂固地保留在脑子中，比如“新旧社会两重天”，“贫苦农民翻身得解放”这一类宣传。到农村后，这些神话迅速地破灭了。同学们怀着惊奇的心情，纷纷交换他们的所见所闻。

首先是吃“忆苦饭”。‘我们在城市早就听闻过这种阶级教育活动，但从未亲身经历。它的本来宗旨是这样的：人们在新社会过惯了甜蜜的幸福生活，会逐渐忘记“解放前的苦日子”，这样就会忘本，即忘记共产党是恩人、是救星，就会变成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吃“忆苦饭”就是组织起来，强迫大家吃一餐旧社会吃的那种与猪狗食一般的饭菜，它虽然使人难受，但提醒人们比较新旧社会的甜和苦。在吃忆苦饭那天，学生们以激动和紧张的心情准备着，暗自下了决心，饭再苦，也得把它吃下去，不能让贫下中农看我们的笑话。这种饭对我们而言确实难于下咽，但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农民们吃得欢天喜地，像过节一样喜庆。我们浅尝辄止，表示能吃就行了，而他们吃了一碗又一碗。问起来，他们说这是难得的免费招待，吃少了岂不吃亏？

然后是开“忆苦会”，这种会议的宗旨与吃忆苦饭相同。会上让那些所谓“苦大仇深”的老人们讲他们在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所过的牛马不如的生活。年轻一代听了，就会受到教育和启发，决心跟共产党走，不让那吃人的旧社会复辟。但令我们大惑不解的是，干部们在会前向老农民反复交待，忆苦不要忆错了时间，要讲1949年之前的苦，不得讲1962年的苦。尽管如此，那些头脑不清的老人们一大半还是讲起他们在1962年的遭遇，讲那时饿得多难受，饿死了多少人。由于“文革”中的宣传，他们把这一切都归罪于刘少奇。他们忆苦忆得热泪纵横，急得干部大叫：“叫你们忆蒋介石的苦，不是忆刘少奇的苦！”

这些干部在会上装正经，而平时说话就很不注意。我听过不只一位生产队长（都是党员）抱怨目前生活太苦，他们缅怀以前给地主干活的日子。那时，在栽秧打谷的大忙季节，他们一天可以吃上五顿，大碗的米饭，大块的肉，外加汤元之类的小吃，有时甚至是地主太太亲自盛菜端饭。事情很简单，“要想马儿跑，就得添够草”。他们喜欢那种大干大吃的日子，不喜欢现在这种干活不卖力，吃不上好饭菜的生活。

当地生活中的一大困难是缺柴烧，我所在的大队树木在全县算最多的，但仍感困难。树木每年生长一轮新的枝权，人们每年逐棵拉扯下一杆旧枝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