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蜀平：儿女祭（全本）

“姆妈！”我已经许久没有这样呼唤过了，这是我们兄妹五人对我们母亲的称呼。在我大学毕业，二十多岁，每当叫起“姆妈”，我还会觉得自己是个孩子，一声姆妈的呼唤，会引起多少慈母的爱抚，童心的焕发和安全感的增加。

可是，我再也不能这样呼唤了，因为她已经离开了我们。四十五年前，一九六六年的八月，在那腥风血雨之中，在被毁灭性的抄家之后，在用带钉子的木板毒打以后，在被割断喉咙以后，她穿著一身带补丁的衣服，光著一双发青的脚，带著浑身的伤，顶著被零乱剪到根的灰白阴阳头；带著无穷恐惧、愤和对子女的牵，离开了这个世界，被扔到一个医院的停尸房。几天以后，我看著火葬场工人从停尸房里用担架把她抬了出来，像是扔货物一样，被那两人一甩，她被扔到停在一旁的大卡车上，和无数具这类尸体一起，被送到火葬场集体焚毁。没有半句遗言，没有亲人相随，没有留下骨灰，甚至没有留下一件像样的遗物----能打碎的都打碎了，能撕烂的都撕烂了……可是，姆妈给我们留下的无数美好的回忆却又何曾能打碎；姆妈的高洁、自尊与独立不的品格又何尝能被撕烂！

几十年过去了，姆妈不是名人，不是伟人，没有人为她平反，没有人给她开追悼会，没有人为她写纪念文章；可是姆妈该让人怀念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亲爱的姆妈，我再次用笔为你写下未曾发出的祭文和挽联，写下一个普通中国妇女不寻常的一生，以慰藉你在天之灵。

苦女奋斗 发愤自立

上个世纪开始的那一年，我的母亲贺定华诞生在湖南长沙附近一个农庄。母亲贺家祖籍原为浙江绍兴，祖上做官来到湖南。香火延续到母亲算是第十代人。以第五代“龄”字辈的“兄弟翰林”贺长龄、贺熙龄最为出名。他们兄弟俩曾以第一、第二名次“独头”考入翰林院。湖南每逢“打春更”时，打更人边打边唱：“读书要学贺长龄”。姆妈的嫡祖是贺椿龄，其后“五代单传”，虽为官宦人家，却再无所建树。虽家道衰落，名声却在外，母亲的祖父迎娶了黄家二小姐黄杏生，即黄兴的二姊。黄兴先生自幼丧母，二姊长他十一岁，长姊如母般地带大他，故姊弟感情甚。辛亥革命成功后，黄兴回家看望，给二姊置房并买了一块地皮，后来种上茶树。母亲的祖母当初坐轿子看房子著实风光过一阵。那时黄兴是大人物，孩子们见他都怕，母亲却勇敢地上前请这位舅爷爷给自己起个好名字。母亲原名叫蕴华，黄兴给她起了个气魄的名字“定华”，希望中华能有安定之日。虽然母亲的一生没有过过多少安定日子，但这却是她的衷心愿望。黄兴还让母亲把刚缠的脚放了，规定亲戚中的女孩子一律不许缠脚。黄兴对母亲最大的影响还是女子要追求妇女解放，这是母亲一生追求独立自主的由来。

母亲在家是长女，上有兄长，下有三个妹妹。六岁时患小儿麻痹，成为跛足，在家从不被疼爱。受教育只有哥哥的份，为了日后好求功名利禄。可是母亲求知欲极强，哥哥上课时，她常躲在帷幕后面跟著私塾老师学，也不断询问来家的客人不认识的字，就凭这种精神，她竟然学到不少古文，还写得一手好字。

母亲十八、九岁时，在上海开纱厂的湖南人，返乡来招女工，还许诺她们到上海后，工可以上夜校读书。母亲带著个十二岁的妹妹来到大上海，走进纱厂，当了挡车女工。可怜乡下来的大姑娘笨手笨脚，那些从小跟母亲在车间长大的上海小姑娘，把她们远远到后面。老比较下来，更喜欢招来的苏北农村女子，不喜欢“长沙小姐”，她被辞退了。

母亲不愿回乡下，又到了一个半工半读的美术学校。可惜校长并不让她们念书，却让这帮湘妹子整天绣“孙中山先生像”，好拿到海外卖钱。母亲失望地离开了。

有同乡见母亲求学心切，介绍她到上海清心女中，这是一所美国教会学校，学费很贵。付不起学费的穷苦学生，只要信基督教就可以免费上学。母亲为了求学，受了洗礼。从此她的学费和宿费全免，每月只要交五元伙食费。黄兴夫人此时住在上海，她资助母亲每月五元钱，为此母亲每月要走很远的路去取。适逢主人外出，她只好在大门外等上一整天。

在清心女中，母亲和另一位姓郑的女同学都年过二十，她们和一群十一、二岁的小女孩同窗共读，一起从“a,b,c”学起。老师是些抱独身主义的美国小姐，母亲从她们那里学到了纯正的英语发音；由於住校，每天和美国老师生活在一起，两年下来，她的英语听读说写都获得优良成绩。美国老师说她：“你的英语说得比上海话好。”《天方夜谭》原文是她们的课本，那一个个美丽动人的神话故事，像缕缕阳光射进这位孤苦女子的心扉；后来，竟成为我们孩子们睡前的一道“大餐”。

在这所教会学校里，不少女学生学钢琴。学校处处是琴声。母亲好生羡慕啊！她看著自己又大又笨的双手，一贫如洗的口袋，喟然长叹！失望之，她唯有静静地聆听仿佛天堂传来的叮之声，它们是那美妙，引起她对故乡的回忆，勾起她对未来的无限遐想。美国老师看出这个整日苦读的学生爱好音乐，送了一元一张的音乐会门票给母亲。母亲仿佛走进了圣殿，美妙宏伟的古典音乐把她带到更深幽的境界。她终生都记得这次音乐会，无数次对孩子们说起：“音乐会场静得连掉根针到地上都能听见。”此后一生中，只要听到琴声，她就会立倾听。当后来我们四姐妹也进到教会学校读书时，她毅然让我们全都学钢琴。

美国老师有位朋友在湖南长沙福湘女中教书，她介绍母亲前往离家近的福湘继续求学，那也是所教会学校，母亲在那里读书直到毕业。这是她一生受过的唯一正规教育，也是使她开阔眼界，认识自己的重要转捩点。

母亲从福湘女中毕业后，在当时也算得上一个小知识份子了，尤其是在妇女中，一些女校争相聘请母亲去教书。她第一份工作就是教师。当她第一次拿到三十元大洋的薪水时，内心的激动终身难忘，因为她终於实现了自己多年的愿望：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贺家自母亲的祖父起，三代男人没有任过公职，加上祖父和父亲都早逝，自己的母亲强撑著这个破落大家庭，早已心力交瘁。母亲刚工作不久，就把我们的外婆接到身边，并培养两个妹妹上学读书，成了家中唯一挣钱养家的人。

母亲最初教的是所女校。开始人们不解学校，学生很少，后来由於“贺先生”（母亲）的影响，一家只要有一个人来上学，姐妹姑嫂都跟著来了。母亲不仅教她们识字，读书；还教她们求独立、求生存，做正直勇敢的新女性。有一个年轻寡妇，对生活和前途十分失望，整日哭泣；可是自从来上学以后，她变了，好像完全换了一个人；后来她还不断给母亲写信。

母亲因为要到南京贫儿教养院教书而离开这里，上百个学生依依不地哭著挽留她，说是她使她们开窍、蒙，使她们生活变了。走时更是依依不，十里相送，场面十分动人，母亲几十年后每当提起都唏嘘不已。南京贫儿教养院是黄兴夫人徐宗汉开办的。母亲到那里主要教小学，鉴於当时英语老师稀缺，学校请母亲教初中英文。母亲纯正的发言和流利的口语，获得师生们好评。母亲曾得意地回忆：“那时可真是大出风头。”

母亲独立自主奋发图强的人格魅力和尽孝养家的美德，在亲友中传为佳话，树为榜样；直到我们成人，还能听到亲友们对母亲的扬声。母亲的身教言教像一本教科书，照亮了我们兄妹五人的人生，永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之路。

母亲腿有残疾，人又长得不漂亮，多年来一心求学，始终抱著独身主义。后来经人介绍，认识了我的父亲。父亲是黄埔五期军官，年龄比母亲小两岁，人又长得十分英俊。他解母亲的自我奋斗史后，爱慕母亲的率真和独立精神，他说：“人的美不在外表，而在内心。”母亲放弃了独身主义，他们在北平“六国饭店”（即北京饭店）举行了简单而隆重的婚礼，父亲穿著燕尾服，母亲头披婚纱。

抗战逃难 多灾多难

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不久，母亲生下了第四个孩子，全家住在安徽一座小城镇。日本人频频轰炸，平静的小镇也不平静了。直到远处传来隆隆炮声，母亲才带著四个孩子逃离小镇。全家只带了一床蓝色的被子。晚上，一床被子盖在四个孩子身上，霜打下来，蓝被变白了；早上太阳一晒，又变黑了；白天，它又恢了蓝色，一床被子，一天三色。有一次，军队士兵要抢走这床被子，母亲苦苦哀求，后来看在四个孩子面上，好容易才保了下来。

逃难时，哥哥只有五岁，他和大姐被放在一副箩筐两头，雇人挑著。二姐是叔叔背著走，可怜途中鞋也掉了，一双小脚在寒冬腊月里冻得后来整整三个月没有暖过来。三姐是母亲自己抱著走，刚过百日就逃难，母亲给她取名“难民”。后来到了四川，碰到姨夫一家，姨夫是位语言学家，说这个名字不雅，按谐音改为“南平”。

母亲带著四个孩子逃到九江城长江边，看见一个被弃的孩子独自坐在江边嚎哭，更把自己孩子紧紧搂住。逃难的人流早已把轮船占满，眼看敌人逼近，一家人却上不了船。万分焦急时分，母亲竟在江边遇到了一群贫儿教养院的学生，他们惊讶老师是怎样带著四个孩子在难民洪流里捱到长江边的，他们认定贺先生和孩子们一定得搭这班船走。他们从码头捡起逃难的人扔下的整匹红布，两个学生爬上轮船，从上面扔下一端红布，岸上的学生把布捆在孩子的腰上，船上的学生再将孩子一个个提上去。贺先生怎办？学生找来一条小船，靠在船边，又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个梯子，母亲战战兢兢、艰难地从梯子上爬到摇摇晃晃的轮船上，要不是四个年幼的孩子已经在船上，母亲决没有勇气用这种方式上船的。

船到了一个港口，总算遇到了父亲，当时急於过江，全家向一条小船涌去。父亲抱著大姐刚上了船，船主嚷着人满了就把船撑走；母亲带著三个孩子眼睁睁看着船越飘越远，也不知会靠在哪个口岸。她只好央求其他小民船，可是日本飞机已经炸到江上来了，眼看一条摇到江中心的小船中弹翻船，船老都不肯冒险开船。一直捱到晚上，母亲才带著三个孩子过了江，可是到哪里去找父亲和大姐呢？五岁的哥哥不断安慰淌著眼泪的母亲：“姆妈，不要急，会找到的。”先头过江的父亲领著四岁的大女儿沿江走着、找着。只要看到开来一条船，只有见到一簇人影，就拖着长声叫起哥哥的小名：“祥麟啊――”走了十几里，叫了十几里。逢见过江的人就问：“看见一位太太领著三个孩子吗？”终於在第二天，一家人相会在长江边上。父亲的嗓子已经喊得说不出话来了，母亲的眼泪要流乾了。每每想起，在这百万难民流里，失散的一家能相遇，既是万幸，也是奇。

不久，父亲又因公离开了全家，母亲带著几个孩子登上了一条西去的小船。当小船驶到以险恶著称、风大浪高的小孤山时，一个浪头打来，小船颠簸著眼看要翻覆，母亲按著睡在船舱里的孩子们，大气不敢出一口。老娘是个自幼在船上长大的渔家女，她眼疾手快，把桅杆放了下来，小船从浪尖上滑过，颠簸地过了小孤山。老娘对母亲说：“托你们的福啊，不然今晚船一定翻在小孤山了。”

待全家到达武汉时，已经山穷水尽，身无分文。在武汉又无亲无友，母亲带著几个孩子坐在码头上，不知这双脚该往哪里走。当时同行的还有一位母亲在贫儿教养院的同事，叫廖明华。她望著这群疲惫不堪的孩子，陡然站起，对母亲喊道：“坐在这里等死啊！我到街上走走，也许会碰到个熟人。”母亲觉得真是无稽之谈，却也随她去。

天下就有这般的巧事。我姨妈当时与姨夫刚从北平逃到武汉，住在一家旅馆里。姨妈天天早起就看报。这天早上，她从报上知道母亲住的地方已经被日寇领，逃难的人流频频被炸。她把报纸一扔，伤心地喊道：“我姐姐一定给炸死了，给炸死了……”说着神经质地向窗口走去，边走边说：“让我看看，也许我姐姐已经来了。”她打开窗户，茫然地从四层楼向下望去。大街上是熙熙攘攘的人流。突然，她看见了一个熟悉的面孔，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仔细望着，竟放声大叫：“廖明华――”

全家和廖明华被接到了旅馆，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母亲又一次转危为安。经过一番修整，母亲带着孩子们回到长沙老家，当时舅舅一家尚在那里，总算有个落脚之地。没想到日寇进攻如此之快，长沙也不是久留之地。母亲又带着全家向四川逃去。一家人又一次登上了一条小民船。在乡下和孩子们混熟了的一条狗不得小主人走，紧紧尾随着小船，边游边哭嚎着，当时连人都顾不了，哪能带它呢！孩子们也哭着和它告别，多少年后都让人难忘。

到四川后，住在小县城里。现在不用逃难了，可是却开始跑警报。只要天晴，母亲一早就烧一锅米饭，炒一大盆雪里蕻，全家跑到山上躲到山洞里。一天，跑警报回来，看见一颗炸弹就在对门爆炸，我们家的茅房也被炸了。母亲觉得县城不安全，又搬到乡下。在那里，没有学校，母亲亲自教孩子认字读书。背不出书还要打手心。父亲一周回来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