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两洋之间的文明

什么是“跨体系社会”?什么又是“跨社会体系”?又为什么说“跨文明的文明”?这就是我要谈的话题。我想谈一些多少与新疆有一点相关、但又不是那么具体的问题。从另外一个角度，把我过去讨论的问题，以及我自己思考中国历史问题时提出的或涉及的一些概念、范畴和命题拿出来，和大家一起讨论，看看它们在这个地区、在现在的语境中，是否还有一点意义。

【导读：自“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以来，社会各界涌现了大批政策解读，这些解读大多将视角聚焦于地缘政治或经济发展方面。但是，欧亚关系并非仅仅在这块欧亚大陆上，而是在全球化浪潮中，与包裹者这块陆地的海洋交织在一起。法意今日推送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高等研究所所长汪晖教授的文章《两洋之间的文明》，该文从文明史观的视角重新解读“一带一路”战略，将该战略与近代以来内陆与海洋关系的逆转、跨社会体系的互联互通结合起来，为重新认识中国提供了十分具有创见的视野。】

喀什大学身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这是诞生过伟大的维吾尔族诗人和思想家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约1010～1092，《福乐智慧》的作者)的地方，也是里程碑式的著作《突厥语大辞典》的作者、维吾尔族伊斯兰学者麻赫默德・喀什噶里(1008-1105)的故乡。他们的著作中留下了突厥、阿拉伯、波斯和汉文化并存、交流、重叠、融合的痕迹。他们生活的年代也正是宋代理学形成的时期，一个中国儒者重新认识自己是谁的时代。在此之前，大约公元642年的夏天，返程途中的玄奘从瓦罕经大帕米尔到达塔格都木巴什帕米尔，然后辗转抵达萨里库勒的首府地什库尔干，那儿的高原风光和人情风俗令我神往。我前天从疏勒回来的时候，路过班超路，让我想起这是汉代班超长期驻守的地方，传说他从疏勒回洛阳时，难舍的百姓甚至以拔剑自刎相留。在《福乐智慧》中，伟大的诗人这样说到丝绸之路上的交往，“他们从东到西经商，给你运来需要之物;假若中国商队之旗被人砍倒，你从哪里得到千万种珍宝!”他还写道：“东方之国，突厥人和秦人，没有一部书可与之匹配。”我相信，喀什大学的使命便是赓续伟大的传统，在大地的中心地带，为跨体系社会搭建文化的平台，为为跨社会体系创造文明的纽带，为跨文明的文明培养一代又一代传承者和创造者。

什么是“跨体系社会”?什么又是“跨社会体系”?又为什么说“跨文明的文明”?这就是我要谈的话题。我想谈一些多少与新疆有一点相关、但又不是那么具体的问题。从另外一个角度，把我过去讨论的问题，以及我自己思考中国历史问题时提出的或涉及的一些概念、范畴和命题拿出来，和大家一起讨论，看看它们在这个地区、在现在的语境中，是否还有一点意义。

海洋时代与重新界定中国

对历史变迁的理解和再解释，通常也都发生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时刻，也就是人们观察自己的社会、观察历史的方式上发生一些重要变化的时刻。在这些时刻，一些地域和一些文化跟其他地区的相互关系突然变得特别重要，而另一些地域和文化却相对地不那么引人注目，这些变化也因此改变了人们观察历史的重心和视角。我先从一个简单的例子开始。将近200年前的1821年，当时并不是很出名，但后来大名鼎鼎的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给道光皇帝上了一道奏议，这个奏议叫做《西域置行省议》。就是在新疆设置行省，促进内地往新疆的移民，增强西北地区的纳税能力，一方面，减缓内地因为水灾等造成的灾民安置的压力;另一方面，稳定新疆内外的反抗和颠覆势力，对抗沙俄的威胁，寻找通往西海――也就是印度洋的道路。

在1758至1759年间，乾隆平定大小和卓叛乱，清廷在地方精英中寻找合作者，允许当地按照伊斯兰法进行统治，并采取轻徭薄赋的富民政策。但至1820年前后，内外关系都在发生变化。在内部，白莲教起义、苗民起义、天理教起义等先后爆发;在外部，俄罗斯的西部逐渐稳定，重新东扩，清俄边界随即陷入危机。就在1820年，新疆大和卓之次子张格尔起兵反叛，在英国和浩罕势力支持下攻击喀什噶尔边境，虽然攻击受挫，但几年之后的1826年，终于借浩罕国之兵攻克喀什噶尔、英吉沙儿、叶尔羌、和阗等地，几乎控制了新疆的一半土地，到1827年被清军击败。在这些动荡之中，我们也不难看到官员腐败颟顸、政策进退失据，以致民怨沸腾的侧面。

《西域置行省议》有清晰的地理学背景。嘉庆、道光之前，西北地理研究不很发达，有限的一些著作主要集中在对清俄边境的描述。嘉庆中期，由于恰克图贸易争端迭起，刺激了士大夫对西北地理的研究，例如俞正燮、张穆等人关于俄罗斯问题的研究。嘉庆末年，龚自珍和程同文辑录的《平定罗刹方略》也是这个潮流的产物。这些作品在描述清俄边疆危机的同时，也对这个地区的民族、民俗、语言、宗教和各种文化进行调查，大大扩展了顾炎武开创的舆地学和风俗论的传统，有点民族志的味道了。1820年，在伊犁将军松筠幕前谪戍的前湖南学政徐松，经过实地考证，纂成《伊犁总统事略》，并由松筠进呈道光帝，道光皇帝作序并赐名《新疆事略》。这本书中的《新疆水道总序》和《新疆水道表》对新疆的十二条河流和湖泊做了记载。徐松，还有祁韵士，都是清代中期对新疆地理、民情做了深入调查的人物。徐松于1820年回到北京，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研究舆地学的圈子，张穆、龚自珍、魏源等都是这个圈子中的人，他们地位不高，但心怀天下，关心朝政和社稷命运。龚自珍的著作中也有大量关于蒙古和回部的研究文章。参照龚自珍的其它奏议书疏，如《拟进上蒙古图志文》、《上镇守吐鲁番领队大臣宝公书》、《上国史馆总裁提调总纂书》、《拟上今方言表》、《北路安插议》、《御试安边绥远疏》等等，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一个幅员辽阔、层次复杂、无分内外却又文化多样的中华帝国的政治蓝图。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理学的夷夏之辨、不同于郡县制国家的内外差异、当然也不同于内部同质化的欧洲民族-国家的政治视野。在这个视野中，“中国”只有组织在一种由近及远的礼序关系中才能构成内外呼应的政治秩序，它是历史渐变的产物，也是不断变迁的历史本身。因此，所谓地理学视野可不只是地理问题，背后是如何在空间上和内涵上界定“中国”的问题。

龚自珍视野的前瞻性

在1820年，中国绝大部分的士大夫，尤其是在北京的士大夫，对这块土地是相当不了解的，他们还守着宋明理学的夷夏之辨来理解“中国”。龚自珍的这些研究一方面是对中国的重新界定，例如他在《御试安边绥远疏》中说：“国朝边情边势，与前史异。拓地二万里，而不得以为凿空;台堡相望，而无九边之名。疆其土，子其民，以遂将千万年而无尺寸可议弃之地，所由中外一家，与前史迥异也。”另一方面又是对宋明理学的中国观的针砭和批判，他自问自答：“太平大一统，何谓也?答：宋明山林偏僻士多言夷夏之防，比附春秋，不知春秋者也。”这是《五经大义终始问答》中的话。龚自珍、魏源等并没有做过实地调查，只是通过大量的阅读，感觉到这个地域的丰富和广大。这不是一种一般的区域性的关注，而是对“中国”的再定义。用龚自珍自己的话说，他所做的是“天地东南西北之学”。

清代在新疆设行省是1884年，那是在阿古柏之乱后的事情了。阿古柏本名穆罕默德・雅霍甫(MohammadYaqubBeg，1820-1877)，龚自珍1821年上奏《西域置行省议》的时候他才出生，是浩罕汗国阿克麦吉特(白色清真寺)伯克。在沙俄和英国的支持下，他在1865至1877年成立哲德沙尔汗国，终被左宗棠军队击败。从1821年至1884年，前后63年，如果当时统治者认真阅读龚自珍的奏议(据说弃阅是因为嫌龚自珍的楷法不中式)，甚而采纳他的方略，那么新疆地区的历史或许会有所不同吧?虽然人们通常会说历史不能假设，但做一点反事实的猜想，也有助于对历史的理解。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曾经主张“捐西守东”的李鸿章称赞龚自珍说：“定公经世之学，此荦荦大者。”这份奏议中的一些具体建议，在半个多世纪之后的光绪朝始得实施。朝廷鼠目寸光、缺乏远见，甚至“远见”就在手边也无法辨识，这是常常发生的、可悲可叹的故事。龚自珍是当时第一个系统提出关于新疆问题的行政设置及其意义的人，也是内地士大夫中将新疆问题纳入中国问题中思考的少数先驱者之一。

龚自珍的这篇奏议，还应该与他在同一年写作但已亡佚的《东南罢番舶议》及后来给林则徐往广东赴任时的信结合起来读，也就是将西北问题与东南沿海问题联系起来读。我手头没有原文，但开头几句记得很清楚：“天下有大物，浑圆曰海。四海之国无算数，莫大于我大清。大清国，尧以来所谓中国也。”龚自珍要描述的是西北，而西北的特点，用他的话说，就是“西北不临海”。换句话说，虽然西北是距离海洋最遥远的地方，却必须从海的角度加以界定。

我们将这个视野与过去的史书、舆地学或士大夫的描述做个对比，就知其新意了。过去用山川、大漠、水地、草原、边界和边界内的族群、边界外的王朝界定西域，现在却从最遥远的海洋的角度来界定这个广阔的大陆。龚自珍说：

“今西极徼，至爱乌罕而止;北极徼，至乌梁海总管治而止。若乾路，若水路，若大山小山、大川小川，若平地，皆非盛京、山东、闽、粤版图尽处即是海比。西域者，释典以为地中央，而古近谓之为西域矣。……世祖入关，尽有唐、尧以来南海，东南西北，设行省者十有八，方计二万里，积二百万里。古之有天下者，号称有天下，尚不能以有一海，……今圣朝既全有东南二海，又控制蒙古喀尔喀部落，于北不可谓。高宗皇帝又应天运而生，应天运而用武，则遂能以承祖宗之兵力，兼用东南北之众，开拓西边。远者距京师一万七千里，西藩属国尚不预，则是天遂将通西海乎?未可测矣。”

龚自珍比较西北与东南之不同，东面的辽东和南面的闽粤，均临大海，而最西端至爱乌罕，最北端则是乌梁海，陆地的那边还是陆地。但高宗皇帝，也就是乾隆，用兵西征，锋芒所至，竟距北京一万七千里之遥，或许就要打通抵达西海的道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