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什么是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改革”在中国成为热词自有其道理

大家好！我来说一说“供给侧改革”这个题目。其实要弄清楚这个题目，最好的办法是读读最近我和苏京春博士共同完成的一本书，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下简称《简明读本》）。这是我们下了很大功夫的一本书，出版社也很看重。我们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努力把原来已经形成的新供给经济学的一套话语体系和学术表达，尽可能深入浅出平易化，希望能让一般的读者读起来不觉得吃力。我们虽然做了努力，效果好不好还要大家来评判。但我们还是有点自信的。《简明读本》里面的内容比原来的专著更加条理化和醒目化，使总体的框架也更显得比较清楚。书中对原来经济学中供给侧方面的学术成果进行了简明扼要的回顾，在切入主题、勾画创新认识并面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时候，我们用了更多的笔墨。当然，具体怎么样，还要请读者朋友们评价和批评指正。

“供给侧改革”在中国成为热词是有道理的。我们的最高领导人在五中全会之后，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说了一段关于供给侧改革的话，概括一下是五句话，已经表现出比较清楚的逻辑联结。第一句话是继续适度扩大总需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认为这显然是首先表明，后面提到的供给侧改革并不是否定需求侧，并不排斥原来在需求侧管理方面的有益经验；但是话锋一转，第二句话强调要着力推进供给侧改革结构性改革。这第二句话的主题是落在改革上，我们的解读就是“供给侧改革”并不是一下子全新出世的，它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当年邓小平确立的改革的轨道上强调攻坚克难，在深化改革中要啃硬骨头，而表述上的特征和新意是特别明确地强调改革就是制度供给问题，要从供给侧掌握好复杂的结构性问题，首先是制度供给的结构优化问题，即触动和改造利益格局，“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这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个概念连在一起的完整表达，体现着学理支撑。

跟着的第三句话强调改革带动出来的，是着力提高整个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这就将制度供给和其他供给侧各种各样复杂要素的供给作为一个整体的供给体系来把握，要提高质量和效率。实际上就是打造我们所说的新常态。目前“新”已明朗，“常”未实现，如何实现由“新”入“常”？稳定在一个增长质量提高而时间尽可能长久的中高速增长平台上，那就“常”了。需要引领新常态，以实现我们的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升级版的发展。

最后两句话，是表明需提升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动力，解放生产力中要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的整体跃升。实际上这和中央之前看到矛盾凸显以后要追求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首先都是问题导向，即我们现在“黄金发展期”特征并没有完全消退的同时，却出现了越来越有威胁性的矛盾凸显特征，可持续性在经受考验。如果不能经受这个历史考验，中国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其实五中全会以后我们的决策层和管理部门已经非常直截了当地说，面对矛盾累积、隐患叠加，我们一定要避免落入之前很多经济体曾经落入的中等收入陷阱。这里的一大新意，是把实现可持续“科学发展”必须完成动力体系转型升级之意，直接表述上去了。而这个逻辑最后落在要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整体跃升，就是要继续追求超常规发展。这种发展不是一般的循着常规轨道的增长，是整体跃升式的发展。我们前面三十几年总体来说，是已实现了邓小平设想的“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而且是提前实现），在增长过程中我们表现出从追赶到赶超的态势。中国在经济总量上已经成为世界第二，从改革开放初期人均GDP很低的水平进入到现在的中等收入阶段，从 2010年人均GDP四千美元左右，现在进一步推进到约八千美元，但是我们希望这种超常规发展的态势能够继续，因为中国是在工业革命之后明显落伍了，没有这种超常规的发展，我们还只能跟在别人后面。从各项人均指标来看我们还相当落后，目前人均GDP在世界排名还在80位之后，我们还要经过几十年奋斗，才有望进入前二十名的阵营，大约在2050年前后，如人均指标到这个状态，那时候才是邓小平同志说的人均指标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但要看到，现在我们经济总量排世界第二的时候，人均收入排在80名之后，如果等到我们人均指标从80名走到20名甚至更靠前的时候，再加上我们其他现代化要素的匹配，中国的综合国力和现代性水平，一定是处在世界民族之林的第一阵营。结合这种现代化的追求，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第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为了人民群众得实惠而追求可持续。第二，我们不是以狭隘民族主义眼光看发展目标。总书记反复说中国的崛起是和平崛起中与其他经济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早在胡锦涛同志任总书记时，我们已经对全世界表明了中国所认同的人类文明的前沿性概念，是包容性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现代国家治理”作为最核心的理念，强调的首先就是包容性，要寻求多赢共赢。如果是按照这样一个现代化的轨迹往前发展，那么要深入领会总书记强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认识框架和逻辑，就比较容易了。

下面再说一说我们作为研究者的努力吧。我和另外一些有志于在供给侧方面做深入研究的同道者，在前些年已经形成了一些研究成果。比如强调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必须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在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之后我们一致认为，必须对主流经济学的成果做深入的反思，理论密切联系实际，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而以这种创新来实现它对于科学决策和政策优化设计应有的支持、参考作用。所以在前几年，我们组建了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是一个正式成立的非企业、非营利、无挂靠单位的社团，实际上是现在总书记鼓励发展的智库中的民间智库的一种类型。参加的人员有体制内、体制外、市场人士、企业界的人士中间有志于做经济问题和公共政策研究的一些专家。大家在这里面共同所做的研究，已经形成了系列的出版物，比如比较早由我主编的论文集《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在三中、四中、五中全会之前，我们作为智库都曾给最高决策层上报过我们的内部研究报告，并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在五中全会之前，当时作为保密事项，中财办要求五位学者到他们那里接受命题作文式的研究任务，我是其中之一，所接受的任务就是要专门研究“改善供给侧环境与机制，激发微观主体的潜力和活力”。

我拿到这个题目就知道，我们的决策层显然已经高度关注供给侧这个概念，而且其着眼点显然是要在新的阶段引领新常态和对接中国梦，必须打造新的动力体系。动力体系转型升级的实质，就是在我们市场改革中要把千千万万分散的企业（中国现在注册企业超过七千万家，包括大量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他们的潜力和活力充分调动出来。我们是把这个逻辑运用到“命题作文”上，但鉴于今天的时间关系，我们不可能系统展开，因为已经过了保密期，所以相关成果的基本内容已经陆续发表了，大家可作网上搜索。

在总书记做了供给侧改革的明确表述之后，我们认为显然这番话代表了中央关于经济工作和宏观调控的新思维，是谋定后动的，是反复做了内部研讨后提炼出来的概念与基本认识。我们在这个取向上做了些初步研讨，自然感觉到欣慰、鼓舞和鞭策，因为我们还是尽力给科学决策多多少少做了参考和辅助性的工作。当然再往下继续研究，还是很有难度的，但是我们有信心继续推进已有认识框架的合理化和完善化发展，特别是针对中国与世界的现实问题，我们要争取拿出更加言之有物的高水平、有分量的答卷。

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几种错误观点

我今天还想跳出我们的这本书来说一说供给侧改革，因为时间不允许我详细解读这本书，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看。我想着重就目前网上流行的关于供给侧改革的几种我并不认同的观点，谈谈我的看法。这也算是一种交流互动。一个新的概念出来以后，大家说什么的都有，甚至还有风凉话、挖苦话，尤其是在网上。这种情况其实应该说是一个社会应有的见仁见智表达观点的正常现象，属于一种社会的进步。

对于网上的众多观点，我们不去直接评价其学术水平的高低，只探讨观点的实质，那么有下面几种观点非常值得商榷，我对这些不能认同。

一种观点是把问题“简单化”，就是说提出供给侧，他们理解为否定需求侧。需求和供给是经济学中考虑资源配置问题时必须要用的相辅相成的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不可能把哪边拿掉，所以不能做简单化的只讲一边的理解。总书记第一句话里提到：继续适度扩大总需求，即是要继续处理好需求管理的问题。过去比较有经验的是需求这一侧的管理，而供给管理这方面过去理论上阐发远不到位，实践经验方面虽然也有比较丰富的内容，但是也总结得很不到位。我们现在就要做这个工作。在世界范围内有影响的国外的学者没有做的工作，未必中国学者就不能做，我们就是要捅破这层窗户纸，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做了一系列的创新。在书里我们进行了总结，我们破了什么，立了什么，后面跟出的体系化的政策主张条理化地表现出来的是什么等。但这些都决不意味着可以只讲供给这一边。

另外，有的人把我们现在所说的供给侧改革和供给管理问题，理解为要搞新计划经济，这是一种“极端化”的错误。我比较直率地说，这个疑惑背后，有它的合理成分，因为实际生活中我们看到很多以改革为名而扭曲改革甚至倒行逆施的苗头和现象。非常需要明确一点：中央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一路形成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市场体系、现代财政制度、现代政治文明（就是全面依法治国），以及现代发展理念的一系列指导方针之下提出的，它的大前提就是要坚定不移贯彻三中全会实现的认识突破，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个前提之下，守正出奇，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才是理解这个战略方针的正确思路。所以绝对不能把供给侧改革极端地理解成新计划经济的意图。“守正”就是要充分认识、尊重、顺应市场规律，乃至敬畏市场的作用，这是各个经济体只要搞市场经济一定有的共性规律，我们一定要守这样一种正道，不能违拗。坚持在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同时，推进市场化、国际化以及信息化，再加上政治文明角度的民主化法治化，这是人间正道，是早晚要认清的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世界潮流。把这些东西合在一起才能够把握供给侧改革应有的内在逻辑。所以不能极端化地理解为要搞新计划经济，但也需认识到，如果处理不好，我们很有可能把一些扭曲的东西、甚至倒行逆施的东西，塞进一个美好的概念。我们在实际生活中确实要十分警惕扭曲和逆行的发生。

还有一些人认为，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是在照搬美国里根经济学当时起了重要作用的供给学派的东西。这个认识的问题是太“表面化”了。美国供给学派提出的以减税为主的政策主张，更多体现的是新自由主义取向之下政府无为而治的小政府思路，通过政府减税给出空间，有利于让民间主体充分发挥潜力活力。这种政策主张背后隐含的积极的值得肯定的东西，我们现在显然要借鉴，因为要搞市场改革，政府要“有限”，要充分发挥企业的活力潜力，给出充分的空间，“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这是一点必要的基本认识。但是中国人现在的供给侧改革，却不是简单地照搬美国人的减税为主的主张，是吸收它作为选项之一，我们中国人现在要处理的问题要比它宏大得多。我们现在的供给侧改革，关联的是整个供给体系，是涵盖各个行业各个角度的系统工程，涉及国家治理现代化一整套的制度安排和机制构建。这种全局的系统工程式的供给侧改革和整个体系的打造，是中国人不能回避的任务。实际上我们在认识上和概念上已经提升到了这个高度，在这个视角上我们经济学的发展，我认为已经摸到了世界前沿。

所以，供给侧改革一定是和我们从短期推演到中期，一直到长期目标实现这样一个全局性、战略性规划相匹配的目标和系统工程式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