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 张新：中国特色创新发展道路：从1.0版到4.0版

摘要：创新发展是决定“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的第一动力，又是“十三五”期间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核心。如何推动实现创新发展？怎样如期实现建成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从创新发展规律的视角出发，提出跨越式发展的“5T+1”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历史地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创新发展从1.0到4.0版的演变过程，以此分析它是如何使中国实现“技术追赶”、“信息追赶”、“知识追赶”、“经济追赶”的。文章前瞻地分析了“十三五”时期创新发展战略4.0版的目标、任务和重大工程，这将成为实现科技引领、推动全面创新的最大抓手，使中国科技实力、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再上新台阶。

（清华大学，北京 100084）

［关键词］创新发展；“5T+1”模型；科技创新；全面创新；创新发展战略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314（2016）05-0013-08

［收稿日期］2016-08-01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2015M571000）

［作者简介］胡鞍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情研究院院长；张新，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国情研究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员。

美国自19世纪下半叶起，用了100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了对英国的赶超，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并保持至今，［1］中国从21世纪初开始，从经济总量上开始加速对美国的赶超，根据世界银行2011年国际比较项目（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的结果推算，按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PPP），2014年中国GDP已超过美国。无论从哪个经济社会发展指标来看，21世纪上半叶的时代主题，将是中国从“世界第二”走向“世界第一”。经过近两个世纪的奋斗与拼搏，中华民族从未像现在这样接近国家崛起的梦想。如何才能继续保持发展的动力、加快实现全面发展的目标？

历史经验表明，一国创新实力的强弱已成为决定国家兴衰、影响世界格局的重要因素。当今的国际竞争，唯创新者进、唯创新者强、唯创新者胜。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5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提出创新发展的总体思路、主要目标和具体措施，十八届五中全会再提创新发展，“把创新发展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并成为“十三五”规划《纲要》的重大理念、重大战略。

那么，应当怎样认识中国创新发展的道路？它的理论背景是什么？历史发展逻辑是什么？未来中国将怎样建成创新型国家？本文以创新发展的理论模式与中国道路为主题，旨在提出以“5T+1”为模式的创新发展规律，并通过梳理中国创新发展1.0版到4.0版，如何伴随具体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最终形成国家创新发展战略，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过程。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从科技创新到全面创新发展的理论框架；第二部分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创新发展的演变，即从1.0版到4.0版，分别对应计划经济时代（1949-1977年）的科技追赶阶段、改革初期的开放创新阶段（1978-1994）、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自主创新阶段（1995-2011），以及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全面创新阶段（2012-2016）；第三部分着重分析“十三五”时期中国创新驱动发展4.0版的总体战略布局。第四部分是本文的总结性评论。

一、创新发展的“5T+1”模式

从生产的角度上说，按照经济学家熊彼特的观点，“创新”就是建立起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的过程。“创新”具体包括五类：（1）引进新产品；（2）引用新技术，即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新市场；（4）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5）实现企业的新组织。创新是一个经济体发展的内生性动力，是“来自于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关于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2］

从国家层面上看，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最早提出创新驱动的概念，他认为国家竞争力发展分为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四个阶段，创新驱动是经济发展的较高时期，国家竞争优势将转向主要依靠企业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更强调依靠知识资本、人力资本和激励创新制度来提高生产效率，从而驱动经济发展。［3］

但是，熊彼特和波特的研究仅看到企业在创新中的地位，并没有进一步回答，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究竟由哪些方面构成，成为创新型国家的发展机制是什么，科技落后国家是否具有跨越发展的可能，创新驱动怎样在国家发展中起到主导作用。这就需要分析创新发展的理论机制，更有必要回顾和总结新中国六十多年的创新发展历程，更加深刻地认识中国特色的创新发展之路。

总体来看，创新发展的理论机制可以概括为“5T+1”的模式：人才是创新的源泉，人才培养是创新发展的根本。只有把人力素质的提升和人才资源的开发摆在最优先的位置，才能为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新鲜活水。创新能力是包括五类能力在内的集合，即：引进科技能力（T1）、科技再创新能力（包括引进创新、模仿创新、集成创新）（T2）、自主创新能力（T3），以及国内市场创新（T4）和世界市场创新（T5）能力。［4］这就是构成一国创新能力的重要内容，而“5T”创新水平的提高与创新合力的形成，既是建成创新型国家的主要方式，又是现代化后进国家能够利用后发优势、创造先发优势，加快缩短与先进国之间巨大差距的重要原因。

“5T+1”模型刻画了科技后进国家由落后到追赶，再到并驾齐驱，最终实现创新超越的内在机制和发展规律（见图1）：当技术后进国处于追赶初期时（t0-t1），引进科技机制（T1）是培养自身研发和利用科技总体能力（包括人才在内）的主要途径；一旦技术后进国（Ta）引进科技能力（T1）的扩散速度明显高于领先国的技术创新速度（Tb），同时又具备较强的吸收、模仿创新能力（T2），就可以加快技术追赶的步伐（t1-t2）；当后进国经过引进和再创新能力的大幅提高，进入强化自主技术创新能力（T3）阶段，就可以加快技术追赶的步伐（t2-t3），加速缩小与先进国家的差距，从世界科技的“跟跑者”成为“并行者”，实现创新跨越。

图1  创新发展：从后发优势到先发优势（略）

这是因为，从创新规律来说，科技后进国家大多属于追赶型创新（catch-up innovation），科技发展主要来自外部，科技实力的增长较快。而科技先进国家已进入内生型创新（endogenous innovation）阶段，技术创新源于内部运作，科技实力的增长相对较慢。因此，如果后进国家能够充分发挥T1、T2、T3带来的“后发优势”，同时充分利用国内、国际市场规模优势（T4、T5）创造的“先发优势”，一国的科技实力就有可能产生乘数甚至指数式的提升效应，即使发展的起点很低，也有机会成为世界科技的“领跑者”（＞t3），早日实现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上述模型即成为中国科技水平在短时间内从“跟跑者”成为“并行者”、“领跑者”，对主要发达国家实现“技术追赶”、“信息追赶”、“知识追赶”、“经济追赶”，并将最终实现创新跨越发展的理论框架。需要注意的是，科技落后国家利用后发优势实现并行、超越，继而形成先发引领优势，是有条件的：一是取决于后发国家的开放程度，二是取决于内部消化吸收和利用程度。

由此可见，从技术追赶者到并行者，最后成为引领者，不仅需要科学技术在前沿领域实现创新突破，而且需要科技创新渗透和扩展到整个经济体系，并且要善于不断接纳和吸收一切有利的外部创新力量和创新资源。这就一定是一个从个别的、局部的创新，到整体的、全面的创新发展过程，“5T”创新能力和创新机制在空间上并存、在时间上继起，通过从科技突破到科技创新，再到创新引领，或者说是全面创新的跨越，才是落后国成功实现“技术追赶”、“人才追赶”、“经济追赶”的基本途径和一般发展规律。

二、中国创新发展战略的历史演进：从1.0版到4.0版

回顾中国创新发展60多年的历程，创新发展战略从科技创新的1.0版到全面创新的4.0版（表1），就是中国从现代科技落伍者，成为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大国的宝贵经验。从这个历史演进来看，所谓创新驱动发展，就是一个从科技与人才相结合、科技与产业相结合，到科技与市场相结合，再到国内与国际市场相结合，并最终形成社会创新合力的过程，这就体现为“5T”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创新发展战略，就是通过对创新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配置，最大限度发挥“5T+1”创新机制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的创新发展道路为科技落后国家提供了一条从创新落后者到追赶者，再到赶超者的“弯道超车”之路。

毛泽东开启了现代中国自主创新的历史时代，这就是中国创新发展战略的1.0版本。新中国正式成立之前，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就提出，要“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这反映了在新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状态下，［5］全国人民发展科技的迫切要求。当时党中央的基本判断是：我国的自然科学和技术，比世界上科学技术最先进的国家，落后了几十年。［6］1956年1月，毛泽东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前瞻性地提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7］正是根据毛泽东这一宏大构想，中国政府制定了《1956年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制定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科技追赶方针，拟定了13个方面57项重大任务。［8］这是新中国改变科技落后面貌、追赶先进国家梦想的第一个科技发展蓝图，为新中国的科技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但限于当时的国际环境和计划经济体制的限制，中国大部分时间只能在封闭或半封闭、城乡隔离、地区分割的条件下自主摸索创新，因此这段时期是中国与世界先进科技水平差距逐渐拉大的时期。

表1  中国创新发展战略演变（1949-2016）（略）

20世纪70年代起，中国进入开放创新的探索时期。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首提“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著名论断，会议还制定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提出科学技术工作的奋斗目标。同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进一步明确提出“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9］确立了中国引进技术为主、实现自主创新的基本方针。这可以称为中国创新发展战略的2.0版，在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国内统一开放的市场逐渐形成，特别是对外开放的格局初步形成，促使中国引进科技能力（T1）和科技再创新能力（T2）大规模提高，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逐步缩小，1980-1985年间的全要素年平均增长率达到5.71%，［10］标志着中国进入创新发展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