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ryl Crowe：再论公共地悲剧

Beryl Crowe（1969）

再版于《公共地管理》 哈丁、John Baden W.H. Freeman, 1977; ISBN 0-7167-0476-5

“在现代自然科学领域已经形成一种认识，那就是例如人口问题、核战争及环境污染等问题都有一个子集。而这些是无法靠技术手段解决的。

同样，还有另外一种认识正得到越来越多现代自然科学家们的认同：人口、核战争、环境污染和城市生态环境的恢复等问题都有一个子集，对于这些目前的政治手段无能为力。这篇论文的主旨是，这两个子集所分担的公共区域包含了大部分对现代人来说生死攸关的关键问题。”

对避免悲剧的一些设想

“为了放弃靠技术手段解决转而求助于政治和社会领域，哈丁给出了以下三个重要设想：

（1）存在或者可以建立一套批判标准和衡量系统，以将生活中那些不可衡量的转变成可衡量的；

（2）牢记‘制约可以相互认同’这一评价准则并正确应用，对于在当今社会中影响一个问题解决方案的诞生是很有效的；

（3）由上面的评价准则及普遍的制约所支持的管理系统将能够阻止公共地被进一步破坏。”

不断消逝的公共评价系统神话

“在美国，直到最近还存在着一系列也许能使哈丁所指的子集的解决成为可能的条件；我们生活在一个‘我们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民族……’的神话中，这种幻想主张我们的国家是整个世界的熔炉，而在这多元化社会中，欧洲这粒矿石被投进国家间的交流这一坩埚中以生产新的合金――一种美国文化。这种新的文化应该是由一个公共评价系统联合起来的，该系统民主、公正，并且存在于宪法及《权利法案》包含的普适的强制性规则中。

但是今天的美国正显露出一系列新的行为模式，这说明那个神话将要或者已经完结了。大部分人已不再相信这个神话，也不再照它行动，而是发展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及尊重社会等级制度。这种制度使得现在的美国人较之他们以前自己形容他们的文明如同光亮的合金，更像是一个地缘接近的‘部落’组织那与众不同的、原始的形式。”

“看看最近对核心城市病态的分析，Wallace F. Smith指出经济学分析已不再适用于城市产出模型，他进而提出的模型是将城市视作一个享受闲暇的地方，这似乎就意味着这个模型的本质是城市是不可能重新恢复健康的，因为闲暇需求是以价值为基础的，所以没有折中及和解；因此对于目前这些核心城市中以价值为导向的需求没有决定的方法。

在寻找公共评价系统这一神话不断弱化的原因时，我觉得只要我们的对其他团体的感觉和认识主要是来自于以笔为媒介的交流形式，美国是由平等主义者组成的一个巨大的熔炉这一幻想就会停止。也许不明显，但在知觉方面人是受利益驱动的。利益总是能通过牺牲价值得到调和并使健康免遭破坏。但是受电子媒体的影响，心理距离不断缩短，而且我们现在发现，我们可以与之在利益上调和的人竟然不是受利益驱动而是价值。他们在我们的卧室里所表现出的行为显示出一系列有别于我们的价值观，因此我们作出的让步并不是契约性的而是文化性的。当接受前者时，任何文化性让步的形式都不是理性行为的表现，而是异教徒似的状况。因此，我们已进入到一个包容而不是冲突的时代，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衡量的’仍是‘不可衡量的’。”

强制垄断神话的消逝

“过去，那些再也不受居于统治地位的文化限制的人总是受‘政府在强制力上居垄断地位’这一神话左右。自从二战以来，由于流动性福利政策的成功，这个说法的神话色彩一直在减弱。这种政策首先推行于法国的Indochina,之后自然地在Algeria得到推行。我们受参议员Fulbfight所说的‘权利的傲慢’的苦，我们太久才吸取在Vietnam的教训，尽管我们现在意识到战争的本质是政治而不可能靠军事解决。很明显，强制垄断的神话不断失去支持者，最初它在南方公民权的斗争中得到名分，然后是在我们城市中的黑人居住区，接着是在芝加哥的马路上，而现在却在我们学校里。流动性福利技术使以下事实变得明明白白：尽管国家能打胜仗，但它却无法在价值观的战争中获胜。除非国家愿意实行种族灭绝政策以排除那些有异议的团体，否则现代国家面对占总人口10%的积极反对的人，它们拥护的强制力不会维持多久。过去维持暴力神话的原因是人们接受公共评价系统，但它存在与否现在却受到怀疑。”

公共地管理者神话的消逝

“实际上，这种方式已得到普遍推荐，它可以使一位作家为了尝试发展所有规范性政策而要求公共的生命周期。这种周期由如此多顽强的反对声实现，这些声音产生了足够大的政治影响力以成立一个规范机构来保证所有人都能公平、公正和理性地享有公共地的好处。这样当这个机构投入运行时，会出现一种局面，就是会在大部分享有一般的但不是制度化的公共地利益的人中形成一段时期的政治沉寂，接着那些被触怒的人会象征性地出现焦虑。一旦这种政治沉寂持续一段时间，那些希望侵犯公共地的高度组织化、分工明确的利益团体就会顶住足够的压力，通过其他政治途径使机构转变为保护和扩展它们的利益。在这种局面下，甚至规范性机构的工作人员也可以来自于不同等级中的机构管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