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丁：公共地的悲剧

在一篇论述未来核战争的颇有深度的文章末尾，J.B.Wiesner和H.K.York得出结论道：“这场军备竞赛的双方都面临着一个困境――一方面军事力量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国家安全却受到越来越多的威胁。我们经过深思熟虑得出的职业判断是，这个困境不能靠技术手段解决。如果两方一直试图仅从科学技术角度寻求解决方案，结果将会使情况更糟。”

我希望你们不要把注意力放在这篇文章的主题上（核阴影下的国家安全），而是放在作者所得出的结论上，即靠技术手段解决不了问题。发表在那些专家级的、小范围流行的科学杂志上的讨论文章都几乎普遍含蓄地假设靠技术手段能解决所讨论的问题。这里，所谓技术手段也许应该定义为一种仅在自然科学领域里作出某种技术性改进而不求助于价值观或道德观方面的半点改变。

技术手段在我们这个时代总是受欢迎的（然而早些时候不是这样）。由于先前的预言没有成为现实，人们终于声称找到一个另人满意的技术手段是不可能的，Wiesner和York表现出了这种勇气。他们在发表于一本科学杂志的文章中说道，问题的解决方法将不会从自然科学中获得。他们谨慎地用“这是我们经过深思熟虑得出的职业判断”这句话修饰他们的论述，而他们正确与否却不是人们在这篇文章中所关心的。但是，这里的“关心”却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对那些能被称作“技术手段无法解决的”一系列问题的划分的概念，而且更确切的说，“关心”的是对这一个个问题的识别和讨论。

很容易看出这种划分不是没有意义的。让我们回想一下tick-tack-toe游戏。思考这个问题，“我怎样才能赢这个游戏？”众所周知如果我假定（为了与博弈理论的惯例保持一致）我的对手完全了解这个游戏，我是不可能赢的。换句话说，就是靠“技术手段”解决不了问题。我只有通过给“赢”这个字下一个极端的定义才能获胜。我可以打对手的头或者作弊。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赢”的任何一种方式都是背离游戏的，正如我们基于本能就能明白这回事。（当然我也能正当地背离这个游戏――拒绝玩。大多数成年人都这么做。）

“技术手段无法解决的问题”中包括许多问题。我的论点是，人们一直关注的“人口问题”就是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一个。对人们一直以来如何关注人口问题我们要稍加评论。大多数为人口问题担忧的人正试图寻找一种方法以避免陷入人口膨胀带来的灾难中，同时又不必以牺牲他们目前所拥有的任何权利为代价 ，应该说这很正常。他们认为海洋养殖或培育新品种小麦将会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这是技术意义上的。我在这儿会试着指出他们所指望的手段是行不通的。人口问题是不能靠技术手段解决的，正如tick-tack-toe游戏的问题一样。

我们该最大化什么？

人口，如Malthus所说，会自然地以“几何”级增长，或者如下面我们所说的，指数级增长。在我们这个有限的世界里这意味着世上所有物资的单位资本份额一定是递减的。但我们的世界真是有限的吗？

我们都会正当反对诸如世界是无限的或我们不知道世界是有限的这样的观点。但是，从一个我们直到以后几代都必须以可预见的技术面对现实问题的角度看，如果我们在不远的将来还不承认可供人类生存的陆地是有限的，我们将使全人类遭遇更大的不幸。“空间”也不例外。

一个有限的世界只能负担有限的人口，因此，人口增长最终必须趋于零。（永远的远大于或小于零的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变体，不需要讨论。）当出现这种情况，人类将面临着什么？特别地，Bentham的“最大数量的最大利益”的目标能实现吗？

回答是否定的。理由有两个，而任何一个都能给出满意的解释。理由一是从理论方面入手的，因为数学上不能同时最大化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变量。对此von Neumann和Morgenstem有清楚的论述，但这条原则隐含在不完全微分方程理论中，至少可追溯到D’Alembert（1717-1783）。

理由二是直接来自于生物学事实。为了生存，任何生物体必须拥有能量来源（如食物）。这些能量用来满足两个目的：维持生存和工作。一个人维持生存每天大约需要1600.000卡路里（“生存热量”）。而他所做的任何尽用以维持生存的举动都被定义为工作，它们是要靠他所吸收的“工作热量”维持的。工作热量不仅用以维持我们日常所指的工作，它们也维持各种形式的娱乐活动，从游泳、赛车到音乐演奏和写诗。如果我们的目标是使人口数量最大化，什么是我们必须做的就很清楚了：我们必须要使每个人的工作热量尽可能地趋近于零。没有美食、没有假期、没有运动、没有音乐、没有文学和艺术……我想每个人都会绝对地同意人口数量的最大化并不是财物的最大化。Bentham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得出结论之际，我已作出平常的假定即问题就出在能量的获取上。原子能的出现已经或多或少导致对这一假定的质疑。然而，即使能量是无穷尽的，人口增长仍会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能量的获取问题被其耗费问题所取代， J.H.Fremlin对此做出了充满智慧的论述。在分析中算术记号可以说被颠倒了过来，但Bentham的目标还是无法达到的。

所以，最佳的人口数量是小于最大量。但如何定义这最佳量恐怕又要大伤脑筋，据我所知，还没有人认真地对待过这个问题。要找到一个稳定而又另人信服的解决办法显然是要几代人做出艰苦的分析工作和具有更大的说服力。

我们希望每个人都得到最大的利益，但利益是什么？对于某人来说利益是一方荒野，对于另一个人来说又是一座能容纳几千人的滑雪旅馆。利益对于这个人意味着能拥有海湾以放养鸭子满足狩猎者的要求，而对另一个人则意味着能占有一块工地。我们常常说不能在利益之间作比较，因为利益是无法衡量的。而无法衡量的东西是不能比较的。

理论上这也许正确，但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衡量的东西却可以衡量，只不过需要一套评价准则和一个衡量系统。大自然保留了这套评价准则。物种是体形小而易于躲藏好，还是体形庞大而充满力量好？这种“无法衡量”却是通过自然选择得以被衡量的。而最终取得的折中办法是依赖于自然对各种变量价值所采取的评价。

人类必须模仿这个过程。毫无疑问，事实上人类已经在这样做了，只不过自己没有意识到罢了。而正是隐藏在背后的决定被明晰的那一刻，讨论开始了。接下去几年所要面对的问题是提出一套让人接受的衡量理论。相关的辅助性效果、非线形变化和对未来的折现的困难使得这个智力问题颇难对付，但在原理上是可以解决的。

是否有任何文化团体解决了目前这个现实问题，哪怕是直觉上感到可以解决的？一个简单的事实证明没有一个团体成功过：当今世界还没有、哪怕有过一段时期保持零增长率而繁荣的人口。任何已经本能地确定人口最佳点的人将很快发现这个事实，在达到这个最佳点之后人口增长率为零并保持下去。

当然，人口的正增长率也许可以证明该人口还未达到最佳点。但是以任何合理的评价标准来看，现在这个地球上增长最快的人口（一般来说）是最不幸的。这种关联（它并不需要一成不变）使得人们质疑人口的正增长率是说明人口还未达到最佳点的证明这一乐观假定。

如果我们不明确地驱散亚当.・斯密在实证人口统计学领域的巨大影响，我们就不会在最佳人口规模的研究上取得成就。在经济事务方面，《国富论》（1776）使“看不见的手”闻名遐迩，指出一个人“只从他自己利益出发”却能被“看不见的手”引领着促进公共利益。亚当・斯密并没有断言这永远正确，也许他的追随者也不这么认为。但是他却促成了一直以来妨碍基于理性分析的积极行动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趋势，它假定每个单独的人的决定实际上对整个社会应该也是最好的。如果这个假定成立，它就证明我们现行的对再生产的不干涉政策应该保持下去，我们也能假设人们能控制他们的生殖欲以便达到最佳人口数量。如果这个假设不成立，我们就需要重新考虑个人自由以便发现其中哪些是需要保护的。

公地自由的悲剧

对于那只看不见的手对人口进行控制的反驳可以在一位叫Willian Forster Lloyd(1794-1852)的业余数学家在他1833年的一本小有名气的小册子第一次所收录的电影剧本中找到。我们还是称其为“公地的悲剧”较好，象哲学家Whitehead一样使用“悲剧”这个词：“这个充满戏剧性的悲剧本质上并不是不幸的，它存在于事物无情作用的庄严肃穆中。”他又继续说道，“只有从人类生命中那实际上包含着不幸的各个片段的角度，才能说明这种无法逃避的命运。因为只有这些片段才能在戏剧中表现出逃避是没有用的。”

公地的悲剧以这种方式发展着。让我们想象一块对所有人都开放的草地。在这块公共地上每一个牧人都会尽可能多地放牧他的牲畜。这样一种模式也许会另人满意地持续几个世纪，因为部落争斗、偷猎和疾病一直使得人口及牲畜数量都大大低于土地的承受限度。但随后人类学会了计算，也就是说，一个可以长期追求社会稳定这一目标的时代来临了。此时，对公共地的出于本能的逻辑思维就会产生无情的悲剧。

作为理性人，每一个牧人都期望他的收益最大化。不管直白还是隐晦，或多或少地他都会问，“给我的兽群多增加一头牲畜，对我来说有什么效用？”这个效用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影响。

1.正面的影响是使牧群总量增加了。因为这个牧人能通过变卖这头额外的牲畜得到全部的收益，所以效用几乎能达到+1。

2.负面的影响是由这额外的一头牲畜所引起的过度放牧。因为不管怎样，过度放牧是由所有的牧人承担的，对于**（原文中是乱码故无法翻译）牧人的任何特定的决定，其负面效用只是－1的一部分。

将所有的影响加总，理性的牧人会得出结论：对于他来说，使他的牧群多增加一头牲畜是个明智的选择。但是其他每一个共用这块草地的理性的牧人也会得出如此结论。所以悲剧就发生了。每一个人都陷入到一个促使他无限制地增加牲畜数量的机制当中，而他们所处的世界是有限的。在一个信奉公地自由的社会里，每一个追逐个人利益的人的行为最终会使全体走向毁灭。公地自由会毁掉一切。

有些人会说这是陈词滥调。但真要是这样就好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几千年前人们就已经了解其中奥妙，但自然选择认同心灵的自制力。作为一个独立的人，他是依靠他拒绝承认以下事实的能力而获益的，那就是他为了自己的利益甚至可以牺牲整个社会的利益，尽管他也是其中的一部分。教育可以防止人依本能做错事，但残酷的生命繁衍却要求作为根基的知识系统不断更新。

几年前在Leminster发生的一件小事――Massachusetts指出了知识有多么僵固。在圣诞节购物旺季，商业区的停车计时器充斥着贴着“不要在圣诞节前打开   市政部门提供的免费停车场”标签的塑料袋。也就是说，市领导们面对一个空间已经缺乏但需求仍不断增加的前景，重新建立起公共系统。（讽刺的是，我们却怀疑这些领导凭借这个倒退性的法案获得了更多的选票。）

类似的，公共地逻辑也许早在农业的诞生或者是私人产权的发明时就早已为人们所了解。但是它大多却只是在那些没有被有效归纳的特殊情况下被人们所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