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兰格：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经济理论

【波】 奥.兰格

本文是波兰著名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前期的重要论文。他在文中对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各自的理论特点和长短处作了较为全面的比较分析。他认为，上述两个体系各自的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一、这两种体系的相对优点属于不同的范围，马克思经济学能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放在一个首尾一贯的理论中加以研究；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却并不比历史记载更深一层。二、从这两种经济理论中推断出的预测属于不同的时间范围，马克思经济学的预测属于长期，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属于短期。三、近代经济学实质上是静态的经济均衡理论，它分析既定因素系统下的经济过程和运行机制，而对这些既定的因素本身并不作详细的说明。马克思经济学的特色就在于：把对制度因素的详细说明，作为分析的基础，它不仅提供了一种经济均衡理论，还提供了一种经济发展理论。总之，马克思经济学优越性的真正原因，在于阐述和预测经济发展的过程。――译者

在最近一期《京都大学经济评论》上[92]芒田教授提出了关于马克思经济学中的价值理论和现代经济学的均衡理论的问题。他坚持认为一般均衡――吸收了洛桑学派著作中最精确最完善的系统――“在系统地弄清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和它的发展规律两个方面都是徒劳无益的。”[93]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尽管现在看来包含许多缺陷，但是它说明的理论或试图系统地阐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和支配其发展的规律，或与这些问题有着不可分割的必然联系。”[94]芒田教授进一步问道：究竟是什么使马克思的经济学成为理解资本主义基本现象的如此有力的工具，而经济均衡的数学理论对此却相当无用呢？

事实上，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马克思的经济学采用了由来已久且无视从李嘉图时代就开始的整套经济理论发展的哪些概念，它的上述这一优越性似乎是不可思议的。芒田教授认为，一般均衡论的无效是由于它的复杂性和那种使它不可能运用于实际问题的高度抽象性。而马克思经济学――与其说它关心参加资本主义生产组织的个人的心理结构，倒不如说它更关心总量和平均数――更经得起直接事件的检验。所以，芒田教授试图把洛桑学派的均衡体系加以重新陈述并使之简化，以便使之有可能适用于实践。在这一方面，芒田教授已经完成了一件非常出色的分析工作，任何严肃的经济学家都应对此表示感谢。然而，在我看来，芒田教授还没有触及到证明马克思经济学超过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优越性的本质之点。所以，我的目的在于论述：（1）真正的或声称的马克思经济学的优越性究竟是什么？以及（2）这一优越性是由于被马克思运用的经济概念还是由于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形成经济运行构架的制度上的（或者，如果读者愿意的话，社会的）因素的确切而详细的说明。[95]

二、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经济学的优越性所断言的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已经完全不能对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基本趋势作出解释。这些趋势是：（1）生产规模不断扩大――通过大规模生产取代小规模生产――导致了从十九世纪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到当前垄断的（或者说市场供应垄断的）资本主义；（2）干预主义和“计划”代替了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3）在国际贸易中从自由贸易转变为高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4）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非资本主义国家不断扩张，只要是通过竞争的办法，这种扩张就自然向着那一资本主义经济和西方文化在全世界范围内和平普及的方向发展；但若是在垄断和干预的资本主义的情况下，这种扩张就导致了几大资本主义势力之间的帝国主义竞争；（5）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不稳定性增长，由于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经济和社会的安全感被破坏，致使他们反抗现存的经济制度――不管这种反抗是以什么思想和纲领作为基础。（社会主义或法西斯主义）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已不能解释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些趋势并且无法在一个经济发展的理论中系统地阐述这些问题，――这一断言看来确实是有道理的。从一下事实可以看出他们在这一点上的彻底失败是多么令人瞩目：他们中的许多人否认这种发展，直到事实明显地变得势不可挡以至于每个人――除了那些专业经济学家，他们总是最晚认识到它们的存在――对此都非常熟悉。这种生产集中的趋势被忽视，或者，如果承认的话，也不认为它对经济制度的本质会有多大意义。直到基础工业的垄断特征变得如此突出，以至于一种限制竞争的特殊理论被迫发展为正统经济理论的补充。从自由贸易到保护主义的转变被大抵解释为一桩经济蠢行。而这一转变与自由竞争到垄断控制的转变之间的密切关系还没有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认识。几乎没有认识到垄断竞争和为垄断控制而进行的争夺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势力间的垄断竞争主要是用纯粹政治上的术语来解释的。在二十世纪初和1929年前的几年中，资产阶级经济学普遍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稳定性正在增长而商业波动却变得越来越不激烈。这样，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断言――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没能把握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基本趋势――就被证明是正确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否认这些趋势的存在，或者，即使考虑到它们的话，也没能成功地用一个首尾一贯的经济发展理论来加以解释，实际上，它们所提供的并不比历史的记载更多。另一方面，必须承认，马克思经济学已经正确地预测了这些趋势，并且创建了一个研究这些发展的原因结构并从中揭示其必然性的理论。

然而，这一点也许是有争议的，即：专业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发展基本因素的贫乏理解并不是他们的科学的一个失败，而毋宁说是个人――由于他们的中产阶级的阶级立场――的失败。当然不能期待他们欣赏一种能得出中产阶级将在发展过程中被全部消灭这一结论的理论。如果事实就是如此，那么这就是一个“人为的错误”而不是一个“技术性的错误”，这一情况的心理原因是不难解释的。然若，似乎有理由认为，这一失败并不仅仅由于纯粹个人的原因，一些“技术性错误”也应包括在内。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想像两个人：其中一个只从奥国学派、帕累托和马歇尔那里学习他的经济学而从未听到过或者看到过马克思的或马克思的追随者的只言片语；与此相反，另一个人则完全从马克思及其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学习他的经济学，甚至根本没有发觉还有马克思学派以外的经济学家存在。这两个人中哪一个将能更好地说明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趋势呢？提出这一问题是为了回答这一问题。

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这一优越性仅仅是其经济学的一个方面。在一些问题面前，马克思经济学显得相当无能为力，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却能容易地解释它们。马克思经济学对垄断价格能谈些什么呢？对分析租税的影响，或者一项技术革新对工资的作用，它提供了些什么工具呢？而且，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经济中生产资源的最优分配问题能作出什么贡献呢？（这可真叫做命运之神的讽刺！）

很清楚，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有关成就属于不同的领域。马克思经济学能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放在一个首尾一贯的理论中加以研究，――其发展的必然性正是从这一理论中推导出的；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并不能比历史记载更深一层。另一方面，不妨说资产阶级经济界先能够把握资本主义经济日常生活的现象，这比马克思主义者所能提供的任何东西都要高出一筹。[96]进一步说，从两种经济理论中推断出的预测涉及到不同的时间范围。如果人们想要预测资本主义在一个长时期内的发展，那么马克思的理论就提供了一个远比维塞尔、庞巴威克、帕累托、甚或马歇尔（尽管这最后的一位在这方面是更为优越的）的理论所能提供的有效的出发点。然而，马克思经济学对经营一个中央银行或者预测贴现率变化带来的后果所提供的依据则是微不足道的。

三、如果现代经济理论的根本特征被恢复，那么，马克思和资产阶级经济理论所各自说明的价值（价格）之间的区别是容易论证的。经由奥国学派、马歇尔学派和洛桑学派发展起来的经济学本质上是一个静态的经济均衡理论，它分析在一定的因素系统下的经济过程和能使价格及产量根据这些因素的变化调整自己的机制。这些因素本身，即心理上的（消费倾向）、技术上的（生产函数）、以及组织上的（生产要素合理的组织形式和分配方式、货币和银行制度等等）被认为是超出了经济理论的范围。这些因素的研究是记述和统计调查的事情，这些因素中的一些变化的研究属于经济史的职责范围。至于在这些因素的变化中是否有“规律”可以发现，这一问题已超出了经济史的研究范围。进一步说，这一理论有关制度上的因素是未被具体说明的。只要经济膂力量纯粹是一个关于稀缺资源在不同用途上的分配的理论，就根本无须考虑任何制度上的因素。因为需要考虑的实质性问题能够从鲁滨逊.克鲁索[97]的范例中推导出来。仅仅在这一点上可以说经济学甚至不是一门社会科学。当这一理论考察定价过程时，对有关制度因素的说明是非常一般的。所有被假定的是一个交换经济的功能所要求存在的机构组织。但是，那种把资本主义从其他商品经济形态中――在那里存在着一个纯粹的不生产阶级――区分出来的超出一般假定以外的制度因素[98]的作用几乎是未被考察的。

通过对这一附加制度因素的详细说明来寻找资本主义制度不同于其他形式的交换经济的特征的关键环节，这一马克思经济学分析中的独到之处使马克思经济学独树一帜。马克思经济学的另一特色是（我们将会看到它与第一个特色有紧密的联系）：它不仅提供了一个经济均衡的理论，而且还提供了一个经济发展的理论。对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来说，经济发展问题不属于经济理论的范围而是经济史的问题，而对经济制度因素的变化的研究则被看作是已超出了经济理论的研究范围，因为这些变化被认为是来自经济学家们的灵感，而不是经济活动的结果。[99]与这一观点相反，马克思经济学进一步提供了一个经济发展的理论。[100]

马克思的经济发展理论是建立在这一论点基础上的，即：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机制中推断出在一定情况下的一定经济因素变化的必然性和范围，在特定的意义上说是可能的。至于这一机制是什么以及在这一关系中“必然性”这个术语又意味着什么可以在后面看到，这里有资格说：因素中主要的变化发生在生产中（一个生产函数的变化），而这种变化的必然性只有在资本主义特有的制度结构中才能构推断出。这样，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发展的规律”建立起来了。因此，从马克思理论中推断出的有关未来事件过程的预测就不是一个纯粹经验主义倾向的机械的推断，而是建立在对发展规律认识基础上的推断，而且，即使非常谨慎也还可以说，它并不比建立在经济均衡理论基础上的预测缺少说服力，比如在一定的条件下，价格的上升会导致某种商品需求量的下降这类预测。

四、眼光没有超出纯粹静态均衡理论范围的经济学家总是否认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他们过分习惯于把他们理论中纯粹因素的发展作为一种“例外”来看待，这种例外可以被历史学家和统计学家描述，但却无论如何也无法被经济理论逻辑所证明。他们的论点一般是：现象是如此复杂以至于不可能进行理论上的系统说明，也就是被单一的（或少数几个）规则证明。他们坚持认为：在对经济发展的研究中，必须考虑如此众多的要素以至于经济发展实际上只能被历史地描述而不能被强行纳入一个过于简化（以致错误）的理论[101]模式之中。然而，这一论点是很少具有说服力的，它与那种主张以历史学派来反对静态经济理论可能性的论调过分相像。所以历史的或纯粹制度主义的经济学家认为定价问题是如此复杂根本不能用单个的规则（边际效用）来解释，还不如用历史和统计的方法加以叙述以便把影响一个商品价格的所有要素都加以充分的考虑。如果这个商品是一种衣物，那么除了效用，这些要素还应包括：生产费用、稀缺程度、运输费用、进出口商品规模，它的质量，风土，等等。[102]竟然有人主张用单一的原则如边际效用来解释如此众多的原因所导致的复杂结果，这是多么的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