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产业政策与供给侧改革

自己作为研究者，对于“产业政策与供给侧改革”这个问题试做基本看法粗线条的勾画。

第一个层面，从审题和定义的角度看供给侧。

一般写论文要有一个导言，或“问题的提出”。把握“产业政策与供给侧改革”的命题，结合现实，我认为在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创新上，需要突破过去曾经认为比较成熟、但在世界经济危机之后我们已经明显意识到其局限性的“需求管理”的不足，顺理成章地提出要有供给侧的更深入的分析认识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理探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必然要汇入整个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关于经济学的探讨和创新。我们特别注重供给侧，也就要努力开掘供给管理和供给侧改革关联于制度空间所必须掌握的学理知识。

我认为，在供给侧视野之下，产业政策是“理性供给管理”的重大命题。它在经济运行中的产业视角上，要处理区别对待、突出重点的供给侧结构性政策的问题。它的优化，对于中国自有特别的意义，但对于其他经济体事实上也都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这一命题的现实意义，要纳入改革这个概念即与有效制度供给相结合，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样一个通盘考虑的组成部分。

实际上，产业政策和技术经济政策、环境政策，还有中国人已经讨论了多年的“政策倾斜支持机制”等等，是密不可分、息息相关的。我和另外一些在这方面有共识的研究者，在这些年致力于新供给经济学的研究，认为需要在理论创新中对已有的主流经济学的认识成果做一些提升，或者说得再直率一点，反思之后需要补课，克服至今为止主流经济学认识基本框架上的不对称性，关于一些重大的理论、原理的假设条件，也需要升级。比如，我们以往认识范式里的完全竞争假设，有它的意义和启发，不可缺少，但是需要再进一步升级为不完全竞争假设，以更好地对应现实世界的真实情况而提高理论的解释力与指导力。在此视角之下，过去和产业政策相关的理论方面存在的明显不足或者不成型，是可以、而且应该得到新的一轮理论密切联系实践反思之后的矫治与改进的，而且应把政治经济学（或称理论经济学），以及我们过去已经有概念的产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等来做一个兼收并蓄，力求把它们打通。我们在研究中做了这样的努力，试图集大成式地形成五位一体的一个认识框架，在已经公开发表的《新供给经济学》和《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里，我们勾画了这个框架。

在学理框架下，第二层要说一说怎么看待产业政策的必要性。

从理论考察和实践印证方面稍微展开，就应该提到三个关键词，分别是“市场失灵”（或者可以称为“市场缺陷”）；“不完全竞争”――这我在前面已经提到了；还有一个就是“赶超战略”。理论上，一般都承认有市场失灵问题――除了个别学者认为这个命题还可以再讨论――我们新供给研究群体是接受这样一个基本认识的。这种市场失灵引出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其实在需求管理的框架下已经在这方面有了一个较成型的“反周期”操作，它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呢？就是需要有必要的国家干预或者政府干预，去弥补市场失灵。但是我们现在有所推进的认识是政府的介入和干预，不仅要处理应对有效需求不足的反周期问题，还需要解决包括在“不完全竞争”假设之下的必须努力提供和优化的政府的政策供给，这个政策供给在现实意义上――理论上也可以论证的，就是要解决不完全竞争中供给优化问题，以及要让政府的政策和市场机制结合好，其中特别需要解决的是政府要发挥应有作用而优化有效制度供给的问题。供给侧的政策供给，和制度供给对于中国的现实意义，是一望而知的。

在后发经济体的科学决策和政策优化设计全过程里，其实必须把握一个“赶超战略”的思维。中国人的这一战略思维，集中体现为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确立、现在看起来有可能把路越走越宽的“三步走”现代化战略。这个战略我认为它的精神实质或者它必然要把握的内涵，就是国际竞争合作中间非均衡发展状态之下的从追赶到赶超的全局战略。这方面显然有不同意见的争议。比如我们认为在华盛顿共识里有给人非常重要启发的一些认识，它最初始的理论假设是完全竞争，这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市场“看不见的手”的重要意义，也对接中央三中全会所说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总体而言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不仅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经济体，就是像美国这样的发达经济体，无一例外实际上都要解决不得不处理的一系列供给管理的问题，倒推出来的理论上的问题是什么？供给管理这种区别对待、突出重点的操作，一定对应的是不完全竞争，我们的基本结论就是：现实世界的真实图景不是完全竞争，而是不完全竞争，我们需要在进一步讨论问题的时候，把原来的完全竞争假设上升到2.0版的不完全竞争假设，这并不否定完全竞争这个假设在理论上的启发和重要意义，但是要指出它不够用了。在不完全竞争情况下，显然跟分行业考察的差异性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再往下当然就要引出产业政策的问题。关于一般竞争行业我们已经有了概念，所谓一般竞争领域是指竞争程度比较完全的那些领域，现实生活里我观察，比如餐饮业、理发业、服装业等等，似乎没有人想给它们施加产业政策，因为没有什么特别的必要性，可以认为这种行业比较接近完全竞争假设所给出的那样一个情况，但是真实世界里其他很多的行业却不行，你不考虑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等等，是感觉过不去了。

所以一般竞争行业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不完全竞争的行业，比如有些状态我们可以称为寡头竞争，一个行业里已经形成了几个实际上“大而不能倒”的这种主体，他们在竞争中可以形成一种同谋，甚至有的行业在某些阶段上会出现独家垄断，几乎把竞争因素都排除掉的局面。当然，如果从政府管理当局来说认为需要通过反垄断法来消除这种情况，当然一般认为也是合理的。反过来讲，反垄断法是不是也有产业政策、行业政策色彩呢？可以连同起来考虑。

如果把市场存在缺陷、政府需要干预的认识所引出的应有理论前提是不完全竞争假设确立起来，研究者面对的任务当然就更复杂艰巨了。比如要想研究供给管理，特别是优化的“理性供给管理”的问题，建模是很困难的，论文发表不出去，而研究工作者必须发论文才能评副教授、副研究员，以后还要评教授、研究员，当然对这样连模型都建不起来的问题，会望而生畏，但这并不表明，我们研究界对这个事情可以放弃研究的努力。

面对新一轮更复杂的供给侧结构问题突出而产生的研究任务，我认为要紧密结合“赶超战略”的思维。这样的一个战略，我观察和现在林毅夫教授他们非常强调的新结构经济学里的比较优势战略，是有共同点、也有不同之处的。林教授所强调的新结构经济学，还有我们现在表述的新供给经济学，都注重结构和供给侧的问题，这显然是共同的地方；都非常强调有效市场，还要加上有为政府――我们在表述上更多强调“有为”，还要加个“有限”，但是也是大同小异；但在这两个理论框架里的差异方面，我体会林教授他们的基本思路里是认为只要把握好了资源禀赋条件，进而对接比较优势战略，就基本解决了结构优化升级的问题，但我们觉得这还不足。这种比较优势战略有它的适应性，但是也有明显的局限性，它在实际生活里还难以有效地支持我们必须解决的超常规发展，即从追赶到赶超、后来居上的发展问题。比如最突出的是在国际合作与竞争的局面里，走在前面的先发经济体，会源于物质利益驱动而自然要打压后发经济体在所谓比较优势框架之下与它在高端的交易，换句话说，就是中国人现在已越来越多感受到的“花多少钱也买不来，人家决不卖给你”的高端技术，这是比较优势战略的认识框架没法去回应和解决的问题，而对于后发经济体真正实现现代化来说，这又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所谓“赶超战略”，当然要注意到它很容易走到有偏差的状态，以赶超为名违背客观规律，甚至有“大跃进”，使我们过去得到了非常严峻而惨痛的教训。但是实际生活里“小孩子和洗澡水不能一起丢掉”，要解决中国在落伍之后、以及被其他发达经济体甩下的这一大批发展中经济体摆脱落后状态的问题，所要选择的路径，必然是超常规的，从追赶到赶超的这样一种赶超战略，不可弃而不用，否则中国是不可能在落后以后再重新回到第一阵营的。这种从追赶到赶超的理论分析，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发掘，很有影响的西方一些学者，包括克鲁格曼等人，都已经涉及一个与后发优势对接的蛙跳模型，我们在新供给研究里，也把这样一种认识对接到以供给侧成功创新支持生产力往上提升，会带来整个经济社会阶跃式发展的曲线，它不是一条看起来直线式的倾斜上扬曲线，而是到了某一点量变为质上一个台阶、然后再到某一个点又可能上一个台阶，所谓分阶段整体跃升式的上扬发展曲线。这种超常规发展，在客观规律的探究方面是很有必要的，不是只限于主观的愿望，因为整个事物的发展就是不平衡的。西方学者也注意到英国超越荷兰，美国超越英国，怎么解释？我们认为这不是简单的比较优势战略能够包容的一个命题，需要比较直率地摆明看法。

如果从理论联系实际的角度来说，可说到的实证考察还相当多。比如我们观察二战之后的发展过程，日本人的供给管理和产业政策是做得有声有色的，虽然到了它的经济泡沫戳破以后，又有很多的反思――这里面肯定有毛病，有缺陷，但是在40年代后半期、50年代、60年代，至少那个阶段上做的一些事情，现在看起来应该肯定是十分明显地利大于弊，支撑了日本的经济起飞和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我90年代中期曾经在维也纳参加一个国际组织安排的学习，世行的workingpaper里有一个专题（后来我没有看到公开发表），专门讲日本的政策金融、财政投融资，所支持的就是非常鲜明的产业政策方面的重点：二战刚结束，以这种财政投融资――就是政策性的产业重整与发展的融资机制，支持的是重化工业的恢复，即钢铁、煤炭等等，然后很快转为50年代初抓住当时世界市场上的机会，支持日本的造船工业发展，再往后到50年代的后半期，支持的是自动化机械这种社会化大生产流水线及制造业效率提高，然后很快转入所谓“半导体”――现在听到半导体，就知道它后面对接的是信息革命。这种产业政策的支持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越来越带有对非一般竞争领域里的支持特色，比如最后支持的主要是日本的保障房建设等，但它仍然是可以与市场对接的机制。

我们再考察一下美国人的实践。在上世纪80年代，那时我还被称为中青年经济研究者――当年风行于全国的《亚柯卡自传》，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美国企业家谈自己怎么救活了克莱斯勒公司，他的那本书读下来给我印象很深的一个说法，是亚柯卡做了这么多讨论回顾以后提出的一个核心观点：重振美国之道就是掌握好industrypolicies――中文翻译为“工业政策”――实际上讲的就是产业政策。这种亚柯卡当时所最为看重的产业政策，我们也可以见于前述日本人发展中的经验总结等等，但是确实没有看见后来的学者把它纳入一个理论框架而把它充分地系统化。但到了这次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我们不用等待国外学者把新一轮的调控经验做条理化的总结，我们自己应可以从现实出发走到理论创新的前沿位置。

创新认识的起点仍然是看实践：美国人的调控实践显然跳出了主流经济学教科书讨论的范围，在危机发生之后，关键的节点上，美国人总结不救雷曼兄弟公司而使金融海啸迅速升级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教训之后，在后来相对果断地先后动用公共资源注资花旗、两房，一直走到以公共资源注资实体经济层面的通用汽车公司，而走到给通用注资施以援手，就成为美国实际上反危机过程的一个拐点，原来市场上弥漫的恐慌情绪得到了明显的收敛，再往后便进入一个复苏过程。作为世界第一大国，复苏过程中美国当局也运用了几轮量化宽松这样的需求管理手段，但同时做得有声有色、可圈可点的是一系列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的供给管理措施，这些措施是找不到教科书里的理论支持点或者相对应的较充分讨论的，但是它对于全局的意义一望而知。比如大家都知道的油页岩革命，不仅是在反危机的过程中提振信心和提升景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