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昕：理性市场的迷思？

《理性市场的谬论：一部华尔街投资风险、收益和幻想的历史》（以下简称《理性市场》）是一部奇书。乍看此书的副标题，不少学界读者会以为这不过是一部投资秘籍史而弃之不顾。其实，本书是一部如小说般精彩的金融思想社会史之作。说本书是一部思想史，是因为此书将高深莫测的金融学理论成果，一一拆解为清晰简明但又不失精妙的武功套路；说本书是一部社会史，是因为此书没有自困于学术象牙塔，而是将各路名家修行习武并行走江湖的掌故细细道来，学术思想的社会背景和经济功用一览无余。

本书核心的主题就是金融市场究竟有没有理性，这是拷问整个经济学灵魂的大问题，连带着，也拷问着市场自由主义的灵魂。如果说“理性市场理论”的内功心法是新古典经济学（或称“理性经济学”），那么众多新锐挑战者的内功心法则是“行为经济学”。

行为经济学并非经济学中的一个新研究部门，而是一种方兴未艾的新研究思路。《理性市场》记述了行为经济学在新古典主义一统的江湖中如何异军突起，尤其是行为经济学家与理性市场理论捍卫者的思想交锋，妙趣横生。

行为经济学的初衷在于修正主流经济学中的新古典市场模型，但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修正主义俨然有引发经济学革命的态势了。大家知道，作为主流经济学的基石，“理性人假设”假定每个人都有明确的偏好，而且都在给定约束条件下经过理性的计算追求自我偏好满足的最大化。所谓“理性计算”，自然是寻求最为经济的办法，即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所以“理性人”又称“经济人”。在英文中，自我定义的偏好与自我定义的利益（简称“自我利益”）是一个意思，因此“经济人假设”就是假定经济生活的参与者是自我利益的理性追求者。

很多人把“自我利益的理性追求者”理解为自私自利的人。在非经济学者，尤其是人文学者看来，自私自利者纯属小人。因此，对于大多数对经济学一窍不通的知识人来说，经济学无非是研究聪明小人行径的学问，但却被视为社会科学中的皇冠，简直是莫名其妙，匪夷所思。在道德主义思维根深蒂固的中国文人中，持这种看法而愤愤不平者更是大有人在。这种理解极其肤浅。其实，在英文中，常被译为“利益”的“interest”一词，也可以翻译成“旨趣”。因此“自我利益”也好，“自我旨趣”也罢，完全可以因人而异。利他主义的偏好也是一种“旨趣”，完全可以纳入经济学的理论模型之中。

对于“理性人”或“经济人”假设，真正的质疑出自行为主义者而不是道德主义者。行为主义者包括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心理学家，在他们眼里，所有的市场主体都是人，人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同一个人此刻与彼时的行为也会大不相同，而且大多数人并非凡事都经过“理性计算”，三思而后行。将芸芸众生简化为“自我利益或旨趣的理性计算者”，大千世界岂不变得整齐划一了？

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针锋相对，提出了“社会人”和“政治人”假设，强调人的行为如何受到社会规范和政治制度的影响。可“社会人”和“政治人”都抵不过“经济人”；相反，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影响下，理性选择理论反而在美国的社会学和政治学中逐渐占据了主流地位。

对“经济人假设”的最大挑战来自心理学。早在一九五五年，科学界罕见的全才人物赫伯特・西蒙就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思想，据此对个体在组织内的决策行为进行了研究，在一九七八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西蒙在美国经济学界备受尊崇，甚至被誉为“经济学家中的经济学家”，但客观上却是“经济学家之外的经济学家”。很多经济学家都能对西蒙的“有限理性假设”娓娓道来，但大都引而不用。西蒙对此淡然于心，他在心理学、政治学、行政学、运筹学、统计学、生物学、计算机科学等诸多领域鲲鹏展翅，几乎席卷这些领域的最高学术奖项，自然对经济学中雀儿低唱无暇顾及。顺便说，西蒙多次访华，对中华文化稍有心驰，取中文名司马贺。但在神州大地，鲜有经济学家识得司马贺的逍遥，司马贺在中国被视为人工智能和心理学大师。

自二十世纪中叶以来，认知心理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对人在不确定世界中的判断和决策模式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极少数心理学家以玩票儿的心态，挑战了经济学中理性主义的市场决策模式。很多经济学中的闲云野鹤，由此赫然发现了落脚的仙地。于是，过于笼统抽象单一的“经济人”，被各种“心理人”所取代。行为经济学应运而生了。

玩票儿的心理学家是两位犹太智者，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他们在战火环伺的希伯来大学潜心探究人的行为奥秘，刚过而立之年就已蜚声国际。据卡尼曼回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某一天，特沃斯基给了他一篇经济学论文，讨论经济理论的心理学假设，文章首句让阿莫斯的这位老小伙伴（卡尼曼年长特沃斯基两岁）惊呆了：“经济理论的传播者（即经济学家）是理性且自私的，而且其倾向性不大发生变化。”卡尼曼是一位谦谦君子，而他的不少同事就是经济学家，与他在行为上没有多大差别。由于这一契机，两位小伙伴开始合作，探究在面对风险的时候人们进行决策究竟是不是理性的。

经过五年的努力，他们写完了一篇论文《前景理论：风险下的决策分析》。这篇论文挑战了由博弈论开创者约翰・冯・诺伊曼和奥斯卡・摩根斯坦建立的并为经济学家奉为圭臬的“期望效用理论”，提供了诸多心理学实验，证明人在面对风险下的决策行为与经济学中理性决策模型的预见相背离，即人在面对收益与损失的时候会依据不同的参考点对决策的前景进行评估。他们把这篇文章投给计量经济学会的学刊《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a）。两位心理学家对该刊发表此文并不乐观，因为该文并没有计量经济学的内容；他们之所以选择这一学刊投稿，是因为他们的参考点较高：这份刊物刊发了不少有关决策问题的顶级论文，他们想与经济学界的高手切磋一下。高手之间总是惺惺相惜，他们的文章竟然通过了匿名评审，在学刊一九七九年三月号发表了。在此后的三十多年中，这篇文章成为《计量经济学》中引证率最高的论文，而两位心理学家的顽童心思竟然催生了行为经济学和经济心理学的兴起。二零零二年，卡尼曼与实验经济学（促成行为经济学大发展的另一个研究领域）的开创者弗农・史密斯分享了该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几乎横扫了心理学所有重大学术奖项的特沃斯基却在六年前不幸英年早逝（享年五十九岁）了。

在行为经济学发展的过程中，另一个里程碑性的人物是理查德・泰勒（RichardThaler，其姓又译“塞勒”；因本文所涉之书均采用“泰勒”，本文也就从之）。泰勒是经济学界的闲云野鹤。他在位于纽约州的罗切斯特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那里可是理性选择政治学的发祥地，其经济学系自然也为理性市场理论的支持者所主宰。泰勒的学业不错，不仅顺利获得博士学位，而且还留校在商学院任教，也发表了一些基于理性市场理论的学术论文。可是，在求学和执业的时光，泰勒却一直对生命和死亡的价值这类心理学色彩浓重的问题所纠结，撰写并发表过多篇论文，被大家视为“生命和死亡经济学”领域的权威。显然，这一声誉并不能帮助他获得商学院的终身教席。

在理性选择学派重镇教学的泰勒，不仅心思游荡在不那么理性的世界之中，而且还热衷于游学。一九七四年，泰勒在加利福尼亚游学的时候在卡尼曼助手的引荐下了解到两位心理学家的研究成果，从此他的身心再也无法平静下来。当他得知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将在次年到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时候，也申请学术休假来到了旧金山湾区的西岸。三人成为好友，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教泰勒心理学，泰勒教他们两人经济学。泰勒自此一发而不可收，论文源源不断，并终于在四十一岁时成为康奈尔大学管理学院的经济学教授。要知道，在经济学领域，四十开外才当上教授绝对属于高龄了，很多知名经济学家都是在而立之年不到就已登上教授之席。一九九五年，年近半百的泰勒来到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担任讲座教授，此时他已经成为行为金融学的奠基人和行为经济学的大宗师了。

一九七九年春的某一天，刚刚发表了“前景理论”的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来到罗切斯特大学拜访泰勒。泰勒在晚宴上“精心”安排了好辩的特沃斯基与罗切斯特的明星经济学教授迈克尔・詹森相邻。詹森是理性市场理论的信徒，他后来成为公司理论（尤其是企业融资和委托代理理论）领域的顶尖高手。如果有朝一日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审人青睐委托代理理论或更大的公司理论，那么桂冠花落詹森头上，应该是顺理成章之事。根据参加晚宴的另一位学者回忆，特沃斯基和詹森睿智而又令人忍俊不禁的对话，为理性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这两个学派日后的争论奠定了基调。

在席上，特沃斯基貌似漫不经心地询问詹森对老婆大人的消费决策有何看法，实则是对詹森进行了一项心理学测试。詹森不知是计，滔滔不绝地对妻子的不理智消费行为大吐其槽。特沃斯基又问詹森如何评价卡特总统，詹森回答：他是个傻瓜。特沃斯基又问：“你如何看待美联储主席的决策呢？”詹森答道：“全是错的。”接着，特沃斯基列举了一大堆各类市场主体进行决策的例子，詹森总能说出其不足。“那是不是可以这样看，”特沃斯基亮出狡黠的眼神，“就个人而论，尤其是对政策制定者而言，他们在制定决策时都会犯大错误，但就总体而言，他们做的都对？”

詹森恍然大悟，这是一柄指向有效市场理论的飞刀。“阿莫斯，看来你还是没明白。”詹森极为敏锐地接招：不理智甚至错误的决策或行为固然比比皆是，但都无关紧要，关键在于，即便诸多个体参与者呈现各种各样的不理智，但市场整体却是理性的；市场的奥妙恰恰在于，由于参与者众多，总有大量的市场参与者可以抓住其他人的不理智进行“套利”，最终会在一定时间内使市场回归理性。这就是市场的伟大之处。

这就是理性市场理论的核心思想之一，也是市场自由主义的思想支撑之一。人并不总是理性的，而且总是会犯错，市场主体自然也不例外，但由于市场决策的非集中性特征，这些不理智或错误的决策最终会相互抵消，而市场总体上还是理性有效的。可是，泰勒和新结识的小伙伴们并不以为然，他们认为，人类偏离理性的很多行为是系统性的，也就是说会朝着同一个方向不理智，或者在同一个方向上犯错误。泰勒告诉两位心理学家，经济学与心理学研究的对象是不同的人种，一个叫作“经济人”，另一个叫作“人类”。

从此之后，三位学者以及一批追随者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团队合作。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名字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顶级经济学学刊上，而泰勒则是完美地将两位心理学家的思想纳入了既有的经济学模型之中。《理性市场》的第十章以“迪克・泰勒赋予经济人以人性”为标题，凸显了泰勒的伟大贡献。或许是金融在商学院最吃香，也由于金融市场上不理性的行为比比皆是，泰勒的多数文章同金融问题有关。行为金融学的大发展也引起了华尔街的关注。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花旗银行CEO约翰・里德兼任著名慈善组织赛奇基金会的理事，这位商界达人对权威经济学家屡屡无法预测第三世界的金融危机而颇感失望，当然也对自己业务圈内无时不有、无所不在的疯狂行为深感困惑，转而对挑战主流金融理论的行为金融学产生了兴趣。在泰勒的影响下，里德推动赛奇基金会在此后的三十年中，成为行为金融学和行为经济学研究的最大资金来源。

当然，行为经济学的兴起绝非一帆风顺，反对者和嘲笑者大有人在，尤其是在芝加哥大学。有效资本市场理论大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米勒就是其中之一。一九九五年，在经济学界早已声名显赫的泰勒从康奈尔大学跳槽到芝大，却因米勒的阻挠而没有进入经济学系，只好栖身于商学院。泰勒来到芝大商学院后，依然由于金融学掌门人米勒的影响力，甚至不能开设金融专业的课程。于是，芝大商学院别出心裁，任命他为行为科学教授，而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一位行为科学教授讲授金融行为。正是美国大学内有学术权威性和学术多样性共存的奇妙机制，泰勒的影响力得以与日俱增，对新知如饥似渴的芝大老师和学生们豁然发现了一大片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