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富强：主流经济学的制度分析障碍

新古典经济学关注的既定制度下的个人选择，而制度经济学则关注制度本身如何确定问题；因此，承袭新古典主义思维的现代主流经济学本身是制度不及的，无助于制度的分析。这可从这样几方面加以理解：（1）制度本身是从习俗、伦理等演化而来的，但现代主流经济学为了打造所谓“客观”的经验科学，刻意地排斥文化伦理、社会正义等因素，从而必然无法真正了解制度的生成、演化和衰败；（2）具有社会共享性的制度根本上要关注社会利益，但现代主流经济学却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把制度视为个体的博弈均衡，并把这种制度视为自我维系的；（3）制度本身是不断演化和完善的人类创设之物，但现代主流经济学却基于自然主义思维，将实在制度视为普遍的和合理的，从而根本看不到现实制度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个体主义思维和抽象化分析，现代主流经济学解释、分析社会经济现象的视野就受到严重的限制，它看不到现象背后的实在结构，从而也就无法从根本上理清现实制度的问题，最终使得经济危机周而复始地爆发。

1.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伦理不及及其庸俗性

--基于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二分思维

本文部分内容载：《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伦理不及及其庸俗性》，《中山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本章导读：现代主流经济学强调经济理论与道德科学的脱离，同时又根基于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观。因此，在主流经济学的经济理论与政策主张之间就形成一道互为讽刺的风景线。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庸俗性表现为：（1）意识形态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将存在视为合理，并热衷于用复杂性的数理模型或选择性的统计数据为其政策辩护；（2）研究方法上的局部分析思维将本来相互联系的社会整体割裂开来，从而对世界的认知就或者流于肤浅，或者流于狭隘。在很大程度上，现代主流经济学犯了巴斯夏所称的“只看到了能看见的一面，而没有考虑到看不见的一面”的错误，那些坚持这种狭隘化思维并在此研究结论基础上鼓吹其政策的也只能是坏的经济学家。

一、引言

现代主流经济学内含着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观，从而使得市场原教旨主义日益偏盛：它不仅基于“无形的手”、科斯中性定理、帕累托效率原则以及“似乎”假说等为之提供理论支持，甚至还进一步地使用复杂的数学工具来构建数理模型或计量实证使这种理论“客观化”和“精确化”；而且，即使面对着市场机制已经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也以“两害相较取其轻”原则鼓吹市场并否定政府干预。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这种教条、以及对市场机制想当然的肤浅理解，中国一些经济学家热衷于贯彻“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信条，往往把时下社会工资水平等都视为一种不可改变的自然规律，从而将现实合理化并激烈反对受到广大社会大众和社会改革者们欢呼的《劳动合同法》和集体谈判工资制等；同时也否定收入再分配的正义性，主张实行所谓的“平税制”。

实际上，经济学根本上要关注人的需要及其变化，探究如何提高大众的社会福利和经济福利。康芒斯就写道：“经济学是处理人类努力谋生或努力致富时的各种问题。因此，经济学者首先关心有财富的市场和收益的分配所阐述的各种问题。”[1]尤其是，经济学要关注穷人福利的提高：（1）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中，富人都已经获得历史条件下的最大满足；（2）富人的快乐和幸福也需要以社会生活的普遍提高为基础，否则就会面临着安全、交往等方面的负体验效用。正因如此，经济学不仅应该关心市场和效率，而且也应该关心公平、正义、自由和人的尊严，应该将市场竞争和社会正义结合起来。既然如此，那么，社会经济制度的设立和改进不应该关注弱势者的诉求吗？人类社会不应该制定向穷人倾斜的分配制度吗？在现代主流经济学家看来，这些问题都只是伦理和道德的，而非科学研究所应涉及的。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现代主流经济学所潜含的伦理不及，从而就推出了一系列对穷人非常危险的政策。因此，本文基于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二分思维对现代主流经济学因伦理不及而产生的理论缺陷和政策困境作一剖析。

二、经济思想史中两个代表性案例阐释

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基于自然主义思维而将世界看成是和谐一致的以及存在即合理的，因为社会个体都是理性的自利者，个体互动借助于市场机制的“预定协调”功能就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境界；为此，它强调经济学理论与道德科学的脱离，反对在经济学中应用伦理学和讨论福利问题，而是要建立非价值、非道德、非意识形态取向的“纯经济理论体系”。显然，一旦将经济学中那些“不科学”的伦理学命题消除掉，就只剩下几条经济生活的经验主义原则；此时，通过运用演绎推理的逻辑方法，经济学家就能够找出这些经验主义原则蕴涵的理论和实践观点。正是这种思维，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主流经济学对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的偏爱和选择：它刻意地向物理学等自然科学靠拢，试图通过数学的大量使用来促进经济学更加客观和科学，甚至认为经济学的进步也主要体现在使用更高阶的数学工具来将既有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进一步逻辑化、严密化。问题是，正如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强调的，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独立于社会、文化、制度、习俗的“经济”，“经济”总是“嵌入”特定的社会、文化、制度、习俗环境中并打上特定背景的烙印；同样，任何一个现实的人总是“嵌入”特定社会文化和伦理道德环境中，任何经济行为都是在一定道德约束下完成的，离开道德环境，就不可能对人的经济行为作出有效的解释。[2]正因如此，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与现实往往相差甚远，依其结论而推行的政策往往加剧而不是缓和了社会业已存在的问题。

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所运用的数学工具越来越复杂，推理的数理逻辑越来越严密，但是，其思想深度却并没有多大实质进展，基本上还是沿袭和继承甚至停留在19世纪中叶以斯密、李嘉图、穆勒等古典经济学以及萨伊、马尔萨斯、西尼尔和巴斯夏等为代表的庸俗经济学那个阶段。科斯曾写道：“在过去两百年里，我们究竟都做了些什么？我们的分析当然越来越复杂，但是，我们并没有显示出关于经济体系运行的更高明洞见。而且，在某些方面，我们的方法还不如亚当.斯密。”[3]同样，亨特则写道：“新古典经济学已逐渐采取了深奥的数学分析形式，以至于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即经济学学生可能花了多年时间仅仅学会了这种分析工具和技巧，并对构成该分析基础的哲学和社会价值观变得一无所知。……深奥的数学‘烟幕’并未掩盖这些价值观。但是，这些在现代古典经济学家的作品中模糊的但又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哲学、社会和道德价值观，基本上与明确反映在马尔萨斯、萨伊、西尼尔和巴斯夏作品中的那些观点相雷同。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马歇尔和克拉克的作品开始逐渐地掩盖了这些价值观，最终用精确的、雅致的、深奥的数学建造了辉煌的丰碑。”[4]为此，为了审视现代主流经济学在研究思维及其相应政策上的缺陷，这里以古典主义后期马尔萨斯和西尼尔的学说为例加以剖析，这有两方面的原因：（1）他们是当时最主要的经院派经济学家，也是经济学说史的重要人物，而学说史上大师们的思想和认知往往比现代普通学者的意见更值得关注；（2）他们的思想和学说比目前一些学者更为大多数经济学人所熟悉，从而使得这里的分析更便于为读者理解。

（一）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及其反社会救济的观点

马尔萨斯是英国第一位政治经济学教授，第一个主持东印度学院有关历史、政治、商业与财政的讲座，也被认为是最早也是他那个时代惟一的专业经济学家；其研究思维不仅直接地指向了马歇尔体系而成为马歇尔体系的真正先驱，而且潜含的自然选择思维又产生了现代主流经济学所信奉的“适者生存”社会进化论。尽管马尔萨斯的经济理论涉及到对货币的分析、分配理论以及一般过剩理论等众多方面，但他主要以人口理论出名，而且，他的其他理论几乎都是以人口理论为基础，因而这里就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作一剖析。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前景上，马尔萨斯充满了悲观和忧虑，他确信人口超出粮食供给是不可避免的，没有任何希望可以通过人们的理性决策来解决社会问题；而且，困扰社会的罪恶与苦难不应该归咎于罪恶的人类制度，而应归咎于人类极强的生育能力。马尔萨斯的分析存在两个基本假定：（1）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而提供食物的土地数量有限且土地边际收益的递减；（2）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会保持现状。相应地，他也就提出两个基本命题：（1）当人口不加限制的时候，将以一种几何级数增长，因而每25年人口总数要番一番（相当于年增长率为3%）；（2）甚至在最好的情况下，生存资料也不可能以快于算术级数的速度增长。[5]正因如此，马尔萨斯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人口具有高收入弹性的情况下，潜在的人口增长和食品供给之间将会越来越不协调，并呈现越来越大的差距；显然，这种发展趋势最终会引发社会危机，从而人类社会就必须要避免人口的过快发展。

那么，这一危机是如何得到解决的呢？马尔萨斯认为，对人口增长的最终限制除了有限的食品供应外，还有其他两种基本手段：一是积极的限制，如传染病、战争、饥荒、灾殃等等各种灾难都能够直接提高死亡率；二是预防的限制，如通过晚婚或禁欲以达到对于性生活的自觉和有意识的限制而降低人口出生率，这又包括道德抑制（如节欲、推迟结婚等）和罪恶抑制（如避孕、堕胎独身主义）两个方面。在马尔萨斯看来，罪恶和灾殃是古代社会的抑制方法，而现在社会中则是道德抑制占优。同时，尽管马尔萨斯把“道德约束”看成是减少人口压力的一种方法，但他却又特别怀疑自愿的计划生育；究其原因，这依赖于人类理性的完善，而马尔萨斯对人类理性并不信任。因此，马尔萨斯强调，没有多少指望这种约束是自愿的，直至晚年仍坚持“没有任何理由假设，除了获取足够的生活必需品的困难以外的任何东西，能使这么多的人不早早结婚，或阻止他们建立尽可能大的健康的家庭”。[6]正因为对人口抑制的自愿方式持不信任的态度，因而马尔萨斯强调通过强制方式来减少人口增长率的必要性，而表现两种途径：一是通过大自然的强制提高死亡率，二是是通过贫困等迫使人们缩小家庭规模。显然，前者就预示了人类社会所逃脱不了的如此命运：人口过剩――饥荒、瘟疫、战争――人口与生活资料的平衡――人口过剩……；而后者则意味着贫困与人口舒缓增长之间存在因果联系，这是马尔萨斯反对济贫法以及扶助穷人的主要原因。马尔萨斯的分析框架见下图：

基于这种人口学说，马尔萨斯几乎反对任何类型的社会救济和有利于穷人的收入再分配，强烈反对英国自1601年开始实施的由教区向穷人提供粮食、衣物、住所等物质帮助的旧济贫法。因为在马尔萨斯看来，给穷人更多资助的济贫法不仅会鼓励懒惰和浪费，而且会促使他们建立自己不能赡养的家庭，使更多的儿童得以生存下来，从而进一步“产生它所养活的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