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以结构性改革破解结构性难题

当前，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双重挑战下，各经济体需采取共同行动，协力推进经济转型与结构性改革进程。对我国而言，一方面，经济转型面临诸多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与问题；另一方面，经济转型升级又蕴藏巨大市场空间和增长潜力。发力经济转型，以经济转型为目标推进结构性改革，成为全球性重大课题。

在增长与转型高度融合的新阶段，主要不是在现有结构中寻求“稳增长”的药方，而是要在经济转型中挖掘“新增长”的源泉。日前，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结构性改革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推进以经济转型为目标的结构性改革，将对中国经济今后发展以及全球经济增长和经济治理格局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经济转型决定增长前景

中国经济导报：就现实情况看，无论是美国、欧洲这样的发达经济体，还是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经济体，都需要通过经济转型去寻找可持续增长的新动力。那么，经济转型会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怎样的作用？现阶段经济转型又遇到了哪些问题？

迟福林：首先，经济转型滞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生活中的突出矛盾。主要表现为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不相适应，需求引导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这使得产能过剩与供给不足的矛盾并存。从产业层面看，中国的产能过剩究其根源在于工业转型严重滞后。为此，在去产能的同时，也要加快工业转型升级。从区域层面看，某些地区经济增速严重下滑，根源也在于经济转型滞后。以东北地区为例，如果没有经济结构转型的重大突破，实现东北新一轮振兴的目标相当困难。

此外，经济转型蕴藏着巨大增长潜力。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将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之一：首先，13亿人的消费结构升级蕴藏巨大增长潜力。预计到2020年，我国城镇居民的服务型消费支出占比，将由2015年的40%左右提高到50%左右；城乡居民的消费总规模，有可能由2015年的36万亿元扩大到5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稳定在65%以上，基本形成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其次，到2020年，我国的服务业占比有可能从2016年9月底的52.8%提高到58%左右，服务业规模有条件在2012年24.3万亿元的基础上实现倍增。随着中国生产性服务业较快发展，“中国制造”正由生产型向服务型转变，有望形成制造业竞争的新优势。此外，未来5~10年，我国仍处于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快速转型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向各类城镇不断集聚，将产生巨大新增消费与投资需求。

如果经济转型能在多方面取得重要突破，我国就有条件在未来10年实现年均6%左右的增长。更重要的是，这个增长将是有质量的增长、可持续的增长。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

其一，短期与中长期。当前，人们对短期的经济增长比较担心，把“稳增长”看得很重。短期“稳增长”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打破可持续增长的掣肘因素，通过经济转型有效释放巨大增长潜力。同时，解决短期问题也需要从经济转型入手，立足2020年取得经济转型实质性进展这个中期目标，化解短期矛盾，实现标本兼治。

其二，潜在增长率与经济转型。潜在增长率主要取决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当前，仍有不少重要资源尚未实现市场化配置，这使得潜在增长率大打折扣。讨论未来经济增长前景，主要取决于经济转型与市场化改革的实质性破题。

当前，中国经济转型与世界经济格局变化交织在一起，双向相互影响明显增强：一方面，未来几年全球经济仍将处于弱增长态势，世界经济格局仍在继续寻找新的平衡，这会给中国经济转型带来多重影响与冲击；另一方面，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影响日益增强。估计未来5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的贡献率将保持在25%~30%左右。

结构性改革决定转型进程

中国经济导报：G20杭州峰会后，各经济体都对结构性改革更加重视。加快实现结构性改革突破，已不仅仅是为了解决我国在经济增长中遇到的困难，更是全球应对经济增长乏力、推进经济转型的重大举措。中国作为转型中的大国，应该如何破解经济转型中的结构性问题？问题的核心在哪里？

迟福林：核心是改革，关键是改革，改革要突破，改革要落地。经济转型直接依赖于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决定经济转型的进程。

经济转型的本质，是通过结构调整和制度变革，实现结构再平衡和结构升级。当前，我国经济转型面临着工业领域产能过剩和服务业领域产品供给短缺的双重矛盾。解决这个结构性矛盾，既要有全球化眼光，按照市场原则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由此促进国际产能的合理布局和优势互补；又要加快自身结构性改革进程，实现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动态平衡。

我们要以结构性改革破解经济转型的结构性矛盾。要把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作为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这需要尽快打破服务领域的行政垄断和市场垄断，以提升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要把改善营商环境、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作为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任务。

这其中，需要注意三个方面：第一，加快国有企业向国有资本的转型，破题混合所有制改革，为社会资本提供更大的市场发展空间；第二，严格保护产权，尤其是知识产权和企业家创新创业收益，稳定企业家预期；第三，以降低企业的制度成本为重点，深化简政放权，加快监管转型，改善优化企业发展环境。

现在，以经济转型为目标的结构性改革正处于重要历史节点。结构性改革触及现有的世界经济格局，触及多方面利益结构，知易行难，突破更难。推进以经济转型为目标的结构性改革，就是要立足于制度变革破解结构性矛盾，释放改革红利，形成经济转型的最大推动力。

“两只手”关系决定改革成效

中国经济导报：在结构性改革过程中，政府扮演的角色不容忽视。那么，政府的首要任务是什么？在国际国内市场高度融合的今天，政府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迟福林：今天，中国作为转型发展大国，需要用全球视野，以市场开放为重点，拓宽经济转型的市场空间，放大结构性改革的市场效应，要将结构性改革建立在各经济体市场相互开放、互利共赢的基础之上去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并从制度上保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推进市场开放是结构性改革的当务之急，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客观需要。市场开放是经济转型与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更是全球结构性改革面临的重大课题。

对中国来说，需要把市场开放的重点放在服务业领域，通过服务业市场开放释放市场活力。

第一，推动国内服务业市场开放与服务贸易开放相结合。这不仅有利于拓宽国内投资渠道，而且有利于拓宽外来投资空间，由此利用社会资本和外资做大服务业“蛋糕”、促进服务业发展水平和结构升级。

第二，推动“一带一路”与建设自贸区网络相结合。以服务贸易为重点，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依托，打造高标准自贸区网络，推动全球性、区域性自由贸易进程，可以使“一带一路”在加快沿线国家经济转型和结构性改革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第三，推动国内自贸区建设与服务贸易开放相结合。以服务贸易为重点加快自贸区转型升级，使之承担起服务业市场开放先行先试的重要作用。

此外，还应推动经济全球化与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区建设的结合。

从现实看，贸易保护主义往往意味着保护落后产业、排斥市场开放和市场竞争，往往意味着政府对市场有更多不当干预。有效发挥政府作用，就是要主动推进市场开放，创造全球范围内的更大市场；就是要在开放中加快监管改革，完善监管体系，防范系统性风险。所以，推进市场开放是各国政府的重要职责。

来源：中国经济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