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更好发挥市场作用

2015年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隔日，11月1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以消费升级促进产业升级，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扩大内需”。自此，供给侧改革成为2016年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

一．为什么要推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推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中国当前所面临的经济形势有关。

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为6.9%，为1990年以来的25年新低。与2007年的14.2%相比，用“腰斩”一词并不为过。

中国经济增长持续下滑，与我国经济发展处于“三期叠加”的历史性转折阶段有关，突出的是结构性问题。在供给与需求这对主要矛盾中，当前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供给侧。我们看到，一边是经济持续下行，一边是新的消费需求大幅上升，投资、出口增长乏力，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却不断增强；一边是传统行业产能过剩严重，一边是新兴产业和高端制造业热火朝天；一边是政府行政效率低下，另一边是类似教育、医疗、养老等应当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与服务极端稀缺。

按世行归类，中国目前已经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但大量人群仍属于中低收入人群。中低收入人群由于收入不足，对中低端产品需求不足，但资本和资源过度涌入中低端产业，造成产能过剩。此外，中国相当一部分属于中高收入人群，这一部分人群消费结构面临升级，但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进入中高端产业不足，使得国内市场上中高端产品供给受到严重抑制。

要使需求与供给错配向结构对应，供需平衡转化，需要采用调控宏观经济的两个基本手段。一是需求侧管理，重在解决总量性问题，注重短期调控，主要是通过调节税收、财政支出，货币信贷等来刺激或抑制需求，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二是供给侧管理，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需要从生产端入手，重要是促进产能过剩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成本，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因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更好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而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二．理论渊源――供给侧改革“与里根经济学”

讨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提到“供给学派 ”与“里根经济学”。“供给学派”由美国经济学家裘得・万尼斯基在1975年命名。与凯恩斯传统“需求”经济理论相反，“供给学派”强调的是，“供应”与“需求”关系中的“供应”一边，即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从供给着手推动经济发展，增加生产和供给首先要减税，以提高人们储蓄、投资的能力和积极性。这就是供给学派代表人物拉费提出的拉费曲线，亦即减税曲线。

拉弗曲线是一个简单的描述税率与税收关系的模型，意在说明，提高税率不一定能增加税收，税率的提高超过一定的限度时，企业的经营成本提高，投资减少，收入减少，即税基减小，反而导致政府的税收减少。因而适时降税反而能够取得好的效果。

拉弗曲线

供给学派还认为，减税需要两个条件加以配合，一是削减政府开支，以平衡预算，二是限制货币发行量，稳定物价。供给学派是针对70年代美国出现的十年滞胀所下的一副猛药。凯恩斯主义是典型的需求管理，刺激需求，而供给学派侧重于对供给端的改革和优化。

上世纪80年代，“供给学派”在美国风生水起，影响甚远。供给学派之所以能够得势，主要归因于以下两方面因素，一是二战以后盛行的凯恩斯的需求理论在70年代的失效，导致滞涨现象的出现；二是具有保守理念的里根在美国政坛上得势，当选为美国总统，“供给学派”提出的减税经济政策正好顺应里根低税收的价值观和理念。供给学派在一定意义上丰富了里根的经济思想，并成为里根经济学的重要支撑。

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主要内容包括支持市场自由竞争、降低税收和公共开支、降低政府对企业经营的控制等。人们普遍认为，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是以供给学派为基础的，这些政策带来了美国80年代中后期的经济持续繁荣，但并没有解决美国经济深层次的问题。

供给学派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相似处。相似之处在于，都鼓励市场自由竞争，让市场看不见的手发挥更多的作用。但其含义有很大不同。当下需要注意防止出现的一个倾向是，防止通过供给则结构性改革强化政府的作用，而不是市场的作用，那样只会使这项改革难以达到预期目的。

“供给侧”与“需求侧”相对应。需求侧有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三驾马车决定短期经济增长率。而供给侧则有劳动力、资本、技术与制度四大要素，这四大要素的改进本质上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短期一蹴而就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生的影响是长期问题，需要做深层次的制度规划和长期调整的准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涉及“短期问题”，比如消灭过剩的供给能力，例如“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都是短期需要解决的问题。建一个工厂至少需要三年和三年以上的时间，属于长期问题，但是关掉一个工厂，如果不考虑更多的社会因素，却很快能实现。过剩企业资源占用过多，好的企业成本就会提高。一些地方的“僵尸企业”，靠地方政府补贴，继续吸血，继续浪费资源，导致整个行业供给能力衰落。因而需要下决心处理好“僵尸企业”，把过剩的部分尽快消灭掉、重组掉，不使更多资源陷到里面去，从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增长质量，促进经济增长，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当前、在短期内的现实意义。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是释放市场活力

需求与供给错配，从更深层次分析，是市场潜力没有得到完全释放，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多现象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致使创新因素难以汇集，难以成为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积极力量。因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既要严格遵循市场规律，运用市场机制解决问题；同时还要限制政府行为，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在一些领域更好发挥作用，而不是更多地发挥作用。相当多的领域，特别是竞争性领域就需要退出，一些领域，还需要强化，例如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进而更好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目前的问题是，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认识存在误区，一些地方的实践和一些做法，不是强化市场的作用，而是进一步强化了政府的作用。这与中央的初衷是不吻合的。

应当认识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再走政府用行政手段干预经济增长的老路，而要痛下决心破除行政垄断，切实减少和消除经济体系中的扭曲，最终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通过市场化手段引导资源向更富有效率的领域集中，而不是相反。

中国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从1978年改革开放时算起，已经有38年历史。1993年党的14届3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已经有23年历史。但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和不完善也十分显然。例如，以创新的制度环境为例，产权意识缺乏，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更是缺乏，知识产权保护措施不力，致使创新激励机制缺乏。此外，行政审批事项环节多、名目繁杂，虽然近年来国务院在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力度不小，但在现实生活中，似乎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世界银行2015年对世界189个经济体进行了评估，在中国开办一家企业平均需要11道手续和33天时间，而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数字是5道手续和9天时间。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提供的信息，2016年1-6月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158797亿元，同比名义只增长2.8%，较之去年同期民间固定资产投资154438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1.4%，应当看作大幅下降。这其中，大量改革措施没能得到很好落实。民营企业税费负担重、社会保险费率高、物流成本增加等，都抬高了企业成本。因而，如何进一步摆脱体制和机制的束缚，释放市场活力仍是当下应当给予高度关注的话题。

改革的正确方向或判定标准之一，应当看是否有利于市场潜力和社会的活力的释放。凡是市场能够做到的交给市场；凡是社会能够做到的交给社会。李克强总理在上任之初提出的“两个凡是”，完全符合改革的方向。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针对的问题是结构性的，但其核心和实质则是体制性的。即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中国市场经济体制，需要进一步释放市场活力和社会的活力。例如，一些领域，需要进一步放松管制，打破垄断。目前，电信、金融、教育、文化、养老、体育等领域被严重垄断和高度管制，一方面阻碍了社会资本的进入，另一方面导致这些领域供给严重不足，效率低下，价格过高。因而，放松管制，打破垄断，引入社会资本平等竞争，同时扩大更高层次对外开放，推进金融、贸易、物流、信息服务、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对外开放。平等对待中国企业走出去拓展国际市场，扩大境外项目合作，带动发电、轨道交通、钢铁、化工、有色等装备和产品出口，都是释放市场活力的重要内容。

因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确方向是要坚持市场化、法制化道路，用能够支持激励创新和创业的体制去推动实现结构的改善，而不是采用政府出手、政府对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办法。

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词是“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