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2017年中国宏观经济稳增长的逻辑需要调整

感谢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的邀请，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相对短期的话题，刚才各位嘉宾已经对于我们一些战略性的问题提出了很好的新方向，有了新方向就会有新希望，如何将一种方向转换成我们的一些行动，需要我们一些短期的思维，现在受关注的最重要的短期问题就是明年我们的几大目标，逻辑到底怎么进行排序？也就是说传统的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控风险、惠民生，这几大目标往往在中期里面是冲突的，在短期是理不顺的，从而导致我们虽然有很好的战略，但是难以有很好的举措，因此明年我们的稳增长目标怎么确定？以及我们整个宏观经济政策落脚点到底在什么地方？这就是我们在三季度数据出来之后必须要立即思考的短期问题。

对于目前的增长问题我们要有清晰的认识，到底目前的状态怎么样？我们总有一些套话，我们现在是艰难期，我们很困难，最后大家都会发现，年年困难，年年难过年年过，最后年年过得还不错，最后一总结都不错。今年第三季度的数据出来也是“不错”，但是这种不错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我们怎么认识。

这个图形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名义GDP的增速已经出现强劲的反弹，去年名义GDP的增速最低只有6.0，有些人讲6.0就没有了，因为统计局的帮忙，所以还出现了比较不错的状况。有的时候我们也谈到，这不一定是统计局的帮忙，为什么？数据真不真实要看大家的感受，也还要看一些各种参数的匹配性。

今年我们就会看到，实际增速稳定在6.7，但是名义增速出现了加速性的上扬，这个加速性的上扬很重要的来源于工业摆脱了50多个月的低迷箫条状态，这是我们一个很本质性的变化。当然这种变化到底来源于什么？是我们经常要反思的一个问题，是来源于“三去一补一降”，还是来源于国际市场的变化，还是来源于我们在一种行政性调整上用力过猛导致的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一些思索。

我们还有一些更重要的参数，就是我们看到的城镇新增就业，这个就业我们会看到的是，判断增长性质很重要的标准除了物价水平、GDP增长速度，还有一个我们政府最为关注的是就业状况，我们第一个感觉是现在招工难、招工贵的问题并没有延缓；第二个感觉是目前城市就业中心数据还是大于1；第三个感觉是登记调查失业率是5.0左右，更重要的是城镇新增就业今年估计会达到1400万，因此这里面导致的我们在GDP持续回落的过程中我们的就业状况却在不断的改善，原因是什么？核心原因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我们的结构和我们的不平衡调整可能并不像很多人所想象的那么糟糕，也许就是我们结构的调整已经在大踏步地前进，导致我们对于人口的需求、劳动力的需求发生巨大变化。我们按照新的投入产出表测算出来的，目前工业领域每年游离出多余的劳动力是570万左右，但是我们的生产性服务业每年新增的就业量在1500万左右，还有我们消费性服务业所新增的就业在1000万左右，再加上农民工新的增长，实际上我们就大致能看到这样的数据，也就是刚才我们所看到郑主任和东升董事长谈到的，中国工业化向服务化大幅度地转变实际上在宏观经济的参数上已经得到了很明确的表现，这种表现就要求我们思考我们对增长性质的判断，也就是说我们原来传统的目标可能必须要做出调整。如果不做出调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是刻舟求剑，我们可能在传统目标的坚守上使我们用力过猛，导致我们在过渡的救助、过渡的刺激中失去了我们调整、改革的契机，所以这个图形很重要。

我们也会看到目前最近的参数发生更重要的一些变化，特别是信心指数的变化，在三季度的变化非常明显。目前我们关注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信心问题，我们经常要讨论中国信心的来源到底是什么？我们想六中全会之后这个信心大家会有很大的变化，三季度的变化无论是从实体经济层面还是金融层面可以体现得比较明显。

我们刚才所看到的增长的几大方面的确不错，但我们要谈到的是，我们维持这样的增长很有必要，但是他带来很多的隐患，同时我们也会看到，也许我们在增长上的用力有过猛的嫌疑。大家看到这个图形，就可以看到我们目前的增长方式，传统的出口投资型驱动模式转变成信贷投资驱动模式，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我们结构大调整中，外需主导型向内需主导向进行转变，这个转变中，转得过猛出现断崖式变化，转得过慢我们又陷入另外的困局，由此我们要靠大规模的投资填补空缺，而投资来源于我们大规模的发行债务。我们看到的固定投资与GDP的比率现在已经达到了81.9%，M2除以GDP的比率已经达到了2.1的水平。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投资的效率急剧下降，特别是投资中的固定资本形成率下降得非常迅猛，资本产出率下降得更猛，今年估计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总量60万亿左右，但我们在GDP里面的资本形成率只有50%左右。实际资本的形成只有不到30万亿，但是实际投资额完成了60万亿，效率只有50%多一些，我们就会发现大量的投资金额是在打转，即使在实体经济表现上也是打转，是左手倒右手的故事。更重要的是大家会看到，投资收益率下降得也很厉害。

我们这几年大规模的投资主要是由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进行主导，这个主导导致的第一个效应就是民间投资占比下滑，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效应是我们所看到的民间投资结构逆势发展，因为我们讲的现在投资里面61%是在第三产业，62%是民间投资，而民间投资投到第三产业的比重，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很惊奇的现象，2015年是下降的，为什么民间投资在服务业里面被挤出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民间投资被挤出是一个现象，更严重的问题是民间投资在我们的第二产业里面还维持着比较稳定的比率，但是在第三产业里下降得很厉害，因此我们经常讲的，我们希望中国的转型要从工业化向服务化进行大踏步前进，主导的力量到底是谁呢？未来谁来主导它会更好呢？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会看到的下一步的后遗症，就是我们大量的国有企业，大量的企业向公共服务、第三产业进行全面进军，最典型的就是房地产业。这里面的后遗症实际上是我们更需要考虑的。

最近的政策着力点和政策动力点不相匹配，我们的政策着力点完全在于投资，但是增长的着力点是什么？是服务业，是消费，但是我们在服务业和消费里面真正的政策着力点并不多，这就导致我们目前整个的稳增长政策逻辑与未来中期的一些战略转变逻辑出现了一些冲突。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由于我们要大规模的无效率投资，结果就导致在投资规模上扬的基础上投资效率下降，债务积累大幅度上扬，国家的总债务率和企业的债务率，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债务率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我们预计今年国家总债务率会达到261%，当然不同的测算不一样，而企业债务率达到了184%，这是很头疼的一个数据。

同时我们也会看到IMF等很多机构都提醒了，你的信贷对GDP的趋势，这个值的偏离已经很大，当然很多机构都在做这样的发布，我们一般认为大可不必太相信他们的这些指标，他们这些指标的设定总是按西方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来设置的，中国有中国的特色。即使有中国的特色我们也得要关注这些参数近期的重大变化。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这几年的确我们的风险在一个台阶向一个台阶进行迈步，很多的事件是越来越大，我们需要反思，需要看到我们经济稳定、健康的基石可能已经悄悄发生一些变化，而不是原来简单的维持六点几或是7%的增速概念，核心概念是风险的问题。

最近大家看到我们的一些价格变异大幅度的变化，银行的信贷缺口和风险程度大幅度的上扬，从这些角度我们就会看到，我们明年稳增长的一些逻辑基础要有所调整，这个调整我们认为第一个是控风险是稳增长的关键前提，而不是以前理解的增长速度是资金可持续的基础，这个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当然这里面我们列举了很多我们需要在未来必须高度关注的几个点，比如说房地产价格，现在我们关注的是价格暴涨，但如果价格下来了，即使明年短期几个季度下来之后，我们会出现一些什么状况？这是我们要思考的。当然从中期的数据来看，还是支持我们一、二线城市价格有稳定上扬的基础，但是短期的调整，特别是中国目前在这样一种预期调控和混乱的状况时，房地产市场的变异是我们高度关注的。第二个我们所看到的资产荒问题，能不能解决？刚才郑主任和东升董事长都谈到，土地这个大市场能不能成为下一个资本承载的载体，以及我们的国债能不能成为未来资产荒的解决突破口？这里面需要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战略部署。第三个是汇市、房市、资本外逃多市场共振的问题能不能克服，这些是我们重点关注的。

稳投资虽然短期稳增长，但是教条性的稳投资，必然导致投资结构进一步的恶化和债务进一步上扬，因此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测算。一是我们明年要维持8%的投资增速增长，我们政府要短缺的资金，政府和国有企业短缺的资金基本上是在4万亿左右，也就是说你要维持现在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投资今年总体的规模达到25万亿，明年要想增长保持在20%的水平需要5万亿，新增5万亿的投资量，这个投资量能拿出来吗？我们的答案是比较否定的。

也就是说简单的通过国有来稳投资是不可持续的，为什么？第一个是债务不可持续。第二个是市场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债务发行规模。第三个很重要的是政府本身结构性问题更严重。第二是市场型的投资能不能接过我们的接力棒呢？我们认为这个答案也是不确定的，我们目前虽然民间投资增速从8月份的2.5反弹到4%的水平，但是这种低水平的波动在未来会延续，这种延续很可能明年一季度随着房地产市场的短期调整，很有可能还会下行。怎么接过这个接力棒是一个关键点，这个关键点我们认为还不能够就民间投资谈民间投资的故事，为什么？因为它需要的是我们的改革方向、改革具体战略性举措必须出台，来确定我们的一些信心，这一点全体社会已经心知肚明了。

今年的消费还不错，而消费不错里面很重要的两个亮点一个是汽车，一个是公共服务，这两个点为什么不错？特别是汽车。跟消费税、购置税的减免有很大的关系，就会发现中国的消费好象还经不起刺激，一刺激还可以。但是我们在消费政策上、收入政策上面很头疼，特别是我们所看到的今年发生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已经低于GDP的增速，工资的增速已经低于GDP的名义增速，因此支撑消费很重要的动力机制在于居民的收入，因此明年保持消费不仅仅需要我们的短期消费政策的发力，更需要我们在民生上、转移支付上要有大动作。改革的获得感对于老百姓而言最核心的一点还是收入，如果我们在这上面不做力，问题就会很大，这种做力有没有可行性？我们的可行性是政府和企业的投资，每年减少十个点，意味着我们能空出2万亿的资金出来。2万亿的资金我们可以发现，在目前整个转移支付占财政的收入就是20%，我们现在整个财政的支出规模今年可能达到16万亿的水平，但16万亿大家一定记住，它的20%就是三万多亿。如果我们在投资上面做一些文章，调整为我们的消费基金和转移支付的专项基金，我们的故事会逐步逐步发生一些变化。

明年即使在短期，我们在很多思路上都要做出调整。我们并不一定需要目前6.7%以上的增长速度，为什么？因为我们就业市场所表明的增长状况还是不错，目前整体的增长状况有过渡救助的嫌疑。第二个很重要的是我们投资的结构性问题是我们在短期需要高度着力的新的点。第三个是我们必须将我们的投资基金有很大幅度的转移，转向我们的消费基金和转移支付，转向我们的民生工程，这种转向短期里具有可行性，不是没有可行性。

明年的故事可能会延续今年的很多故事，但是在我们讨论中我们需要给大家提醒，风险是明年的核心，是增长的前提，谢谢大家。

本文根据现场速记整理，已经演讲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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