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国强：如何实现科学有效的体制机制重构与完善

内容提要：当下中国正在推进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的全面深化改革，如何避免诸种机制之间的内在冲突及其潜在的激励扭曲结果，是改革过程中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为此，有必要对机制设计理论进行回顾梳理及介绍，注重成功改革的方法论及其工具，以更好地指引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未来。

关 键 词：机制设计理论  微观经济学  激励相容  国家治理现代化

机制设计理论是近30多年微观经济学领域内发展最为迅速的分支之一，与之相关的信息经济学、激励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合同理论、拍卖理论、匹配理论、市场设计理论、网络理论等成为当前经济学中最为重要和活跃的研究领域，在经济现实中尤其是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也得到了极为广泛的应用。用通俗的话来讲，机制设计理论所讨论的问题是：在个体自利性和信息不对称这两个最大的客观现实条件下，对于任意一个大到一个国家的顶层设计，小到一个单位或家庭的委托代理关系所想要达到的既定目标，能否并且怎样设计一个机制(即制定什么样的方式、法则、政策条令等规则)使得个体即使主观上追求自身福利、利益或效用，其客观结果也可达到社会、集体、改革者、上级或设计者所想达到的目标。①

当下中国正在推进的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的全面深化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场非常深刻的制度变革，因而会涉及一连串的各式各样机制的设计，包括中央顶层机制设计。那么，大机制嵌套着小机制，旧机制伴生着新机制，如何避免诸种机制之间的内在冲突呢？这是在改革过程中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为此，有必要对机制设计理论进行回顾梳理及介绍，注重成功改革的方法论及其工具，以更好地指引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未来。

社会主义大论战与机制设计理论体系的奠基

机制设计理论给出了一个高度抽象和一般化的基本分析框架，使得研究各类不同机制如何影响参与人之间的互动行为及最终配置结果成为可能，而市场机制、计划机制都只是其中的一种机制对象。之所以产生这样一个理论分析框架体系，是受到20世纪20、30年代社会主义大论战②的影响。当时，一批经济学家特别是奥地利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密集发表文章，试图证明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是行不通的。他们对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最大的批评是，计划经济不可能获得维持经济运转所需要的充分信息。在其分析框架中，社会主义经济机制是一个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每一个基层单位或企业向中央机构传送有关生产技术、运营成本、消费需求等方面的信息，再由中央计划机构制定非常详细的生产计划，并下达给企业。制定这样一个计划的前提是，中央计划机构需要知道消费者的偏好结构、需求及企业的生产技术条件，并且建立和解出数以千万乃至亿计以上的供给和需求联立方程组，这是当时的计算技术条件所无法达到的，现在也基本上不太可能。即使可以解出，但由于收集数据和计算所需时间过长，人们的消费偏好和企业的生产技术条件早已改变。所以，他们认为，中央经济决策部门不可能全面、及时、准确地获得中央计划所需要的信息并合理地使用这些信息。

论战另一方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兰格(Oskar Ryszard Lange)和勒纳(Abba P.Lerner)。他们认为，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仍然可以利用市场机制，从而做出了将市场机制导入计划经济的首次理论尝试。他们的主张是：虽然生产资料收归国有，但消费品和劳动力价格还是通过市场来定价，而生产资料的价格则由计划机关模拟市场，按照与竞争性市场机制相同的“试错法”(Trial-and-Error Method)来决定。这就是著名的兰格模式。对于企业而言，每个企业应根据边际成本等于中央计划委员会所制定的产品价格来确定生产水平。在一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在数学上可以证明这种机制可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兰格和勒纳所建议的，是一种分散化的社会主义经济机制，或者说是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机制。这种机制旨在解决信息问题，却被米塞斯形容为像一个有“三角的四方形”观念一样自相矛盾。

兰格的这种分散化社会主义机制并不能解决随之而来的激励问题，也就是在个体逐利和信息不对称的现实约束条件下，怎样激励基层单位完成中央计划机构下达的任务，并且是严格按照边际成本等于价格来组织生产。由于生产成本和边际成本都是私人信息，如果不追求利润最大化，为了较容易地完成计划，企业就有足够的激励来高报成本，减少生产。并且，在规模报酬递增的生产情况下(比如对具有规模经济的国营企业)，生产的边际成本小于平均成本，按照边际成本定价的企业就会亏损，长久下去，企业就要破产。但是，如果这种生产是必要的，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也必要对企业进行补贴。但这会引起许多其他的问题，其中之一是公平问题，因为这些补贴要是来自于其他企业上缴的利润(或税)。并且，政府对亏损企业进行补贴，企业就没有激励和压力去努力提高效率。这种情况说明：为了使整个经济有效而对企业进行补贴，客观上反而降低了企业内部的效率。分散化的社会主义经济或者是市场社会主义经济，尽管产生了有效的资源配置，但并没有解决激励相容的问题。

显然，论战的核心是关于分散决策的市场机制和中央决策的计划机制孰优孰劣，关键词则是效率及与之相关的信息、激励。但是，这场大论战中辩论双方对于许多关键术语都缺乏精确界定，并且双方也都缺乏科学、规范的定量分析工具(如博弈论、数学规划等)来给出形式化的有数理逻辑支撑的明确结论。为此，赫维茨试图对相关概念和问题进行数理公理化，并给出一系列明确定义和一般分析框架。1960年，赫维茨以一篇题为《资源配置中的最优化与信息效率》的著名学术论文拉开了机制设计理论的研究序幕。后来，他又陆续写了《无须需求连续性的显示性偏好》、《论信息分散系统》等一系列著名论文，进一步完善了机制设计的思想和理论基础，并使之得到规范表达。1973年，赫维茨又在《美国经济评论》杂志上发表论文《资源配置的机制设计理论》，从而奠定了机制设计理论基本框架。

机制设计理论的核心概念和理论分支

其后至今，围绕分散决策的三个关键要素――信息、激励和经济人的有限理性，机制设计理论发展出或丰富了现代经济学的一系列论题。

信息、信息效率与信息经济学。基于信息的角度考察，一个经济机制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信息的交换和调整过程。在现实经济中，信息是分散于各个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人们需要根据对需求和供给等活动的信息交换和传递来作出生产和消费决策。如同市场活动的调整过程一样，当信息交换处于一个稳态(Stationary)的位置时，一种资源配置结果也就被决定了。③机制设计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尽量简化信息交换和传递过程中的复杂性，或使一个机制合理运行而使用较少的信息，因为这意味着较少的机制运行(交易)成本。

如果一个信息分散且导致了资源有效配置的机制，其信息空间在所有导致资源有效配置的信息分散化机制中是最小的，则该机制被称为是信息有效的。赫维茨证明了对一个纯交换的新古典经济环境类，没有任何其他经济机制既能导致资源有效配置而又比竞争市场机制使用更少的信息。④同样是对一个纯交换的新古典经济环境类，乔丹(Jordan，1982)进一步证明了竞争性市场机制是唯一的利用最少信息且产生资源有效配置的机制。⑤但是，纯交换经济是脱离现实的，那么在包括生产的经济环境类情况下类似的结论是否成立呢？笔者(Tian，2006)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及严格的证明。⑥

然而，新古典完全竞争市场暗含着一个假设，即完全信息假定及经济人个数是无穷多。也就是说，经济决策主体由于市场需求和供给的完全竞争能推断出进行最优决策所需要的一切信息，不存在任何虚假、不确定信息，或者说其获取信息的成本为零。这显然是与经济现实不相符的。信息经济学的创始人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J.Stigler，1961)在一篇题为“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的论文中就对信息的价值及其对工资、价格及其他生产要素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他认为经济决策主体获取信息是要付出成本的，不完全信息会导致资源的不合理配置。⑦从而，机制设计理论与信息经济学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耦合发展局面。

随后，在乔治•阿克尔洛夫(George Akerlof)、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迈克尔•罗斯柴尔德(Michael Rothschild)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e Stiglitz)等关于信号理论和信息不对称市场的研究，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让•雅克•拉丰(Jean-Jacques Laffont)、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rlees)和舍温•罗森(Sherwin Rosen)等关于委托―代理理论和契约理论的研究，以及罗依•拉德勒(Roy Radner)和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等关于组织理论的研究中，信息经济学的重要作用都得到了进一步的运用和发挥。沿着信息效率和信息不对称这个机制设计理论的方向，上述这些理论分支的延展和拓深，进一步丰富了机制设计理论的工具箱，增强了机制设计理论对于经济现实的解释力。

激励、激励相容与激励理论。如果说信息因素主要影响的是实现(realization)的问题，那么激励因素则主要影响的是实施(implementation)的问题。一个理性经济人作出任一决策，都会涉及到对获得收益(利益)与付出代价(成本)的衡量，只要二者不相等，就存在激励问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因为不同的经济人有不同的利益权衡和信息空间，在自利的驱动下他会选择做或不做某个事情，以及做事情投入程度的多或少，如何使个体目标和社会目标相一致就成了重要的问题，这就是激励相容的问题。机制设计要解决的就是如何避免激励扭曲，应该设计怎样的机制使得每个个体即使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会使既定的社会目标得以实现。一项政策方案如果不能实施，除了物质和技术条件的阻碍或限制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可能方案本身不是激励相容的而是激励扭曲的。

在具有公共物品的经济环境下，通常会出现激励扭曲的问题。如果政府只是简单地根据个人报出的对公共物品的受益程度而决定摊派成本，或自报对成本分摊的份额，这一机制会导致每个人有激励去低报受益程度或分摊份额，从而导致“搭便车”的激励扭曲无效配置。在文献中，对于此类问题的解决办法是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来诱导人们真实地显示自己的偏好，VCG(Vickrey-Clark-Groves)机制就是这样一种激励相容的机制(Tian，2002)。⑧赫维茨则给出了著名的“真实显示偏好”不可能定理，他证明了即使对私人商品的纯交换经济环境类，只要经济个体数是有限的，那么在参与性约束条件(即导致的配置是个人理性的)下，就不可能存在任何分散化经济机制，既导致帕累托最优配置又使每个经济参与人有激励去真实报告自己的经济特征。⑨

在激励相容概念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