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追求人的全面自由

一个国家的发展仅仅表现为收入水平的提高吗？对于经济学家来说，这是不言自明的：发展当然就是收入的提高。然而，一九九八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却是经济学家中的另类；在其新著《以自由看待发展》中，他对经济发展进行了全面的反思，并以他的自由观为核心对发展进行了重新阐释。他以流畅的笔触和雄辩的逻辑向人们展示了一个主题，这就是，发展是对人的全面自由的追求。这样的一个主题注定了这本书的影响将远远超出经济学的范畴，使得它成为发展研究中的一部里程碑似的著作。

对于森来说，发展不仅仅是人均收入的提高。他举预期寿命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为1000美元，预期寿命为72岁，南非的人均收入高达3000美元，预期寿命却只有65岁。再者，美国黑人的收入虽然在美国相对较低，但肯定超过大部分中国人的收入，但是，美国黑人男性在各个年龄组的死亡概率都超过中国同年龄组男性的死亡概率。从人均收入来看，中国无疑属世界上不发达国家之列。但是，人不是单面的经济人，而是具有多重追求的社会人。经济目标只是他的追求之一，而健康、教育、不受他人压迫、自由迁徙、自由表达以及自我实现等等也是他所追求的目标。森将人的全面追求统一在自由之下。森的自由观是围绕 “能力”这个概念展开的。“一个人的‘能力’指的是可供一个人获取的不同的功能组合。能力同时是一种自由：一种达到不同功能组合的重要自由。”一个人所拥有的能力不仅包括他所拥有的权利和物品，而且包括这个人使用这些权利和物品的能力。比如，一个双腿残疾的人无论多么有钱也无法自如地在没有轮椅坡道的街上移动；他虽然拥有了物品，但却没有拥有使用这些物品的能力。

森在澄清了能力这一核心概念之后用几章的篇幅讨论了几个专门问题，如穷困、饥荒、市场和国家、民主、妇女地位、人口和计划生育以及文化和人权等。下面简要加以介绍。

对于饥荒的研究是森得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贡献之一。在《贫困与饥荒》一书中，他提出了关于饥荒的索取权理论。根据这个理论，饥荒不仅仅在粮食供给量急剧下降时才会出现，即使当粮食人均供给量没有变化的时候，人口中的某一部分也会因收入的急剧下降或国家的强力干预而失去对食物的足够索取权，从而产生饥荒。森以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他所亲历的原印度孟加拉邦饥荒和七十年代孟加拉饥荒为例，证明它们的产生不是因为食物短缺造成的，而是因为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底层工人的工资大幅度下降造成的。饥荒是对人的能力的完全剥夺，而贫困是对人的能力的慢性剥夺。森认为，以收入指标衡量的贫困是工具性的贫困，对贫困的实质性衡量必须使用关于能力的指标。这是因为，能力才是发展所追求的目标，而收入与能力之间往往存在较大的差异。森特别强调，收入的相对差距可能意味着能力的绝对剥夺。比如，对于一个生活在富余国家的穷人而言，他可能因为无法进入主流社会而失去参与社会的能力。

经过苏东的巨变，人们一致认识到，市场是经济运行必不可少的工具，但是，一般人对市场的拥护来自对市场结果的评价，比如，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有效率，因此我们需要市场。森同意这样的观点，但同时也指出它的不足。他认为，我们需要市场，不仅是因为它产生好的结果，而且是因为市场为我们提供了选择的机会，特别是自由择业的机会。“即使是那位资本主义的伟大批评者卡尔?马克思也把就业自由的产生看作是一项巨大的进步。”森认为，剥夺人们的买卖、交易和寻求幸福生活的自由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的巨大失败。“这一基本认知先于我们能够或不能够证明的任何有关市场在收入、效用等等方面的最终结果的定理。”计划经济的失败不主要表现在经济和生活水平上。俄罗斯目前的预期寿命下降到只有58岁；但是，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人民也没有选择回到旧体制去，十几年来的选举结果已经说明了这一点。计划经济的失败更多地体现在对人民基本自由的剥夺上。

以李光耀和马哈蒂尔为代表的一些亚洲政治家强调文化差异的作用，并将亚洲价值作为有别于西方价值的道德和文化体系，以此为亚洲不同于西方的政治制度辩护。和许多人一样，森不认为存在统一的亚洲价值，更重要的是，他试图证明亚洲和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异并没有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大。他首先说明，西方独特论是“由今及古”的错误论断。西方当代的基本价值观是在启蒙运动之后形成的，在此之前，欧洲与亚洲在思想方面的差别并不是那么大。比如，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讨论个人自由，一方面是个人自由的价值，另一方面是个人自由的平等。亚里士多德推崇前者，但他对妇女和奴隶的排斥使得他对后者没有任何贡献。相反，亚洲的古代思想家们也不都排斥个人自由。佛教给予很大的自由思考的空间。中国虽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但其他倡导自由思考的思想家如庄子等人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即使是在儒家思想中，我们也不难发现自由思考的余地。当子路问孔子如何伺奉君主时，孔子回答说：“勿欺也，而犯之。”的确，儒家所推崇的忠君思想不是愚忠，而是直言相谏。森告诉我们，当我们在做东西方文化比较的时候，“真正的问题不是亚洲传统中是否包含不自由的成份，而是自由取向的成份是否不存在于亚洲传统之中。”就不自由的成份而言，孔子的思想大概不会超过柏拉图的思想。

森对那种将民主作为经济发展的衍生物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即使是很穷的人也懂得珍惜他的政治权利，印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许多研究（包括森本人的研究）都表明，民主与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民主的价值不仅仅是经济的。除了民主的规范价值，森强调民主的工具价值和建设角色。民主的工具价值在于防止因政府政策失误而导致的灾难性后果。森在许多场合谈到对中国1959-1962年饥荒的评价，认为信息交流不畅是导致那场饥荒的重要原因。的确，倘若毛泽东在庐山上听了彭德怀的批评，情况可能大不一样。民主的建设性角色在于，公开的讨论有利于社会就公共政策达成共识，从而也有利于公共政策的实施。森举了印度克拉拉邦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这个邦的生育率只有1.7，低于中国1.9的水平，但这个邦达到如此低的生育率不是通过强制，而是通过宣传教育进而形成新的社会价值观达到的。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交流不仅仅是对民众的尊重，而且是对政府政策形成和实施的帮助。

森不讳言他在政治上是左倾的，他的以能力为核心的自由观和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者的自由观是对立的。对于古典自由主义者而言，自由仅仅意味着一个人免受他人的侵害，因此是对公民的被动保护；超出了这一点，自由就可能被独裁者所利用，为其独裁统治做辩护。而森的能力学说则认为，被动自由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人们能够实现有价值的目标的能力，而国家在增加个人能力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森的理论体系中，社会承诺对于个体自由的发展至关重要。如果没有必要的公共设施加以辅助，一个残疾人是不可能像正常人那样生活的；一个濒于死亡的饥民如果没有食品援助就只能走向死亡；一个山区的失学儿童没有社会的帮助就永远也念不完小学；等等。森并不是要求社会（国家）为每个人安排好一切。的确，如果一个人完全被社会照顾起来，他本人可能会失去许多东西，如创造激情、自尊等等。然而，一个失去了能力的人是无法承担责任的。一个失学儿童不仅仅是失去了就学的权利，而且失去了进行有赖于读写能力的决策的能力；一个没有医疗保险的成年人无法避免疾病的折磨，因此也失去了为他自己和别人做事的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说，“责任需要自由。所以，要求社会支持以扩展人们的自由的理由可以看作是要求、而不是反对个人责任的理由。”

发展的自由观强调对人的能力的培养，意义在于提高人进行主动参与的能动性。森提醒人们，尽管增加个体自由是社会责任的一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可以将对一部分人的帮助看作是对他们的施舍，或者更直接地将他们看作是无行为能力的被动接受者，为他们安排他们的生活选择。“拒绝一个孩子接受基本教育或一个病人接受基本医疗的机会是社会责任的失误，但是，如何利用教育和健康则只能是由个人自己来决定。”显然，森在这里既不赞成诺齐克的保守主义的最小国家观点，也不赞成剥夺个人选择自由的传统社会主义，这使得他再次和主张第三条道路的新社会民主主义者（如吉登斯）站在了一起。

在经济学家当中，有些人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做激进的辩护；有些人倡导自由市场经济，但却和独裁者同流合污（如八十年代回到南美为那里的独裁政府服务的芝加哥大学的毕业生）；有些人则甘愿掩耳盗铃，假装自己没有意识形态。森超乎于所有的人。他倡导人类几千年来所积累的有意义的价值，市场、民主、自由、平等以及人的尊严，等等，而不是像其他人那样，仅仅强调其中的某一方面。《以自由看待发展》是对他的思想的一次全面总结，自出版以来已经被公认为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对于处于剧烈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转型的中国而言，这部书更是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值得每一个关心中国未来前途的人认真阅读。

――《以自由看待发展》，阿玛蒂亚・森著；任赜、于真译；刘民权、刘柳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