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生 马国：中国需要“创新的创新”」正文
2015年中国GDP同比增长6.9%，创25年来的历史新低，各种刺激政策也难见成效。严峻的经济形势让许多人士焦虑不安，也不断有人提出各种建议以拉高GDP增速。
“我们不应该千方百计去提高GDP增速。”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黄亚生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应该着力分析深层次问题，尤其是反思和改革中国长期以来的经济发展模式。”
黄亚生教授出生在一个红色世家，上世纪80年代初留学美国，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在国际学术界上，他比较注重实证研究，不但参与了中国经济拉美化的讨论，也最早提出关于中国与印度发展模式优劣的“龙象之争”的讨论。另外他在MIT创办了中国和印度实验室，目的是帮助两个国家的中小企业提高管理水平。
黄亚生认为，中国经济未来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是“L”型增长，降了一个档次，但仍然维持较高增长速度;另一种是阶梯下行，不断走低。
“刺激不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改革。”在黄亚生看来，中国不能再依靠刺激政策，否则风险积累就会越来越大，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概率就会越高。
黄亚生赞赏中国政府提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过，他认为，创业创新的最大意义，不是像大规模投资那样拉动GDP，而是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改变社会环境。
“‘中国模式’的优势丧失殆尽，中国特别需要‘创新的创新’。”黄亚生近日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如何充分释放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将是中国应对诸多挑战和捕获发展机遇的关键。”这也是黄教授和他的合作者王丹和张世伟，在他们的新书《创新的创新：社会创新模式如何引领众创时代》中提出的中心观点。
“‘中国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财经》：目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滑，许多人士忧心忡忡。作为长期关注和研究中国问题的经济学家，您怎么看中国经济形势?
黄亚生：中国官方公布的2015年GDP增速是6.9%。在任何一个国家，这都是一个不得了的成就，可是为什么这么高的增速还造成了这么大的心理压力?有几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数据本身存疑，现在没有办法证实或证伪;第二种可能，维护社会和政治稳定要求这么高的增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说明体制本身缺乏效率;第三种可能是，经济发展质量有问题，高增长并没有带来民众福祉的相应提高。
我们不应该千方百计去提高GDP增速，而应该着力分析深层次问题，尤其是反思和改革中国长期以来的经济发展模式。
《财经》：可是，许多人士很迷恋过去的经济发展模式，认为它是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根本所在。
黄亚生：我一直认为，“中国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尽管这种增长模式维持了多年的高速增长，但它基本上是靠投资拉动，追求大规模，而且集中在很窄的几个领域。
一般来讲，一个好的经济结构应该是多样化的、风险分散的，以中小企业为主。从全球经验来看的话，最有活力的是中小企业。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增长点过于集中，以大型国企为主，必然导致产能过剩。
这么多年来，中国一直沿着这条路走。其实，2008年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反思和改革机会。
《财经》：2008年，在世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依靠海量投资，将GDP增速保持在8%，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
黄亚生：那时也正是“中国模式”最响亮的时候。以前还不怎么公开鼓吹“中国模式”，而是强调中国有自己的独特性，你们走你们的，我们走我们的。2008年以后，认为“中国模式”比西方要优越，甚至认为中国可以取代美国。结果，中国没有抓住改革机会，反而加强了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且变得对这种模式更自信。
其实，中国的4万亿刺激政策的效应持续时间很短，到了2010年颓势就已经显现出来。即使此后不断刺激，效果也越来越差。
《财经》：本届政府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因此认为中国经济处于“三期叠加”：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不过，人们的认识似乎并不统一，在应对政策上有些摇摆不定。
黄亚生：认识不是主要的阻碍因素。政府总是愿意做那些能体现政府优势的事情。比如为什么强调什么大规模城市化、强调国企?因为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政府的优势就更能够体现出来。
到处在讲“调结构”，可是“调结构”的主语不是市场，而是政府。生产之所以过剩，就是因为没有按照市场逻辑去安排生产。化解产能，应该退出的就退出，应该破产的就破产，政府要做的不是规定哪些行业和具体企业应该退出破产，而是要保证企业破产以后不会形成大规模的社会冲击。
政府认为哪些行业投资过热，就来调整;政府认为哪些领域投资不足，就大力投资。仍然是这样一种思路：过去做A，现在A做不了，就做B吧。从来没有反思，A和B应不应该做。我觉得特别可悲的是，这么多年，很少有人问：为什么我们总是走在这个怪圈里?
《财经》：这就是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所说的“路径依赖”吧。
黄亚生：中国不是“路径依赖”。“路径依赖”的严格含义是：目前的路径不见得是最好的，但是实行成本低。过去中国发展模式并非成本最低，其实是有很高的成本。而且“路径依赖”是技术概念，中国的问题都是制度层面上的。
过去GDP高速增长，跟老百姓的收入相关性不大。在我看来，追求GDP本身没有意义，可能只对地方官员升迁有用。但是作为一个经济体，制定经济政策不应该以官员升迁为重，而应该看13亿人的生活是否提高。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造福民众，还是要维护少数人的权力?大前提不变，就很难有空间，其他问题都是技术性的。
除了体制，还有外在冲击。过去中国面临的外在冲击，比如WTO、全球化，都是正面性的。
《财经》：正是由于WTO、全球化，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从第三世界购买原材料加工，然后卖给世界，生产和消费是分开的。
黄亚生：那是2008年以前，现在形势发生了变化。目前世界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信息革命阶段，世界经济分布已经多极化了。不再是全球生产集中在一个地方，而是一种分布性生产：市场在这里，生产也在这里，生产跟着市场走。这对中国来说是巨大挑战。
“刺激不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改革”
《财经》：最近有经济学家呼吁中国需要像2008年一样，再来一次大规模的刺激，大力投资，您肯定不同意这种观点吧。
黄亚生：中国还需要继续刺激吗?许多投资都是浪费的，不能够产生长久的经济发展活力，是不可持续的。投资起两个作用：一个是提高当期GDP，一个是提高将来GDP，提高潜在生产力。那些浪费的项目可以提高当期GDP，但对将来的GDP没有任何正面影响。经常有媒体报道，某地刚建一个楼，又给拆掉了，这就像挖了一个坑，又给填了一样，这对现期的GDP有意义但对将来的GDP没有任何意义。
中国各地建了那么多基础设施，如果不有效使用的话，基础设施本身是不产生经济效益的。基础设施的主要作用是降低成本，提高效益。但是在中国模式下，基础建设的主要作用是促进当期GDP，主要在于建设，而不是使用。
《财经》：不过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得益于基础设施好，尤其是和印度比较的时候。不少到过印度的人都说，印度基础设施很差，道路难行、电力供应不足等，都是影响其发展的“短板”。
黄亚生：其实回到中国历史场景上看，完全相反，是因为经济增长了，然后导致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比如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到处是“交通瓶颈”，就是因为经济发展起来了，发现没有路，然后赶紧修路。
印度看起来似乎缺乏基础设施，到处拥挤。从建设的角度讲，印度确实没有去增加当期的GDP，但是各种基础设施都在使用，使用就降低了成本。基础设施短缺，在短期内可能会产生摩擦，要路没有路，要码头没有码头，但修路、建码头都是根据市场需求安排的。短期内可能供不应求，但从长期来讲，效率非常高。
《财经》：在您看来，基础设施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原因?
黄亚生：对。如果说基础设施导致了经济发展，那么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温州有什么基础设施?直到很久以后才开始建桥修路。
所以，我从来不认为，基础设施建设本身会成为发展的瓶颈。在印度，基础设施建设绝对是符合市场要求的，不会浪费资源。而中国呢，看看许多地方政府主导建设的宽马路就知道，市场没有对基础设施建设起到应有的导向作用。
《财经》：多年以前，您讲印度发展优势，包括中国和印度的“龙象之争”的问题，现在是否有了结论?
黄亚生：2015年印度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中国。我在讲“龙象之争”的时候，印度GDP增长速度远不如中国。大家只看GDP，我从综合指标的比较中，看到了印度发展模式的优势，得到了自己的结论。
有些人批评我，你只看到印度的成就，没有看到印度的缺点。恰恰是因为我看到了印度的一些缺点，所以我才对它的发展模式有信心。
《财经》：对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逐步走低，有的认为是周期性现象，过后还会回到高增长;有的认为是长期趋势性，高速增长阶段已成过去。您同意哪一种看法呢?
黄亚生：我觉得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是周期性现象;第二种可能是L型增长，降了一个档次，但仍然维持较高增长速度;第三种是阶梯下行，不断走低。
第一种可能性基本上可以排除，另外两种可能，取决于中国有没有体制上的调整。对中国经济前景进行预测很难，因为我们不知道政府要干什么。
《财经》：尽管说未来不好预测，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出牌，都没有办法长期违反市场意志。比如，近几年虽然不断出台各种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政策，但刺激政策效果递减，到2015年已完全不起作用了。
黄亚生：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中国实行的根本不是凯恩斯主义政策。根据凯恩斯主义，在人们普遍信心不足、投资有外部性的时候，才需要政府投资，起领头羊作用，增加民间信心，但是绝不能代替私营企业。
中国问题并非如此。私营企业想发展，想进入这个行业、那个行业，投资热情一直很旺盛。中国的许多投资，本来应该由私营企业、民营企业来做，现在由政府或国营企业去做。各个行业都有“国进民退”现象，政府起到的不是带动作用，而是“挤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