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国强：中国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与新战略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本文是作者3月25日在“国研智库大讲堂”的演讲节录，由本刊记者张倪根据录音整理，刊发前经作者审定。

当前，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呈现“四化”（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与“三期叠加”（全球经济处于危机后的调整修复期、全球经济治理变革与新一轮经贸规则的密集构造期、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转换期）的特征，其复杂多变给中国带来诸多新挑战。尤其是2016年以来，“黑天鹅事件”频出，全球化的走势引来国际社会的普遍担忧与热烈讨论。

面对当前国际环境的新挑战、战略机遇期的新内涵、对外经济关系的新变化等，我国需要实施对外开放新战略，即新兴大国竞争力升级战略，从而实现国际竞争力升级和形成与国际社会互利共赢关系的新目标。

准确判断国际环境和形势，才能制定正确的开放战略

无论是对于一个国家，还是对于一家企业而言，在制定战略时，对所处环境的形势判断非常重要。对于国家来说，在制定对外开放战略时，必须准确判断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是民族要独立、无产阶级要革命。简单地说，革命与战争是世界的主流。在这样的国际形势基本判断下，一国的发展战略需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多地考虑如何能够兼顾国防。因此，须重视国防工业的发展。在如此判断下，当时很难实施对外开放。

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经过观察和深思熟虑，对国际新形势做出了新的判断，认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流。“和平、发展”这看似简单的四个字，却是对当时所处国际环境判断的一个重大调整。正是在这样的重大判断下，才开启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序幕。大幕拉开后，中国开始逐渐融入全球化的浪潮中，并迅速崛起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体、最大的出口国。

对外开放，让我们分享到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好处。世界银行评价说，中国是全球化进程中少数几个获益较多的发展中经济体。我们自己的切身体会也是如此。对外开放为中国带来了巨大变化。我们通过开放，引进了先进技术，引进了跨国投资，引进了竞争，促进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国通过开放，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很多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得到了迅速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也在迅速提升。今天，我国在全球政治、经济贸易体系中的地位，与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特别是开放领域的巨大成就是分不开的。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重新强调准确研判对外开放的国际形势呢？

国际形势始终在不断演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且仍在不断演变之中。其中一个很现实的背景是，2016年以来，世界范围内“黑天鹅”事件频出。

如今，全球化似乎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重要事件包括英国脱欧、美国大选等。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提出了许多与此前美国一直执行的对外经济贸易政策不同的新政策。在竞选过程中，候选人往往会提出一些新政，这不足为奇。但在此次美国总统大选中，特朗普提出颇多与全球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方向不一致的议题，将美国经济社会碰到的许多问题与挑战归咎于全球化。而且，特朗普正式就职后，他正在努力地兑现在竞选期间的承诺。对此，国际社会在焦虑地观察着。而背后更令人忧虑的是，一旦这一系列带有重商主义、保护主义色彩的政策得以兑现，究竟将对全球的贸易投资体系，对全球经济治理产生怎样的影响？美国毕竟是世界上最大的超级大国，美国的政策走向势必会影响到全球治理和全球规则。在此背景下，我们更需要冷静、理性地分析，在此种复杂的变化中，我们所处的国际经济环境究竟会发生哪些深刻变化？只有准确把握住大势，我们才能够制定正确的战略，以更好地应对挑战，同时进一步抓住国际环境中所蕴含的战略机遇。

“四化”：对当前国际环境的基本判断

关于“十三五”规划的中央文件里，对国际环境的基本判断讲了“四化”，即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

世界多极化。在全球格局里，发展中经济体的地位越来越高，这会影响到全球治理体系中各国话语权的调整。多极化是一个趋势。在多极化的进程中，我们要特别看到，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在过去30年里，其在全球经济的地位没有变化，仍占1/4左右（尽管这与“二战”刚结束时相比是大幅下降的，“二战”结束时，美国占全球GDP的比重在一半左右）。同时，过去30年，一些新兴经济体正在快速崛起，特别是中国，占全球GDP的比重已从个位数上升至如今的百分之十几，国际影响力亦在大幅上升。而与中国呈相反趋势，GDP占全球比重下降更多的是日本、欧洲等老牌发达经济体。世界多极化告诉我们，世界经济不是由一个国家说了算，而是由更多的国家来共同决定人类的未来。当然，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我们要担负起自己的责任。

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似乎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应该如何判断经济全球化及其未来的前景呢？我们一定要看清，经济全球化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驱动经济全球化的，首先是生产力在全球配置的内在要求。随着经济日益发展，生产要素需要在越来越大的市场范围内进行配置，这样就会把越来越多的国家、地区都纳入全球化进程中来。通过各国之间深化分工，把各自的比较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从而提高全球经济运行的效率。简单来说，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做大全人类的“蛋糕”。

驱动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力量是什么？一个是技术力量，一个是体制力量。

先看技术力量。支撑全球化的技术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以集装箱运输为代表的大规模航运技术，大大降低了物流成本。运输技术效率的提升、成本的降低，使得很多商品可以跨境流动，生产过程可以形成一个全球生产价值链。在全球范围内，还有特别需要进行跨境流动的是资金和信息。支撑它的则是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无论是全球跨境投资还是贸易领域，管理成本都大幅度下降，从而有利于推动企业在全球布局。航运技术和信息技术的进步，这两者大大降低了企业、商品、服务的跨境交易成本。尤其是信息技术进步，带来的影响不是简单的信息交流的变化，而是对全球各种各样的生产、交易、服务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再看制度力量。全球化有利于做大蛋糕，但每个国家都有自身竞争力较弱的地方，也都希望自己能够多占一点别人的市场，让别人少占自己的市场。所以很长时间以来，从重商主义开始，各国都开始保护自己的市场。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国家政府之间发挥的重要作用在于，大家共同商议如何将各国自己设立的制度性障碍逐渐减少。“二战”后成立的关贸总协定（GATT）后来演变成世界贸易组织（WTO），主要就是通过成员之间的协商，来降低货物贸易、服务、投资等各式各样的制度障碍。比如降低关税水平，取消非关税壁垒，让海关监管的程序更加高效、更加顺畅等。所以，全球治理所担负的一项最重要职责就是降低制度性障碍。

通过技术，克服的是物理障碍；通过制度性安排、通过全球治理，降低的是制度性障碍。

如今，美国等大国在制度上产生了些许变化，在某些领域，或是设置起了新的障碍，或是提升了原有的障碍。但综合权衡判断，这些是否真的会将全球化的整体趋势打乱呢？

就目前来看，风险固然存在，但应当相信人类是富有智慧的，在思考此轮全球化走势时，历史会让人们变得更加明智。

全球的发展格局不均衡，总是有一些新兴经济体发展起来，一些老牌的经济体相对衰落。而新兴经济体有着各式各样的诉求，包括对资源的诉求、对市场的诉求等等。如果能够通过正常的贸易来满足这些诉求，世界经济就会越来越繁荣，世界就有了和平。如果像当年的德国、日本，在当时的全球化条件下，对资源和市场的诉求难以实现，最后便导致了战争。

人们常说，经济全球化有利于“二战”以后的经济繁荣和世界的持久和平，这话不是虚话，是从人类的历史教训中得到的一个重要判断。同样，当今天全人类在思考应如何对待经济全球化时，尽管在美国等国家出现了一些反全球化的声音和政策，但世界主流的声音依旧是希望继续保持全球化的势头。正是在此背景下，我们看到，在今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习主席在主旨演讲中，鲜明地表明了中国政府支持全球化继续往前走的政策取向，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热烈反响。

如果考虑到技术等原因，特别是信息化快速推进带来的生产力在全球布局的内在要求和各国主流政策的取向，经济全球化未来可能会出现些许波折，但方向是不可逆转的。

文化多样化。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趋势。工业化以后，人类对待各种文化曾经走过一些弯路。工业化曾经摧毁了很多小的文化、亚文化。随着人类对于工业化的不断反思，我们已然认识到，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丰富多彩的发展成果之一。如今我们更多在强调，对各种不同文化的尊重和支持。中国人认为，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一方面是工业化带来流行文化越来越迅猛，另一方面是文化多样性的力量在继续推进。

社会信息化。信息化是划时代的革命。今天，人类正在进入一个信息化时代。信息技术虽然只有短短几十年的发展，却已经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政治、经济、社会、生产和生活。对待信息化的深刻变化，最基本的态度就是要积极地拥抱，抓住信息化带来的机遇，同时也要尽可能化解其带来的挑战。任何一件事都是一把“双刃剑”，就像工业化带来了创造财富能力的增加、生活的便捷，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信息化也是一把“双刃剑”，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新的挑战。这便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大时代的变化。

国际环境“三期叠加”，我国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发生变化

具体到经济全球化，可以用国际环境的“三期叠加”来加以归纳，即全球经济处于危机后的调整修复期，全球经济治理变革与新一轮经贸规则的密集构造期，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转换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