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根：养成现代人格，避免历史悲剧重演

作者简介：李培根(根叔)，生于1948年，湖北武汉人。1981年在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于1983年赴美留学，1987年在美国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获得博士学位后回母校工作。2003年12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5年3月至2014年3月担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
(第105期“心灵之约”讲座，二0一四年二月二十六日)
同学们好!刚开学,估计大家比较闲，因为今天来了这么多人。既然比较闲，那我就跟大家说几句闲话。今天的题目就是“闲话人格养成”。
人格教育的重要性
几乎古今中外的所有教育家，从苏格拉底、孔子到近代教育家，比如杜威，甚至科学家爱因斯坦，都非常强调道德教育，而这其中人格是最重要的。咱们看古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家已经背得很熟了。杜威是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他强调教育即“生活”、“生长”和“经验改造”。他讲教育无目的论的意思是，不要只把学生培养成专业人才，道德才是教育的最高和最终目的。苏格拉底认为“美德即知识”，这是他的哲学和教育思想主题，要学生努力成为有德行的人。爱因斯坦是大科学家，非常强调关于伦理教育。他认为“在我们的教育中，往往只是为着实用和实际的目的，过分强调单纯智育的态度，已经直接导致对伦理教育的损害。”而且爱因斯坦强调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应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应该只是专家。做和谐的人，道德人格是非常重要的。
美国前总统罗斯福讲，“教育一个人的知性，而不培养其德性，就是为社会增添了一份危险。”大家体会这句话，如果一个人学了很多知识，但是德行不好，对社会的破坏是很大的。仔细想想是这样的，那些有知识而缺德的人，做出的事情会对社会产生很坏的影响。
我们看一看杨杏佛，此人在民国也算是名士了。他一九三几年就去世了，当时只有30多岁，很年轻。他有一篇文章《人格教育与大学》，我读了之后很感慨。他讲“今日为国中祸乱之原者，不在不知有格之愚陋阶级，而在知有格而不能为人之知识阶级。”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今天咱们祸乱的根源，不在于那些没有文化的老百姓，而在于某些有知识有文化知道有格却不能很好为人的知识阶级。咱们当代的大学生以后不能成为那样的人，说道理都懂，但又不能为之，这样国家就没有希望。杨杏佛看得很清楚，所以他说，“故欲挽狂澜正风俗当自大学有人格教育始”，就是说大学要有人格教育。上面这段话说的是当年民国时候，但现在我们是不是也同样能问一问今日之大学校长、教授何如?“野心者奔走权门，藉教育为政治之工具，自好者苟全性命，以学校为逐世之山林，本无作育之心，何能收感化之效?”不知道诸位同学看到这些是不是也想问一问咱们今天的大学校长、教授。当然，我也是其中一员。
几种常见的恶
看看社会中常见的几种“恶”，有些是历史上给人们留下痛楚记忆的，有些是你们能感受到的。一种是“平庸之恶”。“平庸之恶”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说冷漠、麻木。当前在我们的国民之中，可能包括我们大学生，冷漠、麻木，是不是存在?在社会上我们常常看到的一些现象，大家也能感觉到世风日下。还有的人消极处世，一方面我们能看到社会上方方面面的问题，这样那样一些不好的现象，但我们不是积极、批判地去对待，甚至自己有时候也这样，这种现象在我们大学生中时有出现。年轻的这一代物质上的东西想得太多，比如享乐主义、消费至上或是消费主义。还有自私、没有责任感等等。所以现在有些人讲“年轻人之恶”，我不知道这个提法对不对，我在这里是转述给同学们。在你们看来，我们现在年轻人中间是不是存在某种“年轻人之恶”?有人(刘洪波)提到所谓“沙粒化倾向”。他讲到青年，“真正社会和政治意义上的青年是什么?是与新文化、社会思潮、社会行动力、社会理想与抱负连在一起的群体。”换句话讲，青年应该崇尚新的文化、新的社会思潮，有行动力、有抱负、有理想。他认为这种群体是与初升之阳、朝气蓬勃的意象相连，与国运民瘼同在的群体。但他感慨现在年轻人不是与新文化、行动力、理想抱负等等联系在一起，“从此不再有青年问题，只有年轻人问题”。意思是什么?他认为现在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政治意义上的青年问题，只有年轻人的问题;不再有理想问题，只有谋生问题;不再有青年社会，只有青年消费等等。我个人认为目前没有这么严重，不至于我们的年轻人都到这种地步了。我相信我们大多数人还是有理想有抱负的。但是不管怎么讲，他所描述的这种现象是值得我们警惕的。也就是说，在我们青年中间，在我们大学生中间，至少有一部分人，可能不是极少数的人缺乏理想抱负等。
再有一种就是阿伦特所言的“平庸之恶”，这种恶就比较大了。汉娜.阿伦特是二十世纪很著名的一个哲学家，是一个犹太人。她1933年被逮捕，后来逃往法国，又到美国。1961年时，她在美国听说以色列政府派出特工从阿根廷秘密逮捕了纳粹战犯艾希曼，就向一个杂志《纽约客》请缨，希望深入报道这个审判。后来她在1962年发表了一份报告，就是《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艾希曼，是二战时期臭名昭著的战犯，是党卫队的中校，侵袭犹太种族的指挥家。据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屠杀生产线每天要杀害12000人，到二战结束的时候有580万犹太人因此丧生。阿伦特说，“艾希曼不是恶魔，也不是虐待狂。在他身上，体现出的是平庸的恶。这种恶是现代性的产物。现代社会的管理制度，将人变成复杂管理机器上的一个齿轮，人被非人化了。人们对权威采取服从的态度，用权威的判断代替对自己的判断，平庸到了丧失独立思想的能力，无法意识到自己行为的本质和意义。”阿伦特认为艾希曼不是恶魔，也不是虐待狂。但我觉得这有点过于为他辩护，毕竟他杀害了那么多人。但艾希曼这种现象有很多，比如在我们国家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虽然没到屠杀的地步，但迫害事情却常有发生。我们年轻的学生可能不太了解文革那段历史，但我希望同学们在闲暇的时候能多关心关心文革那段历史。
说到“从众之恶”，文革时候的从众之恶是很普遍的，比如扫四旧，很多文化古迹遭到破坏。再比如反日游行的时候，看到日本车就去砸。还有网络上从众的快意，讲极端的话，觉得很痛快。我有时在BBS上看到大家的议论，有少数毫无理性，更谈不上什么责任感。
还有一种恶是“工具之恶”。具体分为两种不同情况：一种是心甘情愿地沦为别人的工具，比如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就有很多人心甘情愿地沦为某种工具。当然多数人是受蒙蔽，在誓死捍卫无产阶级革命和誓死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旗号下心甘情愿地沦为某种工具;还有一种就是被迫地成为某种工具，是很无奈的。但不管是哪种情况，都属于没有独立人格。
我在这里举几个例子：1986年的时候，我国有三位著名人士发出了四十多封关于《“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通知》的信，这三个人都当过右派，吃过不少苦头，所以想开一个关于反右派”的研讨会。我们某一位著名的科学家(曾经是大右派)就收到了这封信，他把这封信交给了中央和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并附了自己的一段话：“XXX是一个政治野心家，他自称是中国的瓦文萨;我的问题虽然没有完全解决，但与他们是不同的。”把这封信给了中央之后不久，他被增选为政协副主席。那位科学家是我从小就很敬仰的，但是他的这一行为让我觉得很不解。如果你不愿意参加这个研讨会，不管是因为不同意这个研讨会的观点，还是怕惹火烧身，你都可以丢掉这封邀请信，权当没收到，或者找个借口推拒掉，怎么就告密呢?
后来我查到“监视告密”这一现象在我国的历史上很早就存在了。据说我国第一个“告密者”是商纣王时代的崇侯虎，当时纣王任命西伯昌(即周文王姬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的女儿被纣王纳入后宫，因“不喜淫乐”，被纣王杀害，九侯也被剁成肉酱。鄂侯争辩了几句也被做成肉干，西伯昌听说之后感叹了一声。“西伯昌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里”(《史记・殷本纪》)。西伯昌的感叹并非当着纣王面，但是崇侯虎将此告诉了纣王，后来纣王就把西伯昌囚禁在里。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文王被囚里”的故事。原本西伯昌在崇侯虎面前发出如此感叹，应该说这二人关系不错，可耻的是崇侯虎竟然告了密。
这样的事，文化大革命中有很多，我们的历次运动中都有这样的人。我衷心希望同学们可以多了解一下我们国家的历史，包括我们从反右到文化大革命等等。对这种历史不了解、没有记忆，对咱们国家没有好处。我所说的这些，我们可以看一下几位有名的人：某作家的亲弟弟曾为了表现积极，以子虚乌有的事告发了那位作家;某大画家向公安局告密，直接导致诗人聂绀弩入狱并被判无期徒刑;某著名学者被组织要求做中央某部的卧底。
工具之恶还表现在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独立人格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种利己人格。“批林批孔”时，很多大知识分子充满矛盾和焦虑，比如梁漱溟和冯XX，作为大学者，他们对孔子是充满敬意的。但是在73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冯XX在报纸上公开发文，由一贯的“尊孔”转变成“批孔”，这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而相反，梁漱溟始终不表态。我认为梁漱溟是很令人尊敬的。当然，我们不能苛求像冯XX那样的学者，因为他当时也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但无论怎么讲，客观上像冯XX这种情况，实际上是在行工具之恶。
当制度使某些人人格扭曲的时候，制度是主要原因，但是话说回来，还是跟自身的人格有关系。为什么梁漱溟就能做到?如果广大的知识分子都有独立人格，事情其实未必有那么可怕。我注意到一个现象，某种特定的时候，上面要如何如何，但是我发现很多的文化名人有他们自己的独立思考，并不顺着杆子往上爬，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尤其是现在，比起文化大革命，政治清明了很多，希望以后不要出现这样的历史悲剧。
还有“损人利己之恶”。钱理群这句话大家应该都熟悉：“现在一些大学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我们身边也有这样的现象，比如说占座。我到食堂里，看见有东西在桌子上面，但是那个位置半天都空着。我们仔细想想，其实这也是损人利己的事情。食堂的座位、教室的座位，你把东西搁在那里实际上就是降低了使用率，浪费学校的公共资源。还有就是类似于告密、谄媚、谗言之类的，我不知道同学们之中有没有这个现象。尤其是对于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等问题，如果你对一个同学不满意，直接跟他讲，用正确的方式，当面批评。而如果不提醒他，却在领导那里告发，我不提倡这种行为。
另外一种是“痞子之恶”。一位年轻人，摸了宠物狗一下，就被狗的主人逼得下跪;酒吧里一个人看了另外一个人一眼，被打成重伤。
还有“人格分裂之恶”。清华大学刘海洋把硫酸泼到狗熊身上;长沙某高校的学生与班上两名女生发生恋情，造成感情纠葛，后来把其中一个女生杀害，并且碎尸、抛尸。
接下来说说“滥用权力之恶”。如某县建设局局长，竟因家中的一块瓷砖被农民损坏而串通交警部门对其开出一张巨额罚单。大家耳熟能详的薄熙来和王立军也是滥用权力的典型。我们一位校友是中国电子集团下的某公司董事长，他们公司是目前中国生产安防产品的最大公司，当年重庆政府就用他们的安防设备。他告诉我，在为重庆公安局安装设备时，某一天正好碰到王立军，由于安装噪音，几位工人遭到王立军的训斥与责骂，当时安装人员争辩解释了几句，最后被强行带走。最后，在电子集团高层介入后，几名工作人员才得以释放。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王立军等人竟因这点小事而滥用职权侵犯其他公民的自由。由薄熙来事件可以很容易联想到文化大革命，更严重的恶就是“专制之恶”，那可是大恶。前不久金正恩处死张成泽，引起了轩然大波。金正日葬礼上扶灵的七个人大多已被整肃，真可谓：鸟尽弓藏，兔死狗烹。
当今社会的恶我们或许已经亲身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