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德发：想教学与想科研一样多

尊敬的老师们！

下午好！谢谢学校给我这次自我展示和自我表扬的机会。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探寻科研与教学的融合之路”，用更文学的语言表述，就是“想教学与想科研一样多”。在目前过于强调科研的背景之下，一个老师能够想“教学”与想“科研”一样多，其实可以算是非常重视教学，非常敬业了。

我想说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为什么要想教学？”

第一个理由是形而上的：尊重大学的首要职能――人才培养。诸位都知道，大学有四大职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创新。其中人才培养是首要的。诸位还知道，在如今的社会，说真话就非常幽默；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比较崇高；按常识办事就极为深刻。我时刻告诫自己，在观念上，尤其在行动上，要做一个尊重常识的人。

第二个理由是形而中的：尊重自己最优先的身份――大学老师。我们每个人的身份都是多样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权力的增加，我们的身份会越来越多。但在特定的时间和场合，我们最优先的身份只有一个，比如我们上洗手间的时候，最优先的身份是我们的性别而不是我们的职位。也就是说，一个男的，不能因为自己是国家社科基金评委就能上女厕所。上周我去浙江工业大学，给他们的青年老师作培训，很不幸，在我前面讲的是一位学界大碗，他的头衔挤满了一整页多媒体，包括国家教学名师、博士后流动站站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主持人等，我当时腿就吓得有点发软了。但仔细一想，我们最优先的身份其实是一样的――大学教授。事实证明，我的自卑是完全多余的。这些年，我更是清醒地认识到，当我被称作“宋老师”、“宋教授”的时候，不管我的身份如何增加，最优先的身份只有一个――大学教师。一个大学老师想教学，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第三个理由是形而下的：个人的相对擅长。任何一种体制，不管它多么怪异，都必然会有为这种体制而生的人。所以，大学里出现32岁的教授、31岁的教授、29岁的教授、28岁的教授、27岁的教授乃至22岁的教授级研究员，一点都不奇怪。问题是，我没有他们那样的科研天赋，所以对他们只有羡慕却无法模仿。相比较而言，我更擅长教学一些。和他们比科研，我越比越绝望；和他们比教学，我还能找到活下去的理由。扬长避短，难道不是一种生存的策略吗？

我想说的第二个问题是：“我怎样想教学？”

（1）参加青年教师讲课比赛。2003年、2006年和2009年，我先后三次参加湘潭大学青年教师讲课比赛。这就好比古代的侠士定期参加“武林大会”一样，能够通过与同行的切磋来发现自己的优势和不足。通过参加比赛，我的讲课能力获得了大幅度的提高。但以后我不准备再参加讲课比赛了，因为只要是比赛，都是一种精神的折磨，我的心脏已经受不了这样的折磨。

（2）借鉴和模仿讲课高手。很多时候，独创比模仿难，但有时候，模仿却比独创难。比如说，我每一次唱歌都是独创，但想模仿刘德华、张学友唱歌却模仿不了；我每一次讲课都是独创，但想模仿易中天的讲课却模仿不了。虽然模仿不了，但在模仿的过程中，还是有很多收获。在提高讲课能力的过程中，我向每一个值得学习的讲课达人学习，所以我听课听得比较多，听完了还写听课笔记。当听完一百个老师的课，我就可以出一本书了，名字都想好了，就叫《听课笔记》。

（3）向民间高手，比如卖化妆品的、卖菜刀的和卖消防器材的学习。我越来越发现，高手在民间。比如我去江西武功山旅游时，碰到卖菜刀的，两百块钱一把，我根本没有准备买，但半个小时后，我毅然决然地买了一把，我夫人拉都没有拉住，回家后发现果然上当了。还有消防队的到我们院推销消防器材，我也没有打算买，但听他讲了半个小时后，我立刻花600块买了一根绳子、一把刀和两根灭火器。由此，我在想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为什么这些人（当然卖消防器材的除外）可以让非常假的、非常丑的、非常有害的东西深入人心，而我们老师却不能让非常真的、非常美的、非常好的东西走进学生的内心？”尤其是那些搞传销的，明明说的是假的，你听着听着就相信了；而我们很多老师，明明说的是真的，学生听着听着就不相信了。是不是我们的教学态度、教学方式和教学水平出了问题？

（4）做教学甚至教育研究。我觉得大学里有三类人最需要做教学和教育研究：第一类是从事教务管理的同志。据我了解，我校教务处和发展规划处的专家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他们非常敬业，也非常专业，很懂教学和教育。第二类是校领导。我们知道，大学的校领导主要都来自某个具体的专业，算是科学家。但很多正面和反面的例子表明，一个科学家做了校领导后，如果还只是研究自己原来的专业肯定不够，还需要拿出一部分精力来研究教育。假如他们能够将全部的精力都来研究教育，那更是求之不得，更是一所大学的幸运。第三类就是我们老师。据我所知，目前做教学和教育研究的大学老师并不是很多，严重一点说，在教学和教育研究方面，大学里的一线教师是整体缺席的。我们的学术研究不是强调创新吗？为什么极受西方大学推崇的“教学学术”在我国却少人问津呢？

从2008年开始，我有意识地做一些教学方面的研究，基本上是发一篇专业论文，就发一篇教学论文；写一本专业专著，就写一本教学专著；申请一个专业课题，就申请一个教学课题。我希望通过这样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做到“教什么”和“如何教”的统一。坦诚的说，不研究教学的时候，自以为已经很懂教学了，一研究教学，就会发现自己对教学其实一窍不通。

为了让自己的教学研究更专业一些，我去做了教育学的博士后，有朋友不太了解我这样的做法，就问我是不是准备转行了。我说，我不是要转行，我是要回归。我以前只想做专家，所以只研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但如今我想做老师，所以我有意识地研究教学和教育，我是在回归我本来的身份和职责。

我想说的第三个问题是：“想教学给我带来了什么？”

（1）教学水平获得了比较大的提高。我三次参加学校的青年教师讲课比赛，成绩一次比一次好，这是自觉的教学研究所带来的。更重要的是，现在我讲课的内容比以前更加饱满，讲课的方法比以前更加多样，讲课的票房比以前更火爆，讲课获得学生的表扬也比以前更多了。我想，这和一个篮球运动员球技越来越高，球迷越来越多一样，都是能够从中获得极大的成就感和精神满足的。

（2）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体制。因为发表了一些教学类的CSSCI论文，申请了一些教学类的课题，包括不少人还不太了解的教育学国家社科基金，出版了几本教学类的专著，所以，我在去年还算比较顺利地评上了教授。我觉得我是用逃离体制的方式适应了体制，故经常感慨：“原来搞教学也能评教授”。在此要谢谢学校的包容和大度，谢谢学校对教学和教学研究的理解和重视。

（3）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支点。我承认，大学教师中是需要专门创造知识的科学家的。但我自认为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和潜力。所以，我甘愿做一个致力于“传播知识”的教书匠。这些年，学生的评价让我的自我感觉越来越良好，此外，我还逐渐在小范围内获得了社会的认同。比如教务处很信任我，让我主持申报中国大学视频公开课；我的新书《如何走上大学讲台――青年教师提高讲课能力的途径与方法研究》比我其他的书卖得要好很多；还有浙江、陕西和河南等省外的大学邀请我去做教学和教学研究方面的报告。总之，通过教学和教学研究，我生活得越来越好，越来越愉快、越来越幸福。因此，有人叹息“前世是猪，今生教书”时，我则感叹：“前世为神，今生育人”。

有朋友问我：“你将一半甚至更多的精力投入教学和教学研究，是不是没有野心了。”我说：“我也有野心，我的野心是：我不仅要适应体制，超越体制，最终还要创设一个属于自己的体制。在别人创设的体制中，我只能是战战兢兢的奴仆，但在自己创设的体制中，我希望做一个自由自在的国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