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可拉斯・德克斯：公立大学的理想主义过去与未来

一、当前的任务

今天，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州正在从长达数年的金融灾难中站立起来。在这期间，我们目睹了公立高等教育史上空前的、大规模的投入缩减，而伯克利最终挺过了风暴的打击，化险为夷。历尽艰难之后，为恢复正常秩序而庆幸是容易的。然而过去几个月里，在与伯克利这个共同体中的成员们――教师、学生、工作人员和校友――数不清的交谈中，我听到了一种不甘于现状的决心。这种决心不是仅仅遵循我们挑战现状、摈弃陈规的光荣传统，而是在立足过去的基础上，重新想象未来。对公立高等教育、特别对于伯克利而言，这是一个前所未有同时也充满无限可能的时刻。我们能够、同时也必须把握这个时刻，对此我深信不疑。

我相信，伯克利的使命不仅在于对抗怀疑主义，更为了重树公众对于教育价值的信念。由于我们面对着最复杂而严峻的全球挑战，我们得以在公共事业的意义上重新展望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前景。所谓公共事业，指的是它建立在一个历久弥新的价值和深刻信念的基础上，即加州公民、美国国民和世界公民作为个体的三重命运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我们中没有任何一人能凭独力完成这项事业。我们急需统筹一切资源，团结政府内外的所有支持者，以使那联接我们与我们为之服务的公众的纽带重新焕发活力。

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再次唤起那些乌托邦式的理想，正是这些理想曾经照亮了这所知名学府的全部历史。

今天的演讲伊始，我首先拒绝采用那些大家已经习以为常的名词来描述我们面对的巨大挑战。我拒绝在下面这些概念之间做出生硬的划分――包括，在通识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在人文与科学之间、在私人利益与公共产品之间、在服务地方的责任与角逐全球的雄心之间、在学科内的专业化与多学科的合作之间、在我们对入学率和多元化的承诺以及对知识的追求之间，在学院的目标与大学的志向之间。我深信美国大学能够取得名副其实的成功，其原因在于兼有上述特征之所长，而非将他们各自割裂开来。

我认为，在本科的文理教育（liberalartsandsciences）中，各种有关知识和道德上的追问是其固有内容，而这部分教育对于形成和捍卫有关“大学何为”的理念至关重要；我认为，值此大学作为面向未来的机构正遭到严厉质疑的时代，教师群体在合作治理（sharedgovernance）中所扮演的角色，为所有高等教育提供了典范；我认为，大学肩负着公共使命，而我们所提供的教育服务也是一种公共产品（pulicgood）；我认为，我们所从事的研究不仅将推出更好的商品，药品、科技和政策，也会产生更高质量的教育，惠及更加广泛的公众。我认为，一所卓越的公立院校，既能够在迎接挑战时引领方向，同时也能培养和造就一批善于解决问题的领导者。我还认为，一所大学要想在最大程度上服务于公众，就必须做到不仅使我们的教育成为全球的楷模，而且我们本身就应是一所最成功的真正的全球型大学（globalinstitution）。

我坚持主张，这些核心的任务事实上为我们――无论是作为一所大学、一个社会还是个体――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土壤，以此为基础，面对公众对教育根本价值和公共事业的效果丧失信心的尴尬，我们才能力挽狂澜，重振人心；也正是由此出发，我们方能够带领这所学校迈向一个充满期许的新时代。

为了重新规划一所伟大的公立研究型大学的未来蓝图，我相信我们必须拓展和修正我们对伯克利所负使命的理解，它应该包含三大基本要素：教学，研究和公共服务。在其中每个领域，我都意识到有必要采取综合性的行动计划（comprehensiveinitiative），与此同时，我履任校长后的首要工作，将是构建三个相互关联的核心战略（inter-connectedpillars），它们分别是本科教育、全球型大学以及跨学科的、涵盖基础与应用的研究创新。

我将围绕这三个核心战略来描绘我希望推动的几项行动计划，以此支持我们的公共使命，以及我们持之以恒的改变世界的决心。在此之前，既然归根结底我是一名以研究过去为业的学者，我将首先尝试在这所杰出大学的历史和传统中来阐述我的观点。

二、大学的历史

我的眼前有一串长长的先贤名单。纵然逝者如斯，面对145年前加州大学初创时那勇敢无畏的理想，他们从未失去信念：伯克利应力求成为一所“完全”的大学，它怀揣着将新英格兰的大学移植到西部的梦想，并与新的理念――这所西部的大学应瞄准对实践性的实用科学和道德教育的探索――相结合。1872年，这所刚成立不久的大学迎来了其历史上的首次校长就职演说，时任校长丹尼尔・吉尔曼（DanilGilman）重申了林肯总统向《莫里尔法案》[3]（MorrillAct）致敬的话――他说:“大学应追求‘民有、民享’（ofthepeopleandforthepeople），林肯此语没有任何贬低大学之意，相反，他是从人民同知识与幸福之间最崇高的联系上来定位大学”。自此以后，来自东部大学源远流长的传统融入了西部大学的果敢与坚毅，正如同来自耶鲁的蓝色汇入了加利福利亚的金色。

渐渐地，这所大学成长为一个出类拔萃的学习中心，其突出的学术品质很快便得到东部一流大学的承认。自1870年起――其时距加州大学创办仅仅两年――女性便成为伯克利学生群体的组成部分，来自外国的学生也迅速增加。其后，本地热心人士怀着让伯克利象征的伟大理念长久流传的理想，大力襄助校区建设。随着希腊剧院（GreekTheater），法学楼（BoaltHall）、主图书馆（DoeLibrary）、钟楼（Campanile）、南校门（SatherGate）的相继落成，一座知识之城在山上渐次成型。待到1910年，学校已经因为拥有同样拔尖的工程学和哲学教育而广为人知。到1934年，美国教育委员会（AmericanCouncilofEducation）发现，伯克利拥有与国内其他一流高校同样出色的研究生院系。在二战后的岁月里，正是在伯克利的推动下，北加州发展成为美国最重要的创造、发现和经济增长的中心。

万事俱备。就在此时，美国高等教育领域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克拉克・克尔（ClarkKerr）接受任命，出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校长。

三、克拉克・克尔

克拉克・克尔在他应邀于1963年出席哈佛大学“戈德金讲座”（GodkinLecturesof1963）时所作的精彩演讲中，首次提出了他称之为“多元巨型大学”（multi-versity）的概念，并揭示了这类新型大学的理想，即大学应致力于创造机会、搭建平台、拓宽途径，以促进每个个体的禀赋得到最大的实现。他提出的“高等教育总体规划”（MasterPlanforHigherEducation）堪称20世纪关于公立高等教育最伟大的组织构想，并于1960年得到采纳。规划确认了其旗舰学校（flagshipinstitutions）应专注于一流的科学研究和学生培养，同时又对州立教育体系――从遍布州内的社区学院到当时已堪与哈佛比肩的伯克利分校――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整合。他的这项制度性设计，体现了美国式的民主理想与卓越和美德两种价值的融合。

在其就职演讲中，克尔提出，“大学的职责不应该满足于一届复一届的学生教育，或是提供种类繁多的公共服务。这些职能构成了大学活动的核心，但并未穷尽其全部的责任。大学乃是凭借它对于道德和智力生活所作的贡献，从而发挥其最重要的作用，履行其充分的义务。”六年后，作为一个即将迎来迅猛扩张和高速增长的教育系统的校长，克尔重申，由于大学将为未来奠定基础――用他的话说，将创造一个人类的黄金时代――因此，大学的角色至关重要。它通过知识的贡献，以塑造一个智慧与道德的前景，从而引领伟大的价值。

四、大学的未来

到1963年，克尔满怀信心地宣布，“美国的大学正在经历其第二次伟大的转型”，这一转型，据他说，“将延续二战后差不多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在此过程中，大学被人们寄予厚望：不仅要培养空前数量的学生，同时还要回应激增的服务国家的需求。待到这一阶段临近尾声时，将会出现一所名副其实的美国大学，一所在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大学，它并不瞻望其他典范亦步亦趋，而是它自身就将成为其他大学效仿的榜样。”他是富有预见性的，也为打造这一世界性的模范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然而，在时隔近40年后――此时距他遭到“自由言论运动”（freespeechmovement）的挑战以及因为1960年代加州州内政治势力之间的倾轧而去职已经很久――重新思考这些问题，克尔认识到他身处的年代仍然称不上是一个黄金时代。他担心，总体规划虽然仍然在延续，却已经大打折扣――存在于本科层次的教学与高层次的研究之间的张力，以及围绕公共资源的空前竞争，均削弱了总体规划。即便如此，在新世纪已经过去了13年后，坦白而言，我对那曾经让克尔最为忧虑的时代反倒抱有一丝怀念。

克尔当年令人信服地指出的那些问题和挑战，在他身后的岁月里没有缓解，反而以戏剧性的方式不断强化。在我接任校长一职的这一年，来自州的拨款仅占学校预算的12%，较2001年减少了35%。难以想象如果克尔对此身后有知，他会说些什么。尽管如此，如果我们打算追随克拉克・克尔校长的真精神，我相信我们必须面向未来，坚持他所不懈追求的乌托邦理想。当我们试图在荆棘塞途的困境中摸索我们的道路时，它将继续担当我们的指引。

五、核心战略之一：本科文理教育

关于文理教育是本科教育之核心的信念建立在一个独特的美国式理念上，其最初源自古典教育和宗教教育。多年来，践行这一信念的方式在于让学生置身于具有重大意义的人性论辩、谜题和话语之中，并以此为手段发展他们的批判性思维、培养他们成为我们世界的积极公民。

然而，今天却有许多人声称这种教育无关紧要、浪费精力甚至是危害，甚至还有人对公民权利的重要意义以及公共领域的观念提出异议。有关亚里士多德对“善的生活”的思考，孔子对公共伦理的思考，洛克和马克思对财产起源的思考，杰弗逊和托克维尔对民主本质的思考，达尔文对人类进化的思考，杜波依斯对奴隶制遗留问题的思考，甘地对帝国之羞辱的思考，或者是波伏娃对女性如何被塑造的思考――在今天，让学生深入这些命题是否依然重要，许多人也表示怀疑。时至今日，我却仍然从早年一堂课的魅力中受到启发。在那堂关于“自由意志与必然性”的课上，我参与了一场贯穿整个学期的辩论，辩论的一方是关于自由与人的能动性的理论，另一方则是源自生物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实验证据，命题的复杂性至今仍吸引着我。

我们对科学技术的依赖正在一步步地加深，不仅依靠它们来规划我们与身处环境之间的关系，也凭借它们重新塑造和定义我们同经济、社会甚至自我的身体之间的关系。而我相信越是如此，对我们文学和艺术想象力的培养就越是不可缺少，我也相信，我们所有的学生都需要深入到科学领域古往今来的各种辩论和发现中，以直接地介入当前那些日益紧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