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广云：输入学理，研究问题

各位领导和老师：

大家好！

我担任研究生指导教师工作不到三年，没有多少经验可以介绍，只是利用这次机会，汇报一下自己的工作、心得和体会。我向大家汇报的题目是“输入学理，研究问题”。这个题目是从胡适先生说的四句话――“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胡适：《新思潮的意义》）中截取的两句话。

我认为，作为一位研究生指导教师，在指导研究生工作中，首要的问题是明确：哪些是我们能做的？哪些是我们不能做的？这个“能做”和“不能做”的划界是至关紧要的。当然，这里的前提是：学生是合格的学生，导师是合格的导师。一位合格的研究生应初步具备学习相关学科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而一位合格的研究生导师则应具备研究相关学科领域问题的知识和能力。一个学生从本科生阶段进入到研究生阶段，就是一次跃迁，这次跃迁的实质也就是从比较单纯的学习进入到以研究（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为目的的学习。而导师则是这一跃迁的阶梯或桥梁。我历来认为，即使在本科生教学中，也不应该满足于传授知识技能，而应该着重于输入学理，研究问题，研究生指导更应该如此。这里顺便说一句话：我们首都师范大学存在一种风气，大家以为“师范”就是面向中学、小学，面向中等教育、初等教育等等；更进一步以为这种“面向”就是将自己降低到中学、小学水平，将自己降低到中等教育、初等教育等等水平；反映在课堂教学中，许多领导、教师以及学生总是以所谓课堂教学规范（如教态、板书或课件等）以及课堂教学效果（如师生互动等）来评估。这一评估标准当然不能忽视，但是我一直认为，在大学课堂教学中，最为重要的衡量标准是学术含量的有无和多少。我们讲了许多年的“师范”，办了许多年的“师范”，为首都北京基础教育事业输送了许多师资力量，但是甚至连附近中小学都未必承认我们，在培养师资力量上，我们未必具有综合实力以及核心竞争力。高等教育就是高等教育，“师范”不是我们拒斥大学精神的理由，相反，师范是我们培育大学精神的摇篮。

总之，学术理念是大学的精神所在。大学教师至于学生，关键不在于传授知识技能，而在于输入学理，研究问题。在任何时代，尤其在我们这个信息―知识时代，一个人成为教师或作为教师的合法性不在于他/她比学生拥有更多的知识技能（无论业余的还是专业的），而在于他/她比学生更好地掌握学理，研究问题。也许一个问题，无论学生，还是教师，都不知道它的所谓标准答案。但是比较学生而言，教师应能知道提出、分析和解决这个问题，获得各种可能答案，在各种可能答案中选择最优答案的方法。这就是教师的本事。

以上是我对于自己所谓研究生导师这一身份和职业的理解。下面是我自己在指导研究生工作中的尝试和探索。有些提法限于哲学学科，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第一，通过指导原典阅读，输入学理。

学生就是读书，教师就是教书。但是，对于所读所教之书，许多学生甚至教师未必真正理解。在每年研究生笔试和面试时，许多考生在涉及自己所读之书时令人尴尬，大多除了曾读过教科书之外，就没有读一本像样的书了。别说哲学原著，甚至文学原著，许多考生都未真正读过，有些考生甚至以影视、连环画卡通画等等来搪塞。其实，哲学，正如文学、历史以及一切人文学科一样，阅读原著是一项基本的学术修养。这一点跟科学不同，除非从事科学历史、文化、思想研究（这样就不是科学研究，而是人文研究了），我们并不需要阅读牛顿、爱因斯坦科学著作，只要具备相应的知识和能力，借助任何一本完整地准确地复述其理论体系的相关科学著作，就能了解经典力学、狭义和广义相对论。但是，任何一种对于马克思的复述，都无法与马克思本人的著作等同。因为思想，一方面像科学一样具有普遍性，另一方面则像艺术一样具有特殊性。任何一种置换即使不会抛弃它的普泛意义，也会丧失它的特有价值。至于我们大多教科书，更是以知识技能的传授取代学理的输入和问题的研究。如果我们将知识理解为各种“知其然”的事实知识和“知其所以然”的原理知识（“言传”型），将技能理解为应用的知识或知识的应用（“意会”型或“身教”型），那么，构成各种事实判断（“是怎样”）和价值判断（“应如何”）等等知识内容的逻辑形式，就是学理。这种学理在大多教科书中是无法充分呈现的。只有通过原典阅读，才能掌握学理。原典，就是原创思想，其中思想方法就是学理。凡人类都有思想，惟学人才有学理。人们每时每地都在表达自己的立场和态度，这种凭借直观和猜测的朴素思想在人类早期生活中具有一定的作用和影响，今天就不再具有多大的意义和价值了。只有在学理的衬托下，自由的思想才有魅力。

我指导研究生读书是从方法论切入的。鉴于我们研究生大多只了解形式逻辑和辩证法这样一些传统哲学方法论资源，未了解分析哲学和现象学这样一些当代哲学方法论资源，我选择了后现代、诠释学、现象学和分析哲学四种经典文选（中译选本）作为阅读书目，指导研究生阅读；并开设了“当代哲学方法论”课程，指导研究生阅读当代哲学之代表性人物――如维特根斯坦、胡塞尔、海德格尔等――的代表性著作（中译选本）；同时指导研究生阅读外文哲学著作（英译全本）。至今，这些课外的和课内的、中文的和外文的读书活动已经坚持两年。参加读书活动的研究生，除了我自己指导的（要求参加）之外，还有其他人指导的（自愿参加）；除了院内、校内的，还有外院、外校的。通常读书的方法是：念一段、（外文）译一段、讲解一段、讨论一段。通常每周半天（2―4小时，中文10―30页，外文5―10页）。这是精读，不是泛读，关键不在于记住什么段落大意、中心思想或者基本概念、基本原理，而是把握其中的思路，掌握其中的学理，我以为这就叫做读懂了一本书；进而能够以这样的思路来研究问题，能够以这样的学理来研究问题，我以为这就叫做读通了一本书。

第二，通过指导论文写作，研究问题。

毕业（学位）论文写作是研究生学习的一个重要环节，而指导毕业（学位）论文写作则是研究生导师指导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但是，关于毕业（学位）论文写作，许多学生甚至导师同样未必真正理解。在每年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和答辩时，许多学生论文同样令人尴尬。阅读是写作的基础。由于没有真正阅读原典，许多学生论文弥漫着教科书式的气息。所谓教科书式，典型的办法是观点加上事例，排列组合，无学理，少思路。许多学生论文或提不出问题来，或即使提得出问题来，也不知道怎样分析，更不知道如何解决。提出问题是一种比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更重要的能力。正确地提出问题往往比正确地分析问题、正确地解决问题更有意义、更有价值。论文，是研究问题的，但却不是任何“问题”都是问题，问题是已经发生、尚未解决而又值得研究的。许多学生或连一个像样问题都提不出来，或即使问题提得出来，也不知道怎样展开，更不知道如何发挥。须知问题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答案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我们应当具有穷尽各种可能问题的本事，具有穷尽各种可能答案的本事，提出各种备选答案，然后比较鉴别，选出最优答案。然而许多学生论文的选题和论证，大多属于宏大叙事，上下五千年，往来中东西；或先入为主，惯性思维；或大而化之，空泛推论；只在平面上游移，不往深度里挖掘；少有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刚强和勤奋，多有规避或消解问题的懦弱和懒惰，以至敷衍、拼凑，甚至抄袭、剽窃，诸如此类。

我对于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的要求是：选题尽可能地微小而新颖，论证尽可能地细致而严密，既符合学术规范，又具有思想创见。这就要求学生进入学术前沿，保持思想锐气，运用学理，研究问题。首先，选题一定要求小而新。“小”和“大”、“新”和“旧”是相对而言的。以学生现有的知识积累、学术水准和思想水平为标准，凡可能做实的则为“小”；凡必然做虚的则为“大”；以学界所争论的问题为标准，凡尚未或正在争论的则为“新”；凡已经然不再争论的则为“旧”。其次，论证一定要求细而密。所谓“细”，是指思想和学问的功夫不在轮廓梗概，而在细枝末节；所谓“密”，是指论述和证明的技巧不在自圆其说，而在无懈可击。当然，这一目标是理想的。现实的情况是朝着这一方向努力。然而难能方才可贵。树立这样一个目标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研究生指导工作，当然还有其它方面，例如通过引导参与学术活动，培养能力等等，我就不再赘言了。最后补充两点：一是我们导师对于学生一定要有信心，能信任。有一种说法，认为现在由于我们不断扩大招生数量，加上我们学校缺乏品牌效应，生源质量每况愈下。还有另一种说法，认为现在学生都很实用、功利，到我们学校混一张文凭就是为了在首都北京找一份工作，对于学术毫无兴趣。这些说法用于极少数、极个别学生则然，用于绝大多数学生则不然。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我们应当相信绝大多数学生的智商（IQ）情商（EQ）是在中等以上，绝大多数学生对于学术的兴趣不会衰落泯灭。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推卸责任。二是我们导师对于学生一定要高标准，严要求。由于种种误区，许多导师对于学生低标准、宽要求，从而造成一种不良风气：许多学生对于学术毫无敬畏之心，更无以学术为志业之意，这是我们教师的最大失败和最大耻辱。

今天，站在这里，我要呼吁：改变这种风气，我们责无旁贷。

谢谢大家！

（补记：2006年4月27、28日，首都师范大学召开研究生教育工作会议。27日下午，作者作为研究生导师代表发言，与会领导、教师反响热烈。28日下午，中国科学院院士、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林群作为小组代表，在大会汇报小组讨论情况时对于作者发言给予高度评价。原载《高教研究》2006年第2期，并经作者补充、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