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成：跟着真理走

各位老师、同学好：

我一直认为，我们的迎接新生的师生见面会应该是一次庄严的“立约”。这是又一次“立约”。在去年的与新生的见面会上，系领导让我代表教师发言，我讲了五个问题：什么是大学；什么是文学；什么是大学生；什么是大学教师；什么是健康的大学师生关系。这五个方面的话，合成一句，就是：“为了养成现代公民”。会后，系领导嘱我将发言整理成文稿交到系里。我将整理好的发言稿交给了系领导，同时也投给了校报，因为校报编辑曾多次向我约稿。后来，校报的一个负责人略带歉意地告知我，领导审查认为不合适，不予采用。再后来，我的朋友、我校图书馆管理员杨支柱老师帮我将此文发在了网上,没多久，《中国青年研究》也刊载了此文。那以后，我看到了网上对此文的一些评论，得知有的大学（例如吉林大学、三峡大学）还在它们的校园和教学中传播了此文，吉林大学中文系教授李新宇博士还将此文复印发给了他的博士生和硕士生。这些情况，对于我这样一个爱表现、爱受表扬、也爱表扬别人的“三表”人才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我总感到面对新生，我有很多话想说。这大概是出于某种责任感，出于某种盼望，似乎还不是出于虚荣心，不是出于所谓“话霸”的骄横，不是缘于令人讨厌的好为人师的“职业病”，不是为了做秀、摆姿态、抢镜头、出风头吧？其实，聆听是最幸福的，鲁迅先生早就说过：沉默时，我感到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我此时就感到空虚，感到紧张，因为一开口讲话，就意味着遗漏、片面、甚至犯错误，就意味着将自己置于被审视、被批评、甚至被嘲笑的险境。米兰・.昆德拉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我想说：“人类一说话，上帝更发笑”。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去年师生见面会上我讲了五个问题，今年我想多讲一个问题，讲六个问题。对这六个问题的言说合成一句话，就是：“跟着真理走”。

怎么才算“跟着真理走”呢？

一、仰望星空。钱理群先生给北京大学的学生上最后一堂课，结束时，学生请求钱先生给北大学子留下一句赠言，钱先生语重心长地说了这样一句话：希望北大学子永远向前走，向下看。我认为钱先生说得很好，很精彩。“向前走，向下看”，的确太正确、太要紧了。不过，我觉得似乎在“向前走，向下看”之前，还得加上一句话，那就是“向上求”。两句话合起来说就更正确、更精要了。路在地上，指路的在天上。我们在黑沉沉、灰蒙蒙的茫茫荒野或大海上迷失方向时，怎么办呢？正确的、有效的方法，只有仰望星空。实际上，“向上求”是“向前走，向下看”的须臾不可离开的前提。不仰望星空，不明确方向，我们怎么知道哪里是前，哪里是后，哪里是上，哪里是下呢？

那么，星空是什么？星空就是真理，就是指路的真理，就是主宰着尘世又超越于尘世的真理，就是将道德感、同情心、正义与勇气、爱与悲悯、谦卑与宽容等等一切美好的情操、情愫植入我们人类心中的永恒的、神圣的、无处不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大能的真理。康德说：“位我上者灿烂的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这星空，这真理，高高在上，灿烂无比，没有它，一切都不存在，一切都没有意义。对于它，我们当永远心存敬畏，心存感激。无视它，轻蔑它，无所畏惧，“无法无天”，给我们的国家、民族乃至人类造成的悲剧太多、太惨重了。孔子也曾说过：“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这些古圣先贤的金子一样的教诲，我们当牢牢谨记，实实躬行。

二、直面现实。一方面，我们应当直面社会的现实，像鲁迅先生那样，做“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的真的猛士。我们的社会在进步，特别是近二十年，进步的幅度很大，速度很快。这很令人欣喜。但是，从总体上说，我们的现实还并不理想，并不美好，还有那么多黑暗、腐败、不公、专制。事实上，不仅有“文革”中民主斗士林昭和独立思想者遇罗克在阳光下被杀害；就是现如今，仍然有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孙志刚在收容所里被打死，仍然有三岁的小女孩李思怡被锁在家里，无一人光顾和理睬，在极度恐惧和饥饿中，惨死在房门旁边，仍然有由于腐败和渎职造成的各种各样的矿难，仍然有惨绝人寰的美国的“9.・11”和俄罗斯的“别斯兰”。我们不可以做一个浅薄无知、盲目乐观、闭上双眼、故作清纯、天真和儒雅、悠闲的所谓“绅士”和“淑女”。我们要做一个永远醒着做梦、直视太阳又伏身大地的睁开眼睛关注现实的深沉的人。

另一方面，我们更要直面心灵的真实。这需要更大的诚实与勇气。我们正值青春年华。但是，青春并不必然地意味着良善和纯洁，并不必然地意味着“杏花春雨”。钱理群先生说“青春是可怕的”，我说“青春是沼泽地”。我们红卫兵那一代人的悲剧证明了这一点，如今纵情享乐、决意“犬儒”的被欲望胀得变态畸形和折磨得神魂颠倒的所谓“新新人类”的实际状况也证明了这一点。做为一个负责任的教书人，我决不“媚青”。我们应当有“罪人”的自省意识，应当知道自己内心有太多、太浓重的“幽暗”，有太多、太纷纭的不真与不洁。我们常常为蝇头小利而典当和出卖自己的人格与曾声言恪守的原则以及曾信誓旦旦的承诺。我们常常过分看重自己的能力与努力，无视、轻漫别人的奉献、帮助与命运恩赐的机会。我们常常有难以消释的智力优越感和道德优越感，因而不能心存感恩，不能谦卑。须知，人最大的无知就是不知自己是“罪人”，就是不知自己是单靠自己万事不能的低能儿。骄傲是人类的第一大罪。所以，我们务必要警惕自己，永远警醒，尽快低下高贵的头，做一枚经霜的如火的枫叶和沉实的麦穗。经上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三、满有盼望。认识不到黑暗的人，势必浅薄，难以深刻。然而，只感受、认识到了黑暗而因此没有了盼望、陷入了绝望的人，则势必怨毒、阴暗，令人恐惧。我们的道路曲曲折折，坎坎坷坷；我们的眼前荆棘蔽日，衰草连天；我们的身上风刀霜剑，凄风苦雨。但是，我们的前方并不是坟墓，而是太阳的故乡，是云蒸霞蔚、升腾起太阳的地平线，它正在由于期盼我们太久、太热烈而颤抖，而翘首，而急迫地呼唤。骑着梦的骏马向前奔驰，满有盼望地走向远方，在荒草连天的墓场，正升起一轮太阳。正像藏族歌手亚东在《康巴汉子》中歌唱的那样：“额上写满祖先的故事，云彩托起欢笑；胸膛是爱与野性的草原，任随女人跟我自由飞翔；血管里响着马蹄的声音，眼里是圣洁的太阳；当青稞酒在心里歌唱的时候，世界就在手上。”真正有价值的人生，一定是属于那些尽管身处如磐的黑暗中却永远直视太阳的人。鲁迅先生与列夫・.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社会现实、人类心灵的黑暗的体验、确认同样深刻而准确；但是，他 却没有像托翁和陀氏那样坚定地、一贯地对未来、对人类满怀盼望。因此，他身上、他心里有太多、太重的“鬼气”、绝望和怨毒。这是鲁迅先生的一大局限、一大弱点、一大遗憾。而我们，“鲁迅大学”的学生们，理应以鲁迅先生止步的地方为起点，沿着他指示的方向，走他没有走完的路，继承他，学习他，超越他。这样做，我们才配称是“鲁迅大学”的学生。诚能如此，鲁迅先生九泉之下、高天之上有知，一定会微笑着向我们点头致意的。

四、诗意栖居。我们人类是万物之灵长，宇宙之精华，天地之杰作，造物之宠儿。我们与别的生物的一个重要区别，是造物给了我们一颗诗意的心、一双诗意的眼和一支诗意的笔，要我们诗意地栖居于大地。我们是学习文学的，就更是如此，更应该如此。文学是什么？文学就是诗，就是生活与心灵的诗意地书写；就是梦，就是充满诗意的梦的潇洒、飘逸地飞翔；就是歌唱与哭泣，就是充满抗议与隐忍、诅咒与盼望的笑声与泪水。一个以文学为人生的人，就是要乘着这匹俊美、健壮的马，行走四方，书写人生，在大地上留下一泓泓醴泉，一片片绿洲，一簇簇鲜花，一串串诗行。

五、“做光做盐”。一切物质、乃至生命都容易腐败和坏朽。而使它们免于腐败和坏朽，保有健康和清洁的办法，就是给它们泼洒阳光和盐。具有东正教传统的俄罗斯有赠贵客以盐巴的习俗。这个习俗有着深刻的文化与精神内涵，它以“盐”为贵，鼓励、祝福人们在尘世上做“盐”。俄罗斯知识分子自命为尘世中的“光中之光，盐中之盐”。他们愿意把全人类的苦难都装进自己的胸膛，把全人类的道义都担在自己的肩上。他们是真理的思想者，更是真理的实践者。的确，一个圣徒胜过一百个神学家。正如马克思所说，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哲学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中国文人、士大夫的一个致命弱点，就是知行不合一，逻辑不一贯。“没有行为的信心就是死的”，“信无善行乃是死的”。正确的、重要的是知行合一，信行合一，活出真理。用张卫民老师的话说是“做不做李叔同”；用基督信仰的话说是“活出基督”，是做不做特蕾莎，做不做朋霍菲尔，做不做德斯蒙德・图图，做不做纳尔逊・曼德拉，做不做马丁・路德・金，做不做金大中；用我们中国文化的角度看，是做不做谭嗣同，做不做粱漱溟，做不做晏阳初。粱漱溟、晏阳初的乡村建设是中国文化建设永远的榜样，它指示了一条真正正确而有效的方向与道路。我们中国有个颜元、李恭学派，他们特别重视和强调知行合一、身体力行。所以，最重要的还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怀大爱心，做小事情”。在日常的行事为人中，我们不仅自己不做“暗昧无益”的事，而且还要敢于同时用有声的语言和无言的行为去批评做这些事情的人。因为这种批评不仅能够把黑暗彰显出来（“只要有一颗星，黑夜便被战胜，因为，黑夜现出了原形”），而且更能够把真理显明出来，警醒、装备更多的人，清洁、改造我们的社会，因为本质上讲，它就是真理的自我显明。如此，我们便成了名副其实的“光明的子女”，而“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我们个人的作为不会很大，我们不过是一滴水。但是，一滴水一滴水汇集起来的“雪浪花”，就可以一点一点地重塑大海边的礁石，就可以一日一日地重塑我们的文化江山。我们要效法填海的精卫、逐日的夸父、移山的愚公、治水的大禹，用我们的不老的意志和智慧，用我们的“山水人格”和“仁智情怀”，“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地去践行真理。在万丈红尘、滔滔人世中，践行真理常常不但不会给我们带来荣耀、富贵和权力，还常常带给我们屈辱、清贫和苦难。但是，我们仍然要这么做。这么做，虽然不能在尘世中荣耀我们自己，但是，却能够荣耀真理；如此，真理必向我们微笑，必向我们祝福，必向我们发出由衷的赞美。“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六、甘做“思痴”。帕斯卡尔说过，人是一棵软弱的苇草，但是，却是一棵有思想的苇草；因此，人才有了尊严和权利。思想是造物赋予人类的又一大权利和能力。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尤其是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理应是一个天天探寻真理的思想者。思想，使人深刻；思想，使人谦卑；思想，使人发现、认识、伏服真理。缺乏思想，缺乏对真知、真理的追寻，我们就担不起知识分子的称号。并且，这种思想，还应该努力达到“思痴”的程度和境界。正像我的一个至今未谋面的朋友所说，这种思想，应该像泰勒斯那样，仰首观察星象，踏空落在井里，受到特拉克姑娘的嘲笑，而不是一心只想着在地上找到从天上掉下来的金元宝；应该像苏格拉底那样，面对死刑，不仅不逃走，而且还在那里探讨不朽和正义的涵义，直至饮鸩而死，而不是一心只想着荣华富贵、封妻荫子、光宗耀祖；应该像牛顿那样，煮鸡蛋时把表放进了锅里竟然不知，而不是心猿意马、见异思迁、浅尝辄止。这种思想，不单是脑神经元的紧张运作，更是有崇高的精神的支撑与提升。

清雄奔放的李白曾放声高歌：“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足见其何等狂傲！不过，这样一个李白在伟大的神圣、神秘的命运面前是躬下腰来的，他不无悲壮地慨叹道：“天地者，人生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不错，我们不过是“中间物”（鲁迅），不过是寄居于世的“过客”。“悲凉之雾，披于华林”（鲁迅），我们会时时感受到人生的短暂、荒诞、悲哀与无助，常常会陷于无边的凄凉与苍茫之中。在我的记忆里，迄今为止，心情最为凄凉、最为苍茫的时候，是参加完恩师李景隆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回到先生的书房和居室之后度过的一段时光。师母十多年前就驾鹤西行了；先生的唯一的养子也早已定居加拿大，在料理完先生的后事之后，也将很快返回加拿大。看着那满屋的书，看着那很快就将空无一人的居室，我放声痛哭，心叶滴滴流血，泪水涔涔流淌。我清醒地意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