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正来：高等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

在社会各界、特别是社会科学界诸位同道的大力支持下，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National I nsti tute for Advanced Study i n Soci al Sci ences）已于近日正式成立。作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我受聘担任该院院长。我经常面对的一个根本性的疑问是：我们中国或复旦大学有必要建立高研院吗？实际上，这一问题所涉及的乃是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需要所谓的“高等研究”吗？在此，我拟对此一问题做出初步回答。

一、高研院是纯粹的学术研究机构

按照我的理解，所谓的“高等研究”（advanced study）至少具有如下两个特征：首先，它是指一种学术建制，亦即一种有别于大学的、纯粹的学术研究建制。我们知道，世界上最早、也是最著名的高研院当属成立于1930年的普林斯 顿 高 研 院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Princeton）。尽管普林斯顿高研院与普林斯顿大学有着密切的学术关联，但是它并非普林斯顿大学的一部分，而是一个独立的学术研究机构。至1979年社会科学部成立时，普林斯顿高研院形成了自然科学、数学、历史学（含整个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四个学部齐头并进、涵盖几乎所有知识形态的综合性研究机构。尽管普林斯顿高研院的研究领域与大学完全一样，但其学术建制却完全不同，因为它是一个纯粹的学术研究机构。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这种“纯粹性”主要体现在：第一，它不承担教学和学位授予的职能，只做纯粹的学术研究。第二，更为重要的是，一如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官方宗旨所说的那样，它致力于“无涉利益的知识探寻”（thedisi nterested pursui t of knowl edge）。由于经费来源充足，这种高等研究不受政治意识形态和项目资助方之意志的制约，从而保有学术的纯洁性和自主性。在我看来，这一点对高等研究而言尤为重要。

其次，这种学术研究建制予以推进的乃是一般意义上的大学所不能充分保证的以问题为导向的基础性、前沿性的高端研究。高等研究一开始就是以弥补现代大学建制的不足而登上历史前台的。还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为例，其最初致力于自然科学领域的以问题为导向（而以非学科为分界）的基础性、前沿性的高端研究，后来扩展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直到现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定位中还明确指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存在是为了鼓励和支持科学与人文领域的基础研究――亦即那种在改变我们理解世界之方式的知识中做出推进的原创性（常常是纯理论的）思想。”除了在各个学部倡导以问题为导向（而以非学科为分界）的高端研究外，它还专门设置了交叉学科研究项目（TheProgram i n I nterdi sci pl i nary Studi es）。正是因为其致力于纯学术、纯理论的以问题为导向的基础性、前沿性研究，普林斯顿高研院诞生70余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一共有2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出自该院；在全部48名数学领域最高奖“菲尔兹奖”获得者中，有34位与该院有关。

二、建立“根据中国”的学术标准

不过，我们设立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复制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运作模式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我看来，一如我们不能完全“复制”西方的各种理论模式一样，我们也不应当、也不可能完全“复制”西方的学术建制。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创立，既体现了我们一贯力创并实践的“以学术为本、直面人类社会”的学术理念，也是我们推动中国社会科学实现真正的“知识转型”的一种努力。

自1990年代初期以来，在学界同仁的支持下，我们就一直致力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探索，并着力进行了一系列相关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尝试。我除了出版了《研究与反思：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思考》和《学术与自主：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等论著外，还创办并主编了《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书评》等颇具中国特色的学术刊物，从而推动了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大讨论与学术规范化运动。所有这些理论性和实践性的努力，都使我深刻地认识到：在国际向度上，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自主性乃是以特定时空为限的，是以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为依托的，因而，在根本上它会涉及到中国社会科学在当下世界的结构中如何自主于西方社会科学之“文化霸权”的问题。

晚近以来，在全球化和我所谓的“世界结构”的观照下，我以中国法学为具体个案，秉承“知识-法学”的分析路径，集中批判了支配中国法学的那种封闭的全球化观和实质上为我们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图景”的“现代化范式”。通过这一系列研究，我们得以洞见到：全球化乃是一个话语争斗的过程，是可以服务于中国文化与政治需求的开放性的进程；而中国法学、甚或整个中国社会科学却陷于封闭的全球化观和“现代化范式”而不自知，进而在主动放弃了中国法学、甚或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的文化与政治担当的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图景”。因此，我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在“世界结构”的支配下，中国社会科学要谋求自主性，必须建构起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而其前提便是建立“根据中国”的学术判准，对中国进行“问题化”、“现实化”的“集体性反思”，而对于这种反思及其在“世界结构”中的意义，我称之为从“主权性的中国”迈向“主体性的中国”。

显而易见，在“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这一题域下，所谓的建立“根据中国”的学术判准、建构“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等，其本身绝不只是一种个人性的反思活动，也绝不是一件经过某种即时性的“宣称”便可以一劳永逸解决的事情；与之相反，中国学术自主性的建立，不仅需要中国知识分子以集体性的方式对此一问题保有一种清醒的意识和自觉的思考，而且更需要一种建立在集体反思基础之上的集体性行动。这种集体性行动，即是所谓的在学术史意义上具有革命性意义的“知识转型”。

三、实现“走向世界”的“知识转型”

所谓的“知识转型”有着丰富的内涵。从历时性的视角看，这种“知识转型”首先是指：中国社会科学必须从此前的“引进”、“复制”、“与国际接轨”的阶段迈向一个全新的阶段，即“走向世界”，并与世界进行实质性的思想对话和学术交流的阶段。在我看来，晚近30年来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引进”阶段，即引进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知识、研究方法、学科体系和学术建制等等。当然这个阶段一直在延续，未来还将延续。

第二个阶段，是从1990年代初开始的“复制”阶段，即开始运用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和方法解释中国问题，“复制”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模式，这在经济学领域表现较为突出。这个阶段也在继续。

第三个阶段，是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与国际接轨”阶段，即开始与国际社会科学的学术规范、学科体系和学术建制等全面接轨，其主要的表现是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学术规范化运动。

经过这三个阶段的发展，我们不仅大规模地引进了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体系，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而且也初步恢复、接续并发展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传统，并开始“复制”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模式，在学术规范等方面开始同国际“接轨”。

但必须看到：晚近30年以“引进”、“复制”和“接轨”为特征的中国社会科学的共同点在于以西方社会科学的判准作为我们的判准，而在这种判准下的研究成果不仅完全忽视了对中国本身的关注，实际上也很难与西方进行实质性的交流和对话。另一方面，中国这30年的经济发展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各种西方模式、传统模式的束缚，但中国社会科学却仍然受前苏联和西方知识的束缚，无法自主地解释当下实践中的中国经验本身。我们的社会科学学者很多时候其实是在帮着西方的先哲同中国的先哲们打仗。但是，帮着打仗的“我们”其实是不存在的；由于欠缺对我们生活于其间的当下中国的理论关切，“我们”事实上只是相对于西方论者们的“复印机”或“留声机”而已。也就是说，我们严重地忽视了对中国问题本身的深度研究和理论关注。

在我看来，“走向世界”这一新的历史阶段绝不仅仅是此前三个阶段的自然延续，而在根本上为中国社会科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社会科学在此一阶段必须建立“根据中国”的学术判准，并以这样的判准展开对中国问题和一般理论问题的深度研究，进而用西方社会科学界所能够理解的话语形式同它们展开实质性的对话，最终达到影响它们的目的。

因此，从其内在价值蕴含来看，以“走向世界”为其主要内容的这种“知识转型”的核心意义就在于：中国社会科学必须从西方思想的支配下解放出来，主动介入全球化时代话语权的争夺。在我看来，这种“知识转型”至少要求中国社会科学要实现以下两个“根本性的转变”：

第一，要从那种因“西方化倾向”所导致的“中国之缺位”中解放出来，重新“找回”或“发现”中国――这里的“中国”不是意识形态视野中的中国，也不是中国传统知识视野下的中国，更不是西方知识视野下的中国，而是一个基于中国自己的文化身份与政治认同、具有后发发展经验并处于“世界结构”中的当下中国。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非反思性的盲目追随者，转变为反思性的、自主性的思想者，从不关心中国文化身份、政治认同的思想者，转变为直面中国文化与政治需求、直面中国经验、直面当下中国实践的思想者。

在此，我想特别强调对当下中国的深度研究。我们知道，在改革开放的短短30年中，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变化之中一定隐含着中国经验，因为中国并没有按照西方的发展模式但是却达到了发展的目的。在这种中国经验中，不仅存在着中国人特有的运作模式，而且也存在着中国人的哲学、中国人对制度的认识，而所有这些都是西方社会科学所无法解释的，而需要我们通过自己的研究成果来解释。除了这种“中国经验”外，社会转型中的“城乡二元结构”和“贫富差距结构”等结构性难题，以及中国置身其间的“世界结构”等，都需要我们基于社会秩序的正当性和中国立场等做出理论上的深刻阐释。然而，无论是对中国发展经验的理论阐释，还是对“城乡二元结构”、“贫富差距结构”和“世界结构”等结构性难题的理论分析和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做得都是远远不够的。

第二，要从那种“唯学科化倾向”所导致的“肢解化的中国”中解脱出来，用问题导向的、综合性的交叉学科或 “无学科性”（non-di sci pl i nary）研究去解释处于变革之中的整体性中国。我们知道，我们迄今所有的社会科学学科事实上都是伴随着我们的“知识引进运动”而按照西方的学科体系逐步建立起来的。但是，在以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为代表的西方论者在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否思”社会科学学科的时候，我们的学科化倾向却日趋发达并僵化。我们必须承认，这30年中国高等教育严格按照一级学科进行设置的模式大力促进了各个学科的独立发展，然而这里的要害在于，中国知识生产的整个建制，也都是严格按照学科设置展开的：无论是学术研究项目的设定、申请或评价，还是学术论文的发表或评价，甚或是学术刊物的分类，概莫能外。这种“唯学科化”倾向所造成的危害是显见不争的：首先，如果说“西方化”倾向致使中国社会科学在研究的过程中丢失了中国，那么“唯学科化”则使它在研究的过程中“肢解”了中国，因为原本作为整体研究对象的中国，在中国社会科学“唯学科化”的背景下，却被“肢解”成了一个个孤立且互不相干的面向或局部。其次，在国际社会科学界普遍盛行“问题主导”而非“学科主导”的背景下，“唯学科化”倾向既不利于国际学术交流的进行，事实上也严重制约着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的步伐。因此，为了使中国社会科学真正“走向世界”，我们所要做的一项根本性的努力乃是：必须用问题导向的、综合性的交叉学科或“无学科性”研究，取代以学科为分界的、唯学科化的研究。

四、催生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