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健：重振启蒙精神,招回大学之魂

“教育改革失败”的本质

我在高校从学生到教师，有五十多年，所以应该说对高等教育还是有一些发言权的。一般人认为中国的教育改革很大，30年有很大的变化。最近我发现很多文章都在评功摆好，什么教育大国的崛起，30年剧变。确实，中国教育外部或者说非本质性的变化不少，搞创收啦，搞分校啦，搞量化管理、大评估啦……，还有扩招、合并、大学升格等等，师专变师院、师院变师大、师大变综合大学等等，这种变化、这种折腾是很多也很大的。但是我认为中国教育深层，文化层面、精神层面、制度层面实际上没有多大的变化。我们一般说教育改革的失败，是指这些瞎折腾，带来了很多坏处，从这个角度来说教育改革失败了，但是从教育的根本改革上，可以说谈不上失败，因为根本没有改革，甚至还有人认为当前高等学校，包括中学的一些腐败现象，是改革的结果，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实际上没有改，瞎折腾带来一些结果，造成了大学精神萎缩，失去了创新能力，平庸之风大起，甚至学术剽窃成为常见现象，这些不良现象，是多年教育弊端被掩盖下来，进入市场经济之后出现的恶果。

搞实用主义，权和钱结合很实在，而教育恰恰是这一现实下受害最大的。现在搞自然科学的同志们说我们把资源破坏了，我们把孙子的这些资源用掉了，将来他们怎么过日子呢？日本人到中国买煤过去埋在海里不用，留给他们的子孙用，可是我们把我们子孙的资源挖掉拿出来用了，这是自然资源。但是我们对教育的破坏，这是破坏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资源，这是更加可怕的问题。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到了50年之后，我肯定不在了，但是在座很多年轻人还在，那个时候我们今天种出来的苦果他们还要吃。教育看起来是软事情，但是也是非常迫切的事情。

“大学”的价值：精神、人格、真理，以及大师

现实强迫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大学是干什么的？它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机构？

大学不是国家的一个机器，不是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大学是一个研究学术、追求真理、培养人才的独立的文化教育机构，是提升人格、完善道德的“精神家园”。它是一个国家、民族之文化和精神的最高标志。看一个国家的大学如何，就知道这个国家的精神和软实力是如何的了。据胡适考证，中国大学最早是兴起于公元前124年（西汉）的“太学”，但后来由于专制主义的统治者把这种太学政治化、官僚化，使之直接成为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于是中国大学不复存在，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有现代大学的诞生，像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等等。西方有上千年、几百年历史的大学，中国则无，这与中国专制主义统治的严密性、强韧性、长期性有很大关系。

在中国最早讲出大学价值的人我认为是黄宗羲，黄宗羲身上有现代启蒙精神的萌芽。他认为不应仅仅视学校为“养士”之所，而应视之为生产真理的地方。黄宗羲说：“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这就是说，生产真理的中心不在最高政治权力的所在地―――朝廷，而在最高文化的集聚点―――大学。西方大学兴起，大致也是这么看的。一个国家真理发展研究的中心，如果是在最高的权力机构，而不在最高的学府，这就是一个大问题了。

蔡元培可以说是现代大学精神之父，他也说得很明白，“大学是研究学术、追求真理的地方，不是拿文凭以谋求官位的场所”。所以他讲学术自由、兼容并包，蔡先生当时在北大，聘请新旧中西各派教授，也包括当时的共产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等都被他聘请过来作为教授。蔡元培认为，“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按照这句话来看“文化大革命”提出的大学、大学就是大家来学，这就是不对的。

胡适则多次强调，“大学最具有思想言论的自由，是政治批评的中心。”大学能进行政治批评，这说明一个国家的高度文明。胡适提出大学是政治批评中心，这可不简单，如果一个国家允许大学的老师、学生批评政治，说明这个国家高度文明，可以少走很多弯路、少做很多错事。

上面三个人的观点我们概括起来看，我认为大学之“大”，不是什么“大家来学”，而是包括有四点：第一是精神空间大，人们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创造力进行研究。第二是人格为大，以道德养成、人格提升为要务。第三是学术独立，在这里真理（而不是政治权力）的权威最大。第四是这里集聚着各个学科最大的学术权威―――大师。这四“大”的核心是自由与文明。

大学教育的理念：是和谐的人，而不是工具

爱因斯坦说我们不要把学生培养成为有用的机器，而应使他们成为和谐发展的人。

有用的机器培养方法强调训练，不强调学生学习的自由、自觉、主动，不把学习看成是完善人格很高尚的东西。这个工具还不仅仅是自然科学，现在机器是受人操纵的，你没有自己的自觉性和主体性，理科到了院士的时候就不应该是机器了，而应该有精神价值观念，大科学家和工匠的区分就在这里。但是文科比较麻烦，有用中可能就做了无用或者有害的东西，因为文科跟价值观念的东西联系太多。我大学本科毕业，读了研究生留校教书，1962到1972年之间，十年，到1978年改革开放这个时候，我本人基本上是有用的机器，因为我笔头还可以，能写一些，学校说我们要向教育部汇报工作，我能写出来，作为工具还是可以的。“文革”前期我受批判，“文革”后期我也是有用的机器，比如说要向毛泽东写致敬电，文字要非常好，最敬爱毛主席不够了，要用最最最敬爱毛主席，要用长江水研墨用完长江水也表达不了我对毛主席的感情等等，后来发现太华丽了，把我最得意的句子都砍掉了。

工具制作型的教育为一切政治的、经济的实用主义者所欢迎，因为是培养工具嘛，当然很受欢迎。但是人格提升型的教育则与开明、进步、民主的政治有关，也与健康的市场经济的人才需求相联系。特别是17-18世纪启蒙主义思想运动，开启了“人的觉醒”、“人的现代化”的历史以来，人格提升型的教育理念便成为了现代大学教育理念的主流，但是一直受到保守势力的否定。

当前教育的症结：教育政治化

30年高教改革的最大问题，我认为就是违背“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教育改革以适应市场经济为号召，掩盖并强化教育长期以来政治化的弊端，结果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教育的政治化、官僚化丝毫未触动，反而变着花样加强，以浮夸的“大跃进”之风，制造假繁荣，追求“政绩”，而市场经济下的商品化大潮带来的一切污秽，全被教育所沾染，结果是“官”与“商”相勾结、“权”与“钱”结了婚，教育的腐败和危机由此而生。这是我总体的看法，通俗的说法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在教育改革当中是拿来了两者之弊，将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中最坏的东西拿来了，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方的优点都放掉了，把两方的缺点集中在一起搞教育。中国30年高等教育的最大问题，就是政治化、官僚化没有被触动，从这个角度来说根本没有改革，而所谓改革是在一些表面上操作、管理层面上瞎折腾，有些已经承认失败，有些还没有承认失败。

大学的政治化主要表现在：一不是学校自己办学。“公立”成了“商立”，“公立”变成了“官办”，教育拨款单一化，资源配置垄断化、集权化。二是现代大学教育“提升人格”（以人为本，学习的自由、自觉、主动）的理念严重异化，变成了“工具制造”型的教育。三是教育变成了强制性的“训育”与“训练”。西方研究证明，此种“训练”式的教育扼杀自由与个性，四是教育管理“官本位”，校领导由官方任命，是官员（副部级、厅级），而不是教育家（有一个时期，甚至要校领导当政治家）。大学机构膨胀，非教学、科研人员过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