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良：我心目中未来的复旦――在全校党政负责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各位老师，同志们：

今天是本学期第一次党政干部大会，也是我到任后的第一次干部会议。原本今天是要我向大家布置2009年度的行政工作要点，但《工作要点》已经下发给各单位，我没有必要在这里拿腔拿调地念一遍，或是作一些“强调”和“解释”。我总觉得这样讲或多或少有一点“官气”，令人生厌。我相信大家回去后会认真阅读，具体落实。因此，我昨晚突然决定要换一种方式，一来不想使大家觉得“又是老一套”，二来想在这里说一点我自己想说的话。这样一来，我就不得不预先申明：下面的讲话没有受班子的委托。这或许有点自由主义，但是我保证我下面要说的是真话。

掐指算来，我到任才刚进入第六周，要说一些所谓的“施政纲领”那是无稽之谈。最近一段时间，我找了学校的一些教授（主要是人文社科的教授），听听他们到底有些什么想法。我深怕职能部处给我留下一些先入为主的意见，因此在座的职能部处的干部我大多还没找。在与教授们的交谈中，我学到了不少东西，也有一些感受，谈出来求教各位。

最近我随时在问自己一个问题：你到复旦来当校长，你准备好了吗？答案只能是“没有”。但是有人会说，你连准备都没有那你来干嘛！我说我在作一些调研，有人说我这是托词，也该谈点什么了！总而言之，我只是想和大家交流一下，如果有什么不恰当的地方，咱们就像北大 “兼容并包”那样，也把我兼容一下，尽管我是校长。

作为一个大学校长，他的知识结构极其重要。有些专著上说，大学校长必须是一个通才。然而，专才容易，通才难得。所以，我的压力大家可以理解。从我的背景来看，我是一个自然科学家，再具体一点就是化学家，再具体一点就是高分子化学家，所以这点知识是非常有限的。其次，像我这样的科学家有一个习惯，说它好也好，说它不好也好，就是比较喜欢用逻辑的办法来看问题，但是现实告诉我这个世界又不全是逻辑。所以我在稿子的页边上写了一句话：“避免完全用一个科学家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或者说来看这所学校。”但是要改变这个思维方式确实很难，说实话我也只能力图改变。

在座各位都知道，复旦大学从陈望道校长离任以来，已经有32年都是理科的人来当校长。我们不去分析为什么老是由理科的人任校长。北大的陈平原教授有过一句话：道理很简单，因为现在都要用院士，但是人文及社会科学没有评院士。但是我在回复旦任校长前，北大有一位退下来的副校长跟我讲，复旦大学是一所有非常深厚的人文社科底蕴的大学，你这个校长当得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人文社科的教授对你的接受、认可程度。说句实话，我听了以后出了一身冷汗，因为人文社科不是我的长处。我一想也有道理，人文社科是我国现阶段发展的关键学科，因为它关乎人的精神。而且，教育学就属于哲学的范畴。我经常自嘲，别人有时也这么评价，我只是有点知识，但是没有文化，也不懂管理，主要只有自己专业领域的知识。所以，让我扛着复旦大学校长的名头，这个压力是可以想象的。要想没有压力，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你对这所学校干脆就不负责任，但这显然不是我的选择。

所以，对我来讲唯一的办法就是学习，向实践学习，向大家学习，向教授们学习，向书本学习。我学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力图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这所学校，而不是完全用科学家非常逻辑的眼光。换言之，我们能否不只是简单看一个学校有多少院士、多少博导、多少SCI文章、文章引用率多少、得奖数多少......，我不是说这些不重要，而是能不能把这些所谓的“指标”先撇开，然后再看看这个学校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学校。

看一所学校，尤其对于一所名牌大学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历史感。要看出复旦是一所活生生的、有文化底蕴的复旦，这是我所期望的。所以昨晚我起草这个发言提纲的时候，我给它起了一个名字――我心目中未来的复旦。

在国务院学位办工作的这些年，我走了很多学校，但是我感觉在大学文化的坚守上，或者说是精神和使命的坚守上普遍有所缺失。大家都在忙忙碌碌。“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所以有一些荒唐事情就会出来。我最近在读余英时的《知识人与中国文化的价值》，序言里有这样一句话：“文化的价值虽然起源于一个民族的共同的生活方式中，但必须经过系统的整理、提炼、阐明，然后才能形成一套基本的规范，反过来在这个民族的精神生活当中发生了引导作用。这一整理、提炼、阐明的重大任务，就中国传统而言，一直是由‘士’承担着的。”如果按这个定义的话，一个民族的文化尚且如此，那么现在知识分子集中在大学里，大学的文化当然是由我们在座的、不在座的和已经毕业的所有成员来共同塑造、整理、提升的。

春节团拜会时，我曾经引用过北大前校长许智宏先生在离任时的演讲。他说：“什么是大学的文化，她就承载于一些名师们的传说和轶事当中。”所以我想，一所好的大学必须有让学生感到自豪的“名师文化”。那天我也发了感慨，我觉得我们复旦大学的教师在写有关各学科名师的一些追忆类的文章比较少。但我相信，当学生们在传诵这些名师们的传奇故事的时候，就会透射出那种让人感动、激越、开怀并且已经升华了的大学文化，这种文化是靠学校的每一个成员，包括校友们共同传诵的。它对每一个学生起着潜在的精神引导作用，其效果往往超过刻板的、一本正经的“大事记”或者“校史”。

另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最容易被传诵的名师大多是人文社科的教授，有人总结认为是因为文科的教师和学生比较善于舞文弄墨，写他们的同事和老师，而理工和医科稍欠缺些。正因为这样，我觉得人文社科的教授们的学问、才气、情怀和他们的一言一行，以及他们流传下来经过“歪曲”和“添油加醋”的故事，对这所学校的精神和传统文化的延续是极其重要的。在传播这些老师的故事时，叙事者的“歪曲”和“添油加醋”恰恰是反映了他们心目中的“大学精神”。试想，如果学生对老师没有崇敬的心情，如果老师对学生没有关爱的话，如果学者和学者之间没有一种相互敬重、相互欣赏，那么这样的文章和故事就会少。所以这些传诵实际上是反映了这所学校的学术和文化环境，叙事者注入了自己的情感。比如说我们在读李登辉、陈望道等老校长的传记的时候，判断这份传记写得好不好的标准就是作者是否倾注了全部的情感。

名师们的故事传诵过程，套用余英时先生的话就是一个提炼、整理的过程，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套学校学习、工作和生活的规范，并在大学师生的精神生活中发生引导作用。正因如此，我才会说，人文社科的学者形成的一种共同的生活方式，在复旦精神的传承和发扬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无论是颓废的，还是积极向上的，无论是相互合作的，还是互相攻讦的，呆板的还是幽默的等等，都将改变或者延续学校的文化。我这里不是说其他门类，如医科和理科，就不会传诵精神与文化，但人文社科确实有其特别重要的功用。

既然如此，令我有点伤感的是现今复旦大学有些院系及其名师的故事还能否有人继续传诵？一些学生和年轻教师对本系的发展史、本学科的发展史及其历史上的名师的故事知道多少？……大家要千万注意这一点，这实际上是我们学校发展的文化命脉。我们可以让一个本科生去参观校史馆从而能记住一些事件的时间节点，但是那些都不是活生生的内容。几十年前和当前的名师故事没有人传诵，无人整理，都没有留下来。这是非常可怕的。今天这里在座有很多院长系主任都应该明白，这个建设是非常重要的，千万不要小看，因为这关乎复旦精神的发扬和传承。我曾经说过，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大学，如果把这方面工作做的很好的话，那么这所大学的每一面墙壁、每一草一木都将散发着育人的气息，年轻学子人人都会梦想成为复旦大学的一员。一旦进入其中，一种自豪感就会油然而生，并且由此激发出对人类、对社会、对国家、对学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所大学也就成为了曾经在其中生活、学习过的每一个校友的终身的精神家园。我们也就能够理解，校庆时很多老校友走路都很困难了，还坐着轮椅或者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回母校看看。校庆时如果对返校校友的年龄作一个统计，哪个年龄段的校友来的最多，那他们大学时必定是“文化精神”的佳期。反之，复旦大学则成为他们的“伤心之地”，而不愿回首，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只有具有厚重文化底蕴的学校，借其巨大的文化力量，才能使校外的英才宁到此来做“凤尾”，期盼着成为其中的一员。我从来不相信物质的东西能主导一切，因为优秀的学者是有自己的追求的。所以这方面的建设虽然说是软的，但是实际上比我们多一篇所谓的SCI文章、甚至是所谓Nature、Science的文章重要的多。这里，我没有任何贬低Nature、Science的意思，而只是说还有比它更重要的一种东西。

那么我们的教授和学者们究竟应该向后辈传递一种什么东西？首先，我觉得大学天生是一面永远高扬的道德旗帜，其中的优秀成员必须是道德的楷模。人们对于大学的神圣和道德的纯洁性有着很高的企盼和信任，希望大学成为社会的净土。因此，当一所大学出任何丑闻，人们都会非常关注。所以，大学不仅需要“学问”，更需要“道德”和“精神”。这些年大学的道德和精神是有点缺失，有些学者身上出了不少怪事。一个道德败坏的学者是一所大学的污点，这一点毫无疑问。这让我想起鲁迅先生曾经讽刺过那些学术做得不错但道德水准不高的学者为“才子+流氓”。这样的人没有责任感和使命感，我想复旦大学不需要这样的人。北大的钱理群教授也有一句话，有些教授做了官以后，就是“帝王气+流氓”，帝王气就是唯我独尊，一切都是我说了算。我们大家都需要警惕这一点。当然，如果我身上有这种坏毛病，希望在座各位能及时向我指出来。而且，每一个教授的道德操守将影响我们对学生的教育。美国教育家德怀特•艾伦说过，“如果我们使学生变得聪明而未使他们具有道德性的话，那么我们就在为社会创造危害。”那么，如果教授本身成为危害的话，那我们就创造了危害中的危害！

第二，我觉得大学的学者应该崇尚学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过，“一个人只有当他把追求真理当作一种内在的需要时，才算是真正的学术研究。”每一个学者，包括我自己，我们都要拷问一下自己，我们在做科研的时候是否真的是出于自身内在的需求。人本主义哲学家马斯洛也说过，“当我们探索人究竟想从生活当中获得什么的时候，我们就接触到了人的本质。”我们也可以问，你在做科研、做学术的时候到底想要得到什么。我完全赞成真正的学者应当坚守“学术本位”，尤其在现今，学术和市场结合越来越紧密，不恰当的政策将使学术研究沦为一种完全的商业行为，其一方面有利于学术的普及和成果转化（向社会和经济领域），并反过来成为学术研究的一种新的推动力，但是我们必须警惕学术研究出现完全商业化的倾向。因为这种倾向会下意识地使得我们在“考评”一个学者时候容易采用“计件取酬”的方法。有一位院士跟我说，现在我们似乎都是采用“大寨式”的评工分。你发一篇文章多少分，……，最后加起来就得到一种“定量”评价。事实上，这是一种学术研究和评价手段的本末倒置。我并不是完全否认这些定量的数据，关键在于对定量数据怎么看，赋予了多少它不应该有的内容，比如说跟学者的地位、收入等过分紧密地联系起来等，那就有问题了，其必定会产生大量的“学术泡沫”、“伪学术”，甚至“恶学术”。如果这种倒置成为一种制度，即，一套非常严密的等级式的量化标准和繁琐而不切实际的“操作程序”，虽然现阶段还很难避免，但从长远来看，将是十分糟糕的，它是一种“学术科举制度”，其促使少数人在这种体制下成为没有学问的“学霸”。

因此，努力追求将自己的研究与当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保持一种息息相关的联系，但同时坚守“学术为本”的思想是十分重要的。换言之，通常情况下，扎实的学术研究才能真正为社会提供高水平的“服务”。我想对任何学科都是如此，毫无例外。在此我想强调的是，我们各级干部和院长系主任包括教师，一定不要为了蝇头小利，为了多发几个奖金，而忘却了对“学术为本”的坚守。试想，大学里如果任何一个学科若不坚守“学术为本”，那么十年后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到时还能满足“服务社会”的期待吗？对此我们必须要非常的清醒。现今谈坚守“学术为本”相当于保持“热闹中的寂寞”，但这是非常重要的，可贵的。

第三，大学学者要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尤其在用“学术”或“知识”换金钱，换官位，骗色，……成为可能的情况下，更需要额外提醒。我们教授在课堂上和社会上发表某种言论时，需要肩负一种社会责任感，不能引起社会的思想混乱。我们通常讲有两条底线，一条是法律底线，一条是政治底线。当然，在校内任何学术问题都可以讨论，但是你在课堂上讲课或者在发表文章时候，你要守住这两条底线。这个不仅仅是社会主义国家才有。学者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在任何国家都是高度重视的。

听我前面说的这些话，大家马上就可以感觉到，杨玉良是个理想主义者。我想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是我们大家再想想，复旦的学者包括学生，跟其他的学校比起来，是不是就多那么点“理想主义”呢？这是我们的长处。令人有些沮丧的是，现在“理想主义”这个词好像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代名词。“理想主义”不能遭到如此贬义的理解。从哲学上来讲，理想主义带有彼岸性，你可以尽可能地逼近这个“彼岸”，但是你永远到达不了“彼岸”。她“虽不能至，却心向往之。”理想主义是“彼岸”的一座灯塔，如果没有她，就无法照亮“此岸”。关于大学的理想主义告诉了我们心目中的大学“应该”是什么样子。只有她的存在，我们才能做到坚守“学术为本”，坚守“服务社会”，坚守“服务国家”，坚守我们的道德，这是我们的使命，这就是我心目中未来的“复旦”。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继承和弘扬复旦历史上的优秀传统和精神。就像在我的就职演说中讲过，我希望我们有一种崇尚道德、崇尚文化、崇尚学术的精神与文化，坚守使命，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那么复旦的未来一定会更加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