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阳：大学之道与文明自觉

（根据2005年6月22日在清华大学的演讲录音整理，经作者修订增补。经较多删节后分节发表于《21世纪经济报道》）

今天在清华大学这个地方演讲大学的题目，我要首先为"精英教育"辩护。今天很多人似乎都不大敢提精英教育，因为一提精英教育，就会引来很多批评，说你为什么不关心平民和平民教育。我不怕这种批评，因为我认为这种批评是错误的，是混淆不同的问题。很简单地讲，我以为中国大学的使命就是要打造中国的精英，而清华、北大这样中国的顶尖大学，其使命就是要打造中国的顶尖精英。但我所谓"打造中国的精英"，并不是指要把中国的大学生培养成西装革履、一口英文的那种类型，这种类型往往有文化自卑感，多半是伪精英。一个真正的中国精英首先必然具有文化自信，这种自信从根本上来自于对中国文明的充分自信。打造“中国的精英”，就是要打造对中国文明具有充分文化自觉，从而对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具有高度自信的有教养的中国人。但也是从这种角度来看，中国今天恰恰是一个极端缺乏精英的国家。

上个月我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演讲时（按：以“新时期的通三统”为题发表于《书城》杂志2005年第6、7期）曾经指出，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看，21世纪的主题是中国，问题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现在似乎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中国的崛起和当年所谓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崛起只有区域经济史的意义，并不具有世界文明史的意义。但中国的崛起，中国文明的复兴，是一个世界文明史的事件，这是西方人今天看中国的角度，因此现在整个西方都在紧张地观察和研究中国会怎么样。当然西方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有一种看法是认为或者说是盼望中国会垮台，会崩溃；还有一种看法则是认为中国文明的崛起将会根本改变世界的格局，包括改变数百年来西方主宰世界的格局，因此西方必须要认真对待。不管怎么样，在21世纪，中国文明的任何一举一动影响到的将不仅是中国，而且是整个世界的文明进程，整个人类文明史的进程。因此，今天提出“打造中国的精英”，就是指要培养当代中国的大学生达到充分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能自觉地认识中国文明在当代世界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自觉地去认识中国的崛起并不仅仅是中国文明史的事件，而且是世界文明史的事件。因此我今天的演讲题目，虽然与上个月在清华公共管理学院的演讲题目很不同，但两者贯穿的其实是同一种关切，那就是21世纪的中国人是否能够具有充分的文化自觉。不过今天是从大学的角度来追问，亦即要追问当代中国的大学生是不是能达到这样的文化自觉，追问现代中国大学是否能担当起这样一种文化责任，是否能成为中国文明的担纲者。因为任何一种伟大事业，任何一种文化复兴，必定有其担纲者，而在现代社会，这种文化复兴的担纲者非大学莫属。

这里我要引用美国伯克利大学前校长Clark Kerr说过的话：伟大的大学是在历史上的伟大国家的伟大时期发展起来的。换言之，一个二流三流的国家是不可能产生伟大的大学的，一个没有文明根基的国家是不可能发展出伟大的大学的。我们知道，最近英国《泰晤士报》的全球大学排名将北大排名在全世界大学的第17位（按：2005年《泰晤士报》的新排名榜进一步把北大升级到第15位）。我们需要老老实实承认，这种排名其实是考虑到文明潜力和国家地位的排名，并非单纯根据大学本身的排名。北大这个大学本身现在并不具备这样世界领先的实力，这是从中国文明在当今世界的地位、以及北大在中国的地位来衡量北大在全球大学中的位置。但是，这个排名却点出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就是北大、清华这样的中国大学，其前途和命运是与中国这个文明、中国这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最近我们在香山开了三天会，议题是中国大学与人文教育（按：会议讨论摘要发表于《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2005年8月30日）。杨振宁先生在开幕的时候提出了四个字："文化自觉"，亦即中国大学的一个根本任务是要唤起中国大学生的文化自觉。今后二、三十年，或许是中国文明复兴的最关键时期，也是中国大学发展的最关键时期。如果中国人对中国文明本身没有信心，如果中国人对中国文明的传统以及中国的一切总是抱着一种否定的态度，那么可以肯定，中国的大学是办不好的。反之，如果中国人和中国大学生能够具有充分的文化自觉，如果中国的大学牢牢地植根于中国文明的最深处，那么，即使今天中国的大学仍然很不理想，但我们有理由期望，经过一两代人的不懈努力，中国的大学作为伟大中国文明的担纲者将会成长为伟大的大学。

大学的文化之根

但也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立即发现中国大学的根本致命伤，这就是中国的现代大学是没有根的，是没有自己文化根基的。因为中国现代大学从一开始就没有植根于中国文明传统之中，事实上中国现代大学的诞生恰恰以与中国传统文明断裂为标志。这只要比较中国最早的两个现代大学方案就可以看出。中国的第一个现代大学方案是晚清政府在1904年公布的，当时设计的中国大学共分八大科，其中第一科为经学科，下分十一门类，全部都是关于中国古典文明的教育的。但1911年民国建立后，1912年民国政府又公布了一套新的大学方案，这个1912年方案与1904年方案的差别是：它把1904年方案的八个科变成了七科，也就是把原先的第一科全部砍掉，把中国古典文明教育的内容全部砍掉，称之为清除封建余孽。从此，20世纪以后的中国高等教育就把中国古典文明教育以"封建"、"反动"的名义全部清除出去了。诚然，专门研究中国古典文明的专家仍然有，但那是专门性的研究，并不是把中国古典文明和中国经典文本作为所有中国大学生最基本的共同教育。可以说，20世纪中国普遍的彻底的反传统心态，特别是这种反传统心态在中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中的制度性体现，乃从根本上造成了我们今天普遍感到的文化底气不足，这也正是今天中国极端缺乏精英的根本原因。

从回顾的立场看，如果1912年新方案能够延续1904年的方案，如果中国的现代大学能始终把中国古典文明教育放在大学的重要地位，那么中国的文化状况将相当不同。但我们现在提出这一问题，并不是要简单化地否定当年反传统的正当性，而只是要指出，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今天已经必须重新审视这一问题。20世纪那种普遍的反中国传统的心态和行动，在21世纪必须彻底扭转，否则我们将永远处于文化无根状态。

今天中国的所有大学都在学美国的大学，都想学美国大学，号称学美国模式。但我以为，中国大学目前的学美国，实际只是在学其皮毛，而并未学到其根本。因为中国大学几乎从来没有问过，美国大学的根在什么地方？我在下面因此将把中国大学与美国现代大学作一比较。我将指出，美国大学的生命力在于其自觉地植根于西方文明的深处，这最突出地体现在美国大学的本科通识教育体制中。简单地说，美国大学并非只有那些专家才研究西方古典文明和西方经典，而是每个本科大学生首先都必须接受高度强化的西方古典和经典教育。但我将首先指出，这种现代通识教育制度并不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相反，美国现代大学实际和中国现代大学一样，在其最初同样经历了传统的断裂和经典教育的断裂，而且这一断裂的时间实际也正相当于中国的清末民初，亦即中国现代大学的形成期。但不同的是，在美国，这种传统断裂和经典教育断裂的状况，不久即以建立现代大学本科通识教育体制而得到了扭转。

我个人认为，美国大学对我们确实特别有参考借鉴的价值。但我要强调，美国大学比较好的制度都是长期努力的结果，并不是自然形成的，他们也曾经面临和我们同样的问题。我认为我们要了解美国大学，至少要从现在往前追溯100年，要对美国大学及其通识教育制度从二十世纪初以来的历史形成有一个基本的深入的认识，这样才能对我们有真正的参考借鉴意义，否则我们的大学就会永远只是追逐一些泡沫地在那里作些东施笑颦的举动而已。

下面因此想对美国现代大学的这个历程作些简略讨论。

就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而言，我们中国今天的情况非常类似于美国的现代转型期，这就是美国南北战争以后的1870-1940年间。当时美国的情况和今天的中国情况很相象，也是经济高度起飞，但社会急剧分化，贫富差距急剧拉大，道德沦丧、腐败和黑帮盛行，这种状况一直要到1936年以后的所谓“罗斯福新政”才基本奠定一个新的政治秩序，亦即拒绝“市场放任”的发展方式，而采用国家干预的方式来调节市场，缩小贫富分化，缓和社会矛盾，逐渐达成社会妥协。

但美国的现代大学制度也正是在1870－1940年年期间逐渐成型。一般公认，美国现代大学的起点以两个新型大学的建立为标志，这就是1876年建立的新的霍浦金斯大学，和1892年建立的芝加哥大学。在此之前，美国虽然也有历史悠久的哈佛和耶鲁等老的学院，但这些并不是现代意义的大学，这些学院的目标是培养本地区本教派的牧师及其政治领袖，这些老学院长期实行的是西方的传统教育，这就是以希腊文和拉丁文为中心的西方古典人文教育。这种西方传统教育模式以英国的牛津剑桥和法国的巴黎高师为代表，常被称为西方大学的英国模式。这种西方古典教育模式和中国古典教育模式虽然在具体内容上不同，但其精神实质是相当一致的，这就是都是着重古典语言训练、经典文本研读、和古典文化的熏陶。这种以人文教育为核心的目的是培养具有高度古典文化修养的统治精英，尤其英国上层阶级向有名言：虽然希腊文拉丁文对于管理印度殖民地毫无实际用处，但只有精通希腊文拉丁文的人才能统治印度！美国传统的教育制度基本是照搬这种英国模式，哈佛，耶鲁和哥伦比亚等老学院的传统入学考试都要首先考希腊文和拉丁文。

但随着1870年后美国开始现代转型和高度经济发展，美国老学院的传统人文教育也被看成不能适合社会经济发展，导致美国教育制度在19世纪末开始重大的转向。霍浦金斯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建立之所以被看成美国现代大学的起点，就是因为他们当时代表新的大学方向，这就是所谓以“德国大学模式”取代以往传统的“英国大学模式”，不再强调传统的古典文化的人文教育，而是强调以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为取向的“研究”为主的专业性教育，尤其着重发展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研究生院，建立专业性的系科、研究所和研究中心，而当时新兴的社会科学也主要以自然科学为模板。不但新建的霍浦金斯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标榜所谓德国模式，而且老的学院如哈佛等也都开始转向这种现代研究型的德国大学模式。与此相应，美国的大学相继取消传统的希腊文拉丁文考试要求，例如老牌的哥伦比亚大学在1897年正式取消了传统的希腊文入学考试规定，到1916年则进而取消了拉丁文的入学考试要求。这实际意味着，美国以往的以古典语言和古典文化教育为中心的传统教育体制到19世纪末基本瓦解。

但是美国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特点就在于，它并没有沿着所谓“德国大学模式”这一条路直走到底，并没有完全以新的取代旧的。

首先，在1870－1940这一现代大学转型期，虽然很多老的学院例如哈佛，耶鲁，哥伦比亚等，都仿效霍浦金斯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德国模式而转型为现代研究型大学，但相当数量的老学院，即所谓传统的“文理学院”（liberalartscollege）却并没有追随这一“时代潮流”，它们仍然坚持自己传统的英国模式的古典人文教育，并不追求“升级”为所谓研究型大学。

而更重要的是，在新型的研究型大学本身，从20世纪初开始就出现了拨乱反正的潮流，关于大学发展道路的激烈辩论在二、三十年代达到白日化的阶段，而辩论的中心恰恰就发生在原先作为新大学样板的芝加哥大学：1934年在芝加哥大学的教育大辩论轰动全美，史称芝加哥之战（Chicago Fight），是美国高等教育史上影响非常深远的辩论。

下面我将举两个标志性文献来说明，一个是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Robert Hutchins）1936年发表的《高等教育在美国》（The High Learning in America），该书第三章即题为“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一个是哈佛大学校方1945年发表的《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这两个文献的精神一脉相承，比较有代表性地阐明了美国现代大学通识教育的基本理念。最后我会再谈到1987年斯坦福大学的通识教育改革，这个改革导致通识教育问题在90年代初中期成为美国的头号政治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