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庆平:北大何以为北大

作者:发布日期:2015-06-15

「岳庆平:北大何以为北大」正文

(2010年9月接受《教育周刊》采访)

教育周刊:北大何以为北大?这个问题也可以这么问,北大是靠什么在中国乃至世界有这么大的影响?

岳庆平:北大何以为北大?我想莫过于北大在其自身发展的历史中,形成的北大精神,也可以说是北大人的精神。鲁迅曾说过:"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的人对北大和北大人精神的认定是不一样的。在我看来,北大"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传统,是北大和北大人的精神;北大"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校风,以及蔡元培校长所说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和蒋梦麟校长所说的"大度包容"、"思想自由",也是北大和北大人的精神;1949年前北大"博学、审问、慎思、明辩"的校训,燕大"用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校训,西南联大"刚毅、坚卓"的校训,北大"有独立精神、有特别ue见解、做事有坚强之毅力、服从真理、气量宽宏"等五大特点,同样是北大和北大人的精神。北大和北大人精神包含许多内容,当然还可从其它角度和层面进行其它概括。但我个人更认可的概括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尽管这16个字很难全面概括北大和北大人精神的内涵。北大建校至今已110多年,自五四运动以来就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紧密联系在一起。爱国这条主线一直贯穿在北大的历史中,所以爱国是第一位的。进步是北大人一直追寻的重要目标,也是中国人自鸦片战争后就寻求的重要目标。民主与科学自五四运动以来,在北大的历史中打下了很深的烙印。弘扬民主与科学精神,不仅是北大和北大人的责任和使命,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的责任和使命。思想自由和兼容并包,也深刻和长久地体现在北大的历史和北大人的精神中。北大作为中国一流大学,主要依靠这种可引领社会的精神,再加上北大对社会的独特贡献,才能在中国乃至世界有较大的影响。

教育周刊:现在网上热炒北大与清华的状元之争,您认为北大与清华有必要去争谁的状元多吗?

岳庆平:清华北大每年都因状元的问题被推到风口浪尖,现在社会上总认为,清华北大要一比高低。其实竞争本身是正常现象,也有利于各个学校的发展。但现在并不单纯是清华北大存在竞争,从清华北大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角度看,这种竞争早已扩展到世界范围。至于清华北大有必要去争谁的状元多吗?当然是没有必要。因为大学的竞争是全方位的,并不仅仅是在状元数量上。尤其是网上热炒状元之争,负面作用很大。但适当宣传状元事迹和状元数量还是可以的,因为高考制度非常公平,状元称号的取得确实靠的是真才实学,状元数量的多少也确实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学校水平的高低,这就像我们学校或社会有时宣传院士数量、模范数量、重点学科数量、获奖成果数量、体育金牌数量一样。关键是要以平常心视之,把它视为学校正常展示自身优势的一个方面。

教育周刊:在您看来,北大是世界一流大学吗?

岳庆平:我想答案是否定的。不可置疑,北京大学在国内是一流的,但目前肯定不是世界一流大学。清华北大,今后一定会建成世界一流大学,这是历史的必然;但至于说是10年后还是20年后,这具有历史的偶然性。当然,世界一流大学现在也没有固定模式,各种排名标准也不一样。在英国《泰晤士报》的大学排名中,北大最好成绩曾被排到全世界第十几名,而在其它的排名中,北大的名次则要落后得多。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任重道远,北大有很多不足需要克服,在很多方面要向世界一流大学学习。

教育周刊:北大近10年来,离世界一流大学近了还是远了?

岳庆平:我觉得无疑是近了。很多教育问题并不是单纯的教育问题,有时要跳出教育看教育,教育问题的实质其实是人的问题。就拿北大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来说,这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和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很多方面,其中既包括政治方向、社会环境、人才战略,也包括教育理念、大学精神、体制机制。但北大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总体目标,是为了更好地推动人的全面的自由的发展,更好地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更好地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以,北大虽然离世界一流大学越来越近,但北大人还是充分认识到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任重道远。

教育周刊:北大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岳庆平:首先是人才培养。北大虽然具有全国最好的生源,但教师素质、教材水平、教学方法与手段,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还相对落后;北大虽然培养了很多高素质创新型人才,但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还有差距,北大毕业生争相出国深造,大多数是名列前茅者。

其次是科研成果。世界一流的学科和世界一流的学术成果较少,这主要是因为近年来北大未能培养、吸引或留住一定数量的世界一流学者。世界一流大学每出现一个教授空缺,往往会有数十甚至数百名申请者竞争,世界一流学者当然能脱颖而出,教师整体素质也必然高人一筹。

第三是管理方面。符合现代管理科学和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管理体制、管理手段和管理观念还没有系统地形成,从而妨碍了学校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水平的提高;办学自主权较少,在外事、招生、收费制度、专业设置、财政开支、教学评价等方面受到较多制约;校内管理体制改革滞后,校院系三级管理模式不完善,条块分割、管理欠规范及低效率等现象仍然存在。

第四是办学条件。北大维持学校生存和发展的经常性运行费目前每年约合1亿美元,而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东京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每年的经常性运行费皆在10亿美元以上;基础设施相对陈旧,设备条件比较落后,教授的工作空间和学生的文体活动设施也有待改善;图书资料购买不足,主要由于图书资料涨价太快,近年来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日益加大;学费收入较少,哈佛大学、牛津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每人每年的学费皆在2万美元以上,这是学校经费的重要来源。

此外,北大在大学精神、引领社会、多元筹资、国际交流与合作以及成为社会的思想库和智囊团等方面,也与世界一流大学存在一定的差距。

教育周刊:教育界的"985工程",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

岳庆平: 1997年,原浙江大学校长路甬祥先生就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不久,就着手论证和筹备"知识创新工程"。这项工程的资助对象更集中,建设目标更高,拨款数额也更大。这在当时的科教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和震动,清华和北大有的著名教授就有意调到中国科学院工作。当时清华和北大的领导一方面受"知识创新工程"的启发,另一方面也担心优秀师资流出校外,便常在一起商量两校如何携手共建世界一流大学,如何争取国家的高度重视和重点支持。我当时作为北大政策研究室主任,也有幸多次直接参与。1998年5月4日,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北大建校100周年大会上向全社会宣告:"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此后,教育部决定在实施"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重点支持部分高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开始简称"985计划",后来改称"985工程"。

教育周刊:这几年人们对钱学森的"为何我们今天的教育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世纪之问提出了诸多建设性意见,您对此有什么想法?

岳庆平:这当中的原因十分深刻和复杂,很多人都进行过探讨和研究。我认为非常值得重视的一点,是我们目前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能力和创新动力还比较弱。这主要是因为人的内心自由和想象力不够,以及社会环境缺乏生机和活力,但有时也与大胆怀疑和执着争论的精神不足有关。例如,西南联大时期杰出人才辈出,黄昆先生在西南联大任助教时,和年小几岁的杨振宁先生同住一屋,那时他们总是喜欢纵论天下,相互顶牛。而黄昆先生往往都将话题引向极端,引发无休止的争论。有一次,为弄明白量子力学中"测量"的含义,他们从白天一直争论到晚上,最后是上床后又爬起来,点亮蜡烛,翻看权威资料来解决争论。杨振宁先生后来说:"正是这些争论,使我找到了科研的感觉。""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年,不是在美国做研究,而是当时和黄昆同住一舍的时光。"众所周知,杨振宁先生后来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黄昆先生后来成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教育周刊:当前文凭造假、学术造假现象很严重,唐骏假文凭事件成为今日媒体的热门话题。北大作为全国最高学府如何杜绝类似事件发生?

岳庆平:现代社会有时缺乏诚信,造假现象比较多见。中国有1000多所大学,文凭造假和学术造假的现象确实连续不断。但如果问那所大学在杜绝类似事件发生方面做得最好?我想绝大多数人恐怕都会说,非清华和北大而莫属。仅以北大为例,为了避免各种造假现象,学校出台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北大虽然不能保证完全杜绝造假现象,但无疑是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大学之一。例如,有些党政官员报考北大研究生,想在分数上享受一点点照顾,北大都卡得很严,不予通融。而在清华和北大之外的其它大学,这种只需要一点点照顾的党政官员考生,往往都可以如愿以偿。这应该是整个社会公认的。

教育周刊:北大、清华在人们心中有着崇高的地位,这两所最高学府,它们之间的区别或差别在什么地方?北大和清华是一种竞争的关系吗?还是一种合作的关系?

岳庆平:我在北大学习和工作了近三十年,对北大有一种很深的情结和体悟,很多人说北大人是熏出来的,这话有一定的道理。我受北大长期熏陶,体悟到1952年高校院系大调整前,清华与北大都是综合性大学,区别或差别不如后来那样明显。1952年高校院系大调整后,北大成为一所以文理基础学科为主的大学,所以北大人更重视思考,更善于想事,但有时"醒得早、起得晚";清华成为一所以工科为主的大学,所以清华人更重视实干,更善于做事,但有时想法不如北大多。很多人都谈过清华与北大的区别或差别,如北大是一首诗歌,清华是一篇论文;北大是思想家的沃土,清华是工程师的摇篮;北大洒脱狂放、外向力强,清华严谨务实、内聚力大。

清华与北大既有竞争关系,也有合作关系,而后者无疑是主流,目前两校已在人才培养、师资建设、科学研究、国际交流、精神文明建设、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后勤社会化等众多方面携手合作,并且很有成效。为了说明这种合作关系,仅举三个与我个人有关的具体例子:一是1998年,我作为北大政策研究室主任,多次直接参与了两校研讨和撰写《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携手共建世界一流大学规划》的工作,大家在一起畅所欲言,真诚相待,合作得非常愉快。二是我现在住在紧挨着清华南门的蓝旗营小区,1997年前这片地方是清华的建设预留地。那时我兼学校分房委员会主任,北大老师的住房非常紧张,但校园周围已无地建房。后来清华发扬了很高的风格,同意两校在蓝旗营这片清华的建设预留地共建住房1300多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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