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友仁：周炳琳与北京大学

作为一个爱国进步的学者，周炳琳教授为中国的社会进步与民族振兴、为北大经济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周炳琳教授小传

周炳琳（1892～1963），字枚荪，浙江黄岩人。1919年，获国立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1922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后又入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法国巴黎大学深造。1925年回国，历任国立北京大学经济系、国立武昌商科大学、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及国立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自1932年6月任国立北京大学法学院首任院长，并长期担任此职。其间，兼任法科研究所主任及经济系主任，主讲社会经济史、经济学等课程，又曾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河北省教育厅厅长等职。1944年8月，担任西南联大法学院院长，兼法科研究所主任。三校回迁，仍任国立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1949年后，辞去院长职务，专任经济系教授，曾经主讲“外国经济史”等课，又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法文部分译成中文出版。

周炳琳教授自青年时起，就积极参加社会改造运动。“五四”运动中，成为著名的学运领袖，宣传布尔什维主义，组织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归国后，加入国民党。北伐中，参与了收回汉口租界的斗争。抗战期间，担任国民政府参政院参议员，主张国共合作，倡导民主宪政，反对独裁统治，同情学生爱国运动。抗战后，拒绝参加伪国大，探求和平建国之路。解放后，曾担任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作为一个爱国进步的学者，周炳琳教授为中国的社会进步与民族振兴、为北大经济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孙家红 撰）

一、周炳琳在北京大学的作用

北京沙滩（五四大街）中老胡同32号北京大学教授宿舍，是一处藏龙卧虎的大院落，里面住着二十多位北京大学著名的教授。

走进32号的南大门向西约10公尺是二门，乃一座垂花门。通过二门和第一个四合院，后面就是周炳琳教授住的10号宅。周先生当时是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法学院（下辖政治、经济、法律三系）院长，同时，还曾兼代政治学系主任和法律学系主任。他曾任国民党北平特别市党部委员，又是1931年以来的北大法学院院长，是北大大权在握的实权人物。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在1947年6月19日致周炳琳函中写道：

“现在北大的局面，尤其是适之先生在那里受苦，兄比任何人负责都多。”

长期担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的郑昕教授上世纪五十年代对周炳琳先生在北京大学的作用有过这样生动的描述：

“胡适、傅斯年那样骄傲，自以为‘学问老子天下第一’，但关于学校的大事在作出决定前都要‘问问枚荪’。遇事让你三分。蒋梦麟在北大那样专横跋扈，说‘我从来就姓蒋’，在国民党内摆老资格，在北大是专制魔王，谁也不敢碰他，只有你敢和他吵架，你凭的是什么？甚至当你出去做官，做什么厅长、次长的时候，北大法学院院长这个位置还空着等你，不让别人来做，为什么？是什么东西造成你在北大的地位呢？我替你说穿了：你是‘挟国民党以见重于北大’的。”（《北大三反快报》1952年4月23日）

周先生北京解放前后都住在本大院教授宿舍内的第10号宅，直到1952年10月北京院系调整后才迁往海淀燕园燕东园29号。在中老胡同，它的东边是北大文学院院长朱光潜教授宅，它的西边是北大教育学系陈友松教授宅。我在这所住宅里见到过多位大学校长、文坛巨子、科技精英和革命将领等人物。

早在1930年10月14日南京政府教育部蒋梦麟部长电令周炳琳代理清华校长。周认为自己是北大毕业生，如果代理了清华校长，清华人将认为清华大学成了北京大学的殖民地，故坚辞不就。

早在1947年中央研究院院士提名时，胡适校长感到自己对社会科学界学科的人选不熟悉，特请周炳琳代为提出候选人名单。周炳琳于1947年7月12日致函胡适，信中写道：

“院士提名，承嘱提出人文组经济学法律学两学科的候选人。兹为法律学提了郭云观、吴经熊、刘志、李浩培等四人；为经济学提了马寅初、陈总[岱孙]、赵抟、杨西孟、蒋硕杰等九人。”

二、周炳琳和何思源

周炳琳（1892―1963）和何思源（1896―1982）是五四运动时期北京大学的同学。在北大周炳琳先读预科后读经济门，1920年毕业于经济系；何思源先读预科后读哲学门，1919年毕业于哲学系。他们都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在学习和运动中，他们结成了亲密的同学和战友关系。

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周炳琳留学美国纽约哥仑比亚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又留学英国伦敦大学的政治经济学院、德国柏林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等著名大学；何思源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获硕士学位，又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国柏林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等著名大学。

1929年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周炳琳、何思源等十二位代表反对二陈（陈果夫、陈立夫），在大会上大吵一场后立即退出。从而，他们本来已被内定为中央委员的，就都被取消了。

回国后，周炳琳历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组织部长、清华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教授、法学院院长、河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南京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兼副秘书长等。

何思源历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法学科主任、训育部副主任、北伐军政治部副主任（当时北伐军政治部主任人选空缺，由何思源主持工作）、山东省教育厅长等。当何任北伐军政治部副主任时，曾经请周炳琳帮助推荐人员到政治部工作。

抗日战争开始后，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不战而放弃山东，1938年1月被蒋介石枪决。这时作为一介书生的何思源竟组织武装队伍，开展游击战争，收复了半个山东省，被蒋介石政府简任为山东省政府主席。当他赴重庆述职时，被在西南联大任教的周炳琳教授请到昆明西南联大向全校师生作了精采的报告，缕述他在山东开展武装斗争，部队被击溃之后，再组织，再击溃，再组织，终于取得胜利的经过。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派嫡系军人接管山东，何思源被解除了山东的军政大权，改派到北平当一位没有军权的北平市市长。1946年秋天的一个晚上，何思源乘飞机刚到北平的当晚，就同他的法国裔夫人一同到中老胡同北大教授宿舍看望老友周炳琳、魏璧夫妇，他（她）们用法语亲切的交谈，何对周视同自己的兄长和老友，既亲密又尊敬。后来何思源夫妇住入中南海内西花厅，他们和周炳琳夫妇仍有经常的来往。西花厅的沙发座椅，每次坐下都会弹一首歌曲。何思源在北京饭店屋顶花园上举行宴会，也曾有周先生夫妇参加。

周炳琳夫人魏璧女士是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曾留学法国里昂大学、巴黎大学，学数学。这时她闲居在家，何思源提出要请她出来担任北平的一所女子中学的校长，但是不得调换原有的总务主任。魏璧担心如果财务上出现问题，将由她自己负责，而没有接受该校长职务。

在解放战争时候，“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尖锐的斗争”，“逐步形成为反对蒋介石统治斗争的第二条战线。”（《蒋介石政府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23页）在北平的历次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中，周炳琳都要关照何思源，你作为北大的校友，一定要保证学生的安全！何思源也积极和周炳琳保持联系，力图防止和制止国民党特务对广大学生不幸事件的发生。何思源在1948年4月12日致教育部朱家骅部长和胡适校长的密电中写道：

“源[何思源]随时与梅生[枚荪、周炳琳]、宜生[傅作义]、自昭[贺麟、北大训导长]保持联系，力谋平息途径。”

1947年5月20日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中，国民党特务数百人埋伏在西单路口的瓶颈地带，准备袭击游行同学，周炳琳急电何思源，一定要制止流血事件的发生。经过何思源的多方努力，特务队伍终于在游行大队到达前从西单撤除，使游行队伍得以安全通过。

1947年6月2日反内战日，北大民主广场举行反内战死难军民追悼会，北大被反动军警特务铁丝网和沙包所包围。特务还围攻北大学生宿舍西斋，周炳琳在大会上作报告后急电何思源市长到北大景山东街（现名沙滩后街）解救。何思源及时赴到，北大同学围着他向他控诉特务暴行。他的专车被群众围困在北大西斋门前，无法启动，车的左右踏板上各站有警卫一人，他们急向天空呜放驳壳枪多发，车前才稍有空隙，得以冲驶出去。

1948年底和1949年初，周炳琳和何思源都从事北平的和平解放工作。他们组织成立“华北人民和平促进会，”1月16日该会推派何思源、周炳琳等作为代表，赴香山访晤叶剑英，商谈和平解放北平问题。原北平市何思源市长的积极从事北平的和平解放，尤为蒋介石所痛恨，1949年1月蒋介石密令处死何思源，并以此警告傅作义将军。此事由保密局毛人凤局长派行动处叶翔之飞赴北平指挥，并派能“飞檐走壁”的飞贼段云鹏等人夜间潜入东城区锡拉胡同何思源宅，炸死了何的二女儿何鲁美，还炸伤了何夫人和其他子女何鲁丽等5人。何思源受伤后，头颈双臂双手都缠满了白纱布白绷带忍着伤痛及时来到周炳琳宅，向周报告受伤的经过。那时何还不知道是定时炸弹炸的，而说：“蒋介石要杀害我们。他用小钢炮（迫击炮）把我全家打得非死即伤。你老兄也要加倍小心啊！”

解放后，他们都是民革中央委员。何思源曾入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晚年为中央文史馆馆员。周炳琳仍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任全国政协委员。

魏璧女士在十年动乱中不幸逝世，1979年1月由中共北大党委统战部和九三学社共同举行的她的追悼会上，何思源曾亲临吊唁，并且用流利的书法一笔签下了他的三个字的名字。

1981年5月27日北京大学举行“赵抟教授从事学术活动56周年庆祝大会”。何思源说赵抟是我的老同学，我一定要来参加。他坐在主席台上，因年事已高，提前退席。我送他到北大办公楼东门坐在石台阶上等车。由他在北大读书的外孙去找出租汽车，找了很久才找来在车，将他送回北河沿民革宿舍。

早在抗战以前，何思源教授就有一牛皮箱（西式）的书籍寄存在北平史家胡同56号周宅，胜利回京后也没有取回，解放后也没有取回。直到周炳琳教授1963年逝世后，又经过十年动乱，周炳琳家所存书籍都到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书库。文革后经周恩来总理办公室批复，将周炳琳的书籍发还，由其子周浩博领回。何思源的这一箱书则仍存在北大图书馆，内有何思源著的《经济统制论》（精装本）等书，直到70年代末，才由何思源派人到北大图书馆领回。他的著作还有《国际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大纲》、《中国人口问题》、《近代中国外交史》、《欧美各国社会之发展》、《求生教育与教育保险制度》、《社会科学研究法》等。

三、周炳琳和傅作义

傅作义将军对北京大学是素有感情的。1936年8月北大教授胡适等就曾随傅作义将军赴绥远省大青山凭吊过“抗日阵亡烈士公墓”。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对蒋介石实行“兵谏”，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自由等主张。从1936年到1937年傅斯年陆续写信给胡适和周炳琳，向他们通报西安事变和南京政局。信中称胡适之先生，称周炳琳为枚荪兄，并且要将这些信件“看后焚之”。1936年4月“冀察政务委员会”与日本秘密签订“华北防共协定”。宋哲元的第29军是参加过长城抗战的军队，在5月30日的干部会上，军官们反对脱离中央。胡适在31日晚写了与宋哲元书的草稿，征求周炳琳的意见后，以《敬告宋哲元先生》发表：

“我们深信，在这个时候，国家的命运已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候，凡是反对中华民国的人，凡是有心破坏中华民国的统一的人，都是存心遗臭万年的人，我们决不可姑息这种人，必须用全力扑灭这种卖国求荣的奸人。不如此的，在今日是汉奸，在中华民族史上永远是国贼。……熙洽、张景惠、殷汝耕都没有力量，因为他们都脱离了国家的立场，所以永远成了汉汗国贼，他们不能不托庇在敌人的铁蹄之下，做了受保护的奴才。这些奴才将来都有在中山墓前铸长跪铁像的资格。我们这个国家现在虽遭厄运，是决不会灭亡的。我们不可不明白这一点；一切脱离国家立场的人，决难逃千万年的遗臭！”

1948年7月24日周炳琳在《新路》（周刊）第1卷第11期上用笔名发表《傅将军面临一个考验》一文，文中写道：

“他人不能打胜仗，傅将军独能打胜仗，只这样便足以引人入胜。……‘七五’惨案发生，考验之期不旋踵而至，我们仍然爱护傅将军，希望他拒绝拖延的办法，